上周,我们谈到中国人很难在诺贝尔自然科学获奖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教育和文化充满了功利主义,而研究自然科学者,有时是必须耗尽毕生之力,去探讨人类完全无知的领域,它有时候甚至比靠运气才能中奖还要难,所以有千千万万的科学家(或者说大部分)终其一生,最后无功而返,但他们却「无怨无悔」,因为科学探索的过程中本来就是一种享受,得奬祗是另一个意外的惊喜。但中国人很少愿意去干这种儍事。或许您会说:那中国人还是有李振道、杨振宁、丁肇中、李远哲、屠呦呦得奖了呀!基本上这些人都不是真正的中国人,李、杨早已放弃了中国籍,丁肇中和李远哲虽然保有中华民国籍,但也是美国大学训练出来的,屠呦呦是唯一土产的。所以这些人基本上已接受西方人的价值观了。

即使是这样,以占有全球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这么多年了,才有五个人得奖?这也未免太少了吧?美国单就伯克莱加州大学一个学校,至今就有94位教职员或校友得过诺贝尔奖,当年,我还在加大读书的时候,从 Berkeley 的 Telegraph Ave 街的这一头走到街尾时,经常都可以遇到好几位得奖主,也许这才是「群聚效应」吧?

自然科学类不说,今天且是谈人文科学,中国人为什么也得不了人文科学奖?

您如果要我给一个理由,我会说中国人基本上没有逻辑思考的思辨能力。而这正是西方教育的核心价值,也就是说:要得奖?先考验一下您的理论是否可以经历得起科学论证!

我同时在台湾及美国上过大学,取得了新闻学和会计金融专业,二者都是人文科学,回想起来,在教育方法上,二者真是差异太大了。

在台湾,学期开始,老师就叫您去买了一本 “教科书”,从学期开始到结束,老师也就教那本教科书,考试也祗考那本教科书。学生对该门课的暸解祗有那本书。更可怕的是,很多学生把这本书当成圣经,对它坚信不移。所以中国学子祗有是非,凡是这本书讲的都是对的,其他就是「旁门左道」。

在美国,学期一开始,老师就给您一张书单,通常五到七本书,自己看,不懂的去问老师,不是课堂上问,而是老师每周有特定的 open hours, 老师在办公室等学生来问问题,有时也天南地北的瞎掰。那课堂上干什么?脑力激荡,书读完了?那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本书的作者怎么讲,那本书的作者怎么讲,并且发表你的观点,人家西方的教育从小学开始,您就要上台发表您的看法,也接受其他同学的提问,因此,它训练出一套严密的 “逻辑思维” 方式。当年,我从中小学到大学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到美国每次讨论问题都是意识形态“硬拗”,结果经常被K得头破血流,最后,一直到读研究所,才开始养成了如何正反两面逻辑思考的辩论能力。

今日,很多人问我:和中国人讨论问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我会说,他们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因为他们祗读了“一本”教科书),学校老师怎么讲,就认为那一套是对的,他们的脑筋里面祗有自以为是的事非(通常是老师说的那一个观点),而没有其他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选择。所以,他们和您讨论(或辩论)问题,经常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没有思辩方法,不接受别人观点是 Ok 的。但至少你要对别人观点尊重,这是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但中国人一听到不同意见就干爹骂娘,这种现象在今日自传媒的交流方式特别明显,西方是论事(当然有时候也会有几句脏话),但中国人祗有干爹骂娘,却不讲理由。

您以为拿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么容易吗?难呀!通常得奬人在三、四十岁就要开始订定您的理论基础,剩下的时间是用来印证和答辩的,而且通常不经过二、三十年的思辩是不会被认同的。

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位引力波探测计划的重要科学家,莱纳•魏斯(Rainer Weiss),巴里•巴里什(Barry C。 Barish)和基普•索恩(Kip S。 Thorne)。其实引力波理论的创造者是爱因斯坦,有人说,今年真正得奖人应该是爱因斯坦,可惜他等不到理论被印证的一天就归西了,( 诺奖是不颁奖给死人的)所以奬项祗好颁给印证他理论的后人。

今年经济类得奖人理查德•塞勒,他是在1995年就发表了有关人类在处理经济问题时的非理性或有限理性的学说,但是直到今年才得奖。有些人甚至先前预测他在有生之年已得不到这个奖了,因为在2013年诺贝经济学奖类已颁奖给他的晚辈,也是研究行为经济学的罗勃•席勒(Robert Shiller)了。但塞勒没有放弃,他为了宣掦自己的理论,在华尔街电影 The Big Short 客串一角;以职篮球员连发中这种「炙手谬误」(hot hand fallacy),来解释金融风暴期间投资人的不理性心态。他说:「每次危机都是行为经济学的好范例。」来印证他的理论,他甚至以实际行动成立基金公司,Undiscovered Managers Behavioral Value Fund (UBVLX)其基金的业绩从成立日1998年12月28日开始计算,若当时投入10000美元为起算点,到今年9月底就会有93244美元,回报率达到了惊人的832.44%;比巴菲特多了500%。可见现代要得奬还得实务印证,非常不容易呀!

笔者认为,在未来几年内,将会有人因为研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而得奖。这是中国人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佳机会,改革开放后,中国己走出了一条「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以及「以公(官)营事业加速技术变革」的新经济发展模式,它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理论模式,如果有经济学者以此为蓝本,做出系统分析,并计算出模式,要得奖并不难。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写了很多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模式的书,也被称为是中国人中最接近诺贝尔奖得奖者,以他对中国的先知勺见应是得奖的最佳可能人选,正如国际知名学者杰弗瑞•萨克斯所言:毫无疑问,杨小凯是研究其祖国——中国社会转型问题最深刻而无畏的分析家之一。可惜杨小凯英年早逝56 岁就走完了一生,已经来不及辩证和完善他的理论了。

早期的中国教育不是没有思辩的,「论语」之所以叫「论」语,就是因为它是思辩而来,其中有一段「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就是孔子要弟子们发表自己意见,想法的记载,可惜到了韩愈就变成了;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学生的角色不见了!

还有,其实,藏传佛教的“经辩”,也是思辩养成教育的一部份。有一次,我在色㮙寺看小喇嘛经辩,透过翻译,我才了解其激烈的程度绝不亚于我在研究所的训练。达赖喇嘛的著作能风行全球,他能到世界各地演讲思路无碍,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有一次吃饭我问杨小凯,您一路走来,如何应付思辩这个大问题?他哈哈大笑说:“别忘了我在中国监狱里蹲了十年的大牢,在里面的思考,可比在课堂的思辩深刻得多了。” (那到底什么是「思辩」?我们下周另章谈这个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