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號奧地利華人舉行示威遊行後，筆者以“基本滅音”來形容奧地利媒體對此活動的反應。主要原因是，自2003年3月伊拉克戰爭膠著時刻、西方媒體突然大肆渲染“非典”以來，經過“傾銷廉價產品”、“外銷有毒物質”、“留學生及交換學者偷竊情報”、“中國支持蘇丹與津巴布韋暴政”、“為製作壯陽藥而導緻稀有動物的滅絕”、“希特勒式地借奧運展示強權”、“在西藏進行血腥鎮壓與文化滅絕”等等等等，這一係列毀譽動作，使得2003年歐洲人對中國的良好印象，從70%降低到目前的30%左右。該變化，說明毀譽規模之大與問題的嚴重。

　　是否西方媒體一概如此青紅皂白不分呢？這也未必見得，以奧地利主流媒體而言，最近就大篇幅刊載過駐奧國吳墾大使針對西藏事件提出的反駁。然而在鋪天蓋地的毀譽信息掩蓋下，以“基本滅音”來形容西方媒體的做法並不為過。

　　有人列舉一些奧地利網絡雜誌的零星報道以示反證。筆者覺得有必要提示，網絡新聞多為“滾筒式”新聞，當《明鏡》的網絡雜誌有意醜化中國時，可以連續10多天把誹謗中國的消息列為頭條新聞，如果目的隻在於粉飾其“新聞中立”，則刊登一條對中國較公正的言論後，過幾小時便不見蹤影。換言之，不要為假象蒙騙，大家該留心的是影響力最大的主流媒體是否理睬，在什麼時段理睬，用什麼方式理睬…。這方麵，絕不是個單純的觀察角度問題，悲觀者認為半杯水為“半空”，而樂觀的人形容為“半滿”。這是一個當前對華客觀言論杯水車薪的問題。

　　西方媒體對中國作邊緣化處理，對華人投稿不加理睬，對華人立場進行滅音的活動早就是不爭事實。該事實不止是導緻華文文化成為次文化，不止是在全歐洲範圍內造成社科係、漢學係裏正規編製的華人教授數量基本為零的奇特現象。甚至，除了南、北歐情況較好之外，中西歐的華人地位一向就是二等公民。

　　對此不公現象，我們不必妄自菲薄，也不需要竭斯底裏，更不應當文過飾非。而是，要勇於麵對、設法扭轉。如果為了些許媒體曝光而大吹大擂，以至於誤導中國政府大規模發動海外華僑的力量，其後果必定是災難性的。因為在西方有所需要時，華人是值得歡迎的勞動大軍，在可有可無時，華人是二等公民，在矛盾激化時，海外華人就是任憑他人糟蹋的人質！

許多人認為筆者對西方世界的某些論斷偏執、誇大、臆想。以下不妨推薦一篇6年前發表的譯稿。希望這些同胞看後會意識到自己善良的心袒護的是些什麼勾當。

最後，本文從２００３年談起，需要再加補充的是，２００３年國際上還存在著一個反戰的法、德、俄“和平軸心”或稱“道德軸心”。近幾年，德、法相繼改弦易轍導緻“軸心”解體後，國際政治領域就明顯地少了幾分道德與和平。2008-04-24

冷戰後的媒體“一體化”

俞力工

　　冷戰結束後，國際上出現媒體“一體化”現象。筆者過去曾討論過中西歐左派與自由主義派媒體工作人員紛紛靠邊站的趨勢，但卻不曾涉及“一體化”的具體過程。以下，不妨從一段真實采訪記錄，為此新生事物添加注腳。該采訪係由法國電視二台主編莫利諾先生（Jacques　 Merlino，參見其著作《南斯拉夫的實況不好說》）主持，采訪對象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全球大眾事務社路得芬公關公司（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的社長哈爾夫先生（James Harff）。

莫：哈爾夫先生，貴社的工作是怎麼進行的

哈：很簡單。我們主要靠的是一份名單、一台電腦和一台傳真機。名單上，收集了幾百個政治家、人權組織代表和大學工作人員的名字。為使消息有效地影響宣傳對象，我們根據題目性質用電腦挑出適當人選，電腦又與傳真機聯在一塊，我們隻要認為這些人會有所反應，幾分鍾內便可準確地把信息傳遞出去。我們的任務在於，盡快把信息廣為傳播，讓那些與我們合拍的觀點成為最早的輿論意見，因此速度是至為關鍵的。隻要某條信息對我們有利，我們就立即采取行動，使它成為大眾輿論。我們很清楚，先入為主的意見才算數，此後他人提出的任何辯解絲毫起不了作用。

莫：你們的活動有多頻繁？

哈：關鍵不在於次數多，而在於有本事適時地影響適當人選。我不妨給你透露幾個數字：從6月到9月，我們針對重量級的報紙發行人組織了30次消息發布會，13次獨家消息發布會，共傳遞了37份官方信函和 8份官方報告。我們還舉辦了多次會談，讓波斯尼亞伊斯蘭教的政要與美國副總統候選人戈爾(AlGore)、在政壇上挺活躍的國務院秘書長伊構伯格（Lowrence Eagleburger）和十位頗具影響力的參議員，其中包括密丘爾（George Mitchell）和多爾（Robert Dole）接觸。我們與白宮官員與參議員分別打了48和20通電話，與記者、社論家、電視新聞播報員和其他媒體權威人士也打了上百通電話。

莫：你對情況怎麼那麼了解！你對哪項工作最感到驕傲？

哈：我們很成功地讓猶太人站在我們這邊。這事作起來挺棘手，風險很大，因為克羅地亞總統突基曼（Tudjman）在他的《曆史事實的歧途》一書中措辭很不小心，誰看了這本書都會指責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至於伊斯蘭教這一頭，情況也不妙，因為其總統伊茲別哥維奇（Izetbegovic）在他1970年推出的《伊斯蘭教聲明》一書裏言辭之間過於一麵倒向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國家。此外，過去在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的確曾發生過殘酷迫害猶太人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克羅地亞所設的集中營曾消滅了數萬名猶太人。因此猶太知識界和各猶太組織有充分理由敵視克羅地亞與波斯尼亞。要把這情況給巔倒過來，對我們說來當然是個很大的挑戰。結果，我們的工作出類拔萃。就在1992年8月2、5這兩日，恰好紐約的《新聞日報》（Newsday）把塞爾維亞人設立集中營的消息給抖了出來，所用的標題是“死亡之營”、“古拉格”（Gulag）和“塞族的死亡之營”（筆者按：該報導隨後為德國記者戴希曼Thomas　 Deichmann指出為捏造）。我們趁機把猶太人

的3個龐大組織爭取到我們這邊：反誹謗同盟、美國猶太人委員會和美國猶太人議會。

我們向他們建議，在《紐約時報》上刊登一條廣告，同時在聯合國大門之前發動一次抗議集會。結果出奇地順利。猶太人組織對波斯尼亞伊斯蘭教徒的支持，對我們說來，的確是個非常出色的部署。不過是舉手之勞，就讓大眾輿論把塞爾維亞人置於納粹分子的地位。你知道，南斯拉夫問題極為複雜，誰都不知道那兒到底出了什麼事。其實，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會問“波斯尼亞究竟位於非洲的哪一帶？”而一瞬之間，我們就編出了一個好人、壞人的簡單故事。我們知道這件事影響極大。就因為我們爭取了猶太人而大獲全勝。自此，新聞界急轉直下，改變了整套語言，用上了很情緒化的字眼，例如：民族清洗、集中營等等，讓人聯想起納粹德國、毒氣室和奧西維茲（集中營）。情緒之激動使得沒人再敢提出相反意見，否則就得冒風險讓人指責為撒謊。我們算是擊中了靶心。

莫：可是你們在8月2日到5日之間根本還提不出任何證據。當時唯一的依據就是《新聞日報》所登的那篇文章。

哈：我們的任務不在於審查消息的內容真實與否。我們根本就沒有審查消息的途徑，但我說過，我們的任務在於把對我們有利的信息盡快傳播出去，為達到這個目的，事先得仔細挑選宣傳對象。我們並沒有強調塞爾維亞人在波斯尼亞設立了集中營，而是廣為宣傳《新聞日報》所強調的事件。

莫：但你不認為你們負有很大的責任嗎？

哈：我們是個中能手。我們得出色完成任務。人家付錢給我們，不是要我們宣揚道德學說，即便是負有責任，我們也十分坦然。如果你想證明塞爾維亞人是犧牲者，你就不妨試試，你的處境肯定是非常孤立。

哈爾夫先生的結束語的確是畫龍點睛，一方麵生動地描述了當前忠於職守的媒體工作者的艱辛，同時也不錯過利用接受采訪的機會為自己的“神通廣大”廣作宣傳。走筆至此，自然需要探討究竟是何方神聖差遣路得芬公司指鹿為馬，同時為何此類公關公司能夠在後冷戰時期發揮如此大的“一體化”作用。

　　　 據美國陸軍情報人員斯瑞上校（John Sray見“Selling the Bosnian Myth to America: Buyer Beware”《把波斯尼亞的神話推銷給美國－買者當心》）1995年透露，在南斯拉夫內戰期間，愚弄全球媒體與輿論的公司不隻是路得芬公司，還有同屬紐約華爾街的Hill Knowlton公司。後者於波斯灣戰爭期間曾一度名聲大噪，原因是為了改善科威特的形象和加強美國軍事幹預伊拉克的借口，先後製造了一係列妖魔化伊拉克士兵的謠言，而聘用該兩公司的雇主恰好都是與美國友好的波斯灣石油輸出國家。

　　斯瑞在書中詳盡介紹了當時波斯尼亞各民族交戰期間，塞族如何遭受迫害，如何再三陷入克羅地亞族與伊斯蘭教一方所設的圈套，如何受到媒體、輿論的詆毀，斯瑞自己的忠實、客觀報告如何不受美國政府的采納，美國駐巴爾幹地區的使館又是如何地顛倒是非，“盲目”執行偏袒伊斯蘭教與克羅地亞一方的政策…。

斯瑞顯然是個忠於職守的情報人員，始終不渝地把所觀察到的事實真相反映給其政府，而疏忽了其政府恰好要根據這些原始素材，擬定對國家擴張政策有利的方針，而各地使館工作人員正是國家方針、政策的直接執行機構，因此素材與政策之間必然出現了極大的“落差”。雖然如此，斯瑞先生從一個難得的側麵為市井小民們解答了一個問題，即沒有強大霸權力量的支撐，上述公關公司本事再大也無法一手遮天。200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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