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音译,Oliver Zhang)受够了。

这位悉尼会计师眼睁睁看着工党,然后是联盟党,在十多年时间里换了五位总理。

在此期间,他对两党的怀疑变成了蔑视。

他坐在Hurstville的办公室里告诉澳广(ABC),现在的政客“都没有在做对的事”。他基本记不住最新一批领导人的名字,他渴望澳洲政坛能回到从前的时代。

“我们需要找到一位伟大的领导人,就像霍克(Bob Hawke)[或] 霍华德(John Howard)那样的。”张先生说,“更稳定一点,专注于做好手头的事情,而不是一直改变政策。”  

张先生的选票很重要,他住在悉尼选区Banks,这是今年大选中竞争最白热化的选区之一。

该选区紧邻悉尼南边的乔治河,覆盖了Oatley和Lugarno等繁荣发展的河滨郊区,以及Riverwood和Revesby等工人阶级郊区。现任议员是移民部长科尔曼(David Coleman),但得票率优势只有1.4%,所以两党都在疯狂投入资金、志愿者和精力以争夺这个选区。

但是所有这些关注都没能激起张先生的兴趣。他知道两党都想要他的票,可他还没想好5月18日要投给谁。

“这是政治问题——他们自私自利,根本不关心公共利益,这让我很担心。”他说,“我不知道哪个党会比较好。”

正是这种情绪让Banks激烈选战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测。

移民潮定义并改变了Banks

几十年来,Banks一直是工党领地,而且大部分居民都是白人。

工党候选人、工会官员冈比安(Chris Gambian)就在这里出生长大,他的父母在1970年代从印度南部移民来此。“他们说当年在Mortdale的街上走,只有他们是棕色皮肤,所以人人都认识他们。”他告诉澳广,“当然,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他说的没错。

像悉尼的大部分地方一样,接连不断的移民潮已经改变了Banks。大量人口从包括中国、尼泊尔和印度等国涌入。

华人区Hurstville位于Banks选区的边缘,这里有许多商家张贴着科尔曼或冈比安的中英文竞选海报。

自由党称,该选区日益繁荣,加上移民涌入,逐渐使Banks成为自由党选区。科尔曼2013年首次赢得该选区,三年后再次连任。

当地市议员和自由党成员刘女士(Nancy Liu)说,许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搬到Hurstville的华人对工党保持着强烈的忠诚,因为是霍克和基廷政府允许他们留下来。

但这也正在发生变化。

“无论发生什么,都有一群人是工党死忠,但我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她告诉澳广。但该地区的许多华人都自己创业,刘女士认为,他们与联盟党的经济议程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希望支持能够支持小企业和经济的政党。”

这也是科尔曼先生在悉尼市中心举行的自由党新闻发布会上传递的信息。他对Banks华人社区“强烈的企业精神”表示赞赏。

“许多具有华人背景的人——以及来自其他背景的人——来到澳洲,他们辛勤工作,遵纪守法,赚钱养家,并为下一代创造机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澳洲成功故事。”

用普通话、粤语和上海话竞选

事实上,两党都在加紧努力,讨好全悉尼的华人社区。工党在几个游离选区请出了会说中文的前总理陆克文,包括Banks和霍华德的老选区Bennelong。

说得一口流利普通话的陆克文也出现在工党的中文社交媒体账号上。

而新州自由党则依靠26岁的新生代容思程(Scott Yung)来打动华人,他在3月新州选举中几乎把与Banks重叠的新州选区Kogarah从工党手中夺走。

他打趣说自己是联盟党在联邦大选中的“冲锋队”。“我们冲锋队的工作就是在华人聚居的关键游离选区——像Banks、Reid和Bennelong——与他们分享自由党的价值观。我们举办论坛,开展竞选活动,并用普通话、粤语和上海话进行交流。”

他们还积极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自由党的广告和专门针对华人选民的宣传信息。

容先生的家庭就是华人社区政治态度转变的一个缩影。容先生的母亲张女士(Karen Zhang)曾是霍克工党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但她对工党的忠诚已经减弱。“以前我都随大流,曾经我所有的朋友都是留学生。”她说,“他们说‘我们要投工党’来表达感激之情,我也没多想,就跟着大家投了工党。”

但冈比安否认该选区正在从工党手中溜走,而且对华人天然亲近联盟党的说法嗤之以鼻。他表示,无论背景如何,Banks选民最关心的还是民生问题,如医疗、教育和老年护理。

他认为,在最近关于中国共产党干预澳洲政治的辩论中,许多华人认为他们沦为联盟党的媒体的替罪羊。

他说:“在需要捍卫华人社区的时候,联盟党连个影子都见不着。我认为华人社区对此深有感触。”

边境、难民和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在Banks的几个移民社区引起了深刻反响,而不仅仅是华人社区。

科尔曼表示,Banks的老居民和新移民都支持联盟党在边境保护和驱赶难民方面的强硬立场。

但工党提出了一个比联盟党更慷慨的新父母团聚签证。政府的父母签证每年上限1.5万人,居留五年需要1万元。工党计划不设上限,五年签证只收2500元。

科尔曼对此提出严厉批评,称无上限的计划可能吸引10万老人涌入。“人们意识到移民计划必须有序而且管理良好。”

但工党相信,新签证既是良好的社会政策,又可以大量吸引选票,因为有大量中国和印度移民想接父母来澳团聚。

冈比安表示,在目前的制度下,许多家庭无法对双方父母尽孝,许多家庭长期远隔重洋。

“关键是你信任谁来当澳洲总理?莫里森还是肖顿?这是一道选择题。”科尔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