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主要建立在新进移民基础上的国家而言,移民无疑是一个持续讨论的话题。

上个十年(截至2016/17),在海外留学生和矿业投资带动就业增长的驱动下,澳大利亚净海外移民创下新高,达到平均每年217,400人。

其中,新州和维州占到了澳大利亚净海外移民总数的61%,而昆州和西澳则占到30%左右。因矿业资源行业相关移民减少,南澳、塔州、和澳首府领地的海外移民比例保持在长期平均水平。

据ABS提供的数据,澳大利亚每1分40秒就会有一个新生儿出生;每3分18秒就会有一人死亡;每2分18秒就会有一名净移民产生。如果按照目前每1分22秒新增一名澳大利亚公民的速度计算,澳大利亚人口将在今年10月初将突破2500万整数大关。

随着悉尼和墨尔本两地的房价快速上涨,工资增长率停滞不前。很多反对移民的声音开始日嚣甚上,一些民粹主义者也越来越多将所有移民统称为“非澳大利亚人(un-Australian)”对后者进行发难。但是实际上澳大利亚是一个多文化的国家,28%的澳大利亚人口出生自国外。

这些反对移民的人士往往只是简单的将经济不景气归结于移民导致的人口增长所致。事实上这样的观点太过片面。很多反对移民的人眼中看到的是移民所带来的住房和工作竞争,却忽视了后者为带动就业所作出的贡献。他们也忽视了“1+1>2”的协同作用。事实上,澳大利亚移民与发展并不是一场零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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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洲成为全球第7大首选移民目的国

二、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

三、人口老龄化之社会负担

四、抵制移民下一个增长路在何方?

五、新移民在澳工作,是 “屈就”,还是乐得其所?

澳大利亚成为全球第7大首选移民目的国

汇丰银行(HSBC)最新公布的《外国人调查报告》表明,全球最佳移民目的国排行榜中,澳大利亚从第11位上升至第7位。

上文种种数据表明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率创下新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推高了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率呢?很简单,澳大利亚是很多人心仪神往的宜居之地。

汇丰银行(HSBC)今年公布的《外国人调查报告》表明,在去年全球最适合外派人员居住、工作及养育家庭的国家地区排名中,澳大利亚从第11位上升至第7位。

除了澳大利亚的整体排名全球前列外,澳大利亚在以下三个子项目上的排名也处于世界前列:

抚养子女的宜居国家/地区, 澳大利亚在159个国家中名列第3位。

79%的受访者均认为澳大利亚的生活质量相对本国要高。

>60%的受访者认为澳大利亚的收入增长潜力较本国要强。

从上述评论不难看出这些受访者并非打算短时间停留在澳大利亚而已。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来到这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后逐步爱上了这里,并期望长期留在这里。

汇丰银行零售银行和财富管理负责人Graham Heunis说道:“上述假设和推测非常贴近现实情况。在很多选择移居澳大利亚的人群心中,澳大利亚生活质量高、环境优美、气候宜人。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研报告表明31%的外籍人士在澳大利亚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并定居在此。”

据悉,汇丰银行的这份调研报告共走访了27,500名外籍人士。调研结果表明新加坡主要因经济获益因素排名第一。

根据瑞银的分析,澳大利亚人口增长速度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进而推动当地住房需求旺盛。

据经济学家George Tharenou和Carlos Cacho透露,“持续的人口繁荣很有可能支持住房需求超出人们预期。其中以墨尔本为代表,当地录得澳大利亚最高的人口增长率。”

毫无疑问,在城市发展不及人口增长需求时,相应的各种问题就会因此产生。McCrindle说道:“公共交通变得拥挤不堪,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你会感觉到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会有所下滑。随着时间的变化,曾经的优势也就转变成了如今的劣势。”

澳大利亚的人口快速增长给当地经济的扩张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但是政府在考虑配套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时应基于“实际人口增长”而非统计学意义上的人口。

移民对澳大利亚经济的重要性

20世纪,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主要源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据统计,1901-1001年期间,自然增长占人口增长总数的2/3。

但是过去十年,净海外移民成为推动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自上个世纪80年代起,净海外移民更是成为澳大利亚适龄就业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澳大利亚统计局人口学家Andrew Howe说道:“出生率很难再回到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峰值水平。因此,在出生率未出现回升或回归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移民成为确保人口增速的主要因素。”

移民给澳大利亚经济所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尤其是上个世纪末技术移民签证实施以来更是如此。一方面,移民推动适龄就业人口比例提高。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吸引的移民往往是年轻、受过良好教育、更富有生产力的人群。

Howe说道:“如果没有移民,澳大利亚相比现在则经济体量要小、同时人口结构要更为年老。因为,移民平均年龄较澳大利亚居民平均年龄明显要小。”

进言之,鉴于移民往往相对要年轻,因此大部分移民会选择在移民澳大利亚后进行生育,在带动人口增长的同时也推动了生育率的上升。这就是移民所带来的人口乘数效应。

澳大利亚内务部长Peter Dutton表示:“伴随高技术型人才的流入,移民增加了澳大利亚的税收收入,为澳大利亚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人口老龄化之社会负担

上文我们谈到了移民的人口结构较澳大利亚本地居民要年轻,进而给澳大利亚经济带来的积极推动效应。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澳大利亚人口老龄化给社会和经济所带来的负担。

整体而言,年龄结构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了适龄劳动力的百分比,进而影响一国的居民生活水平。

下图为澳大利亚就业人群的潜在经济负担:

此处需要供养的人是指不满15岁的未成年人和年满64岁的老人,而劳动力是指15岁-64岁之间的适龄工作人群。

比例越高,则表明负担越重。换言之,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以及缴纳税收的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

伴随婴儿潮最后一代的退休,经济负担将不可避免地增加。至于这种经济负担增加的程度和幅度,则取决于澳大利亚接纳海外移民的结构和数量。

在移民数量大、生育率高、预期寿命适中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给澳大利亚带来的经济幅度增速即相对要低。

据统计,考虑移民的情况下,澳大利亚目前每100个劳动力需要供养53个人,到2101年,这一比例则上升至100:68。在没有移民、生育率低、预期寿命长的情况下,2101年的这一比例则可能发展至不可持续的100:102。

抵制移民下一个增长路在何方?

联邦政府的思维模式近期发生明显改变。457签证的废除表明移民政策已经收紧。 此举的动机似乎又一次旨在获得选票,以经济稳定或环境保护为借口的“偏见”。

撇开政治姿态,澳大利亚似乎不知不觉地暴露了一个更大的问题。没了移民,澳大利亚经济未来靠什么拉动?

大部分的经济增长预测都是以每年40万人口增长为基础。后者相当于一座新城市的规模。

随着矿山产能趋于饱和、资源价格下行、东部沿海住房繁荣最终无法持续、移民数量回落,澳洲创造经济奇迹的秘密武器也就不复存在。

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如果要提升生产力就必须进行重大基础设施支出。这些支出本就应该进行,以应对不断涌入的移民需求。

澳大利亚政府如果真的想要控制预算赤字,而不是简单的依赖无数新进移民来推动经济和增加税基,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就不得不直面严重的财政问题。

也许他们会认真考虑资源租赁税,而不是看着国家的财富取之殆尽而无所作为。外企减税可能会让步于落实公司税。此外他们还会质疑:我们是否可以承受富人养老基金和房产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答案是也许。但是这么做势必会以衰退作为代价。

新移民在澳工作,是 “屈就”,还是乐得其所?

2017年,澳洲统计局发布了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澳洲的新移民和临时居民,每3个人中就有2个人有工作。截至2016年11月,澳洲170万近几年移民澳洲的和持有临时签证的居民约65%得到雇用。

其中,近几年移民澳洲的居民(近期移民)界定为海外出生、2006年以后抵达澳洲并一直在澳洲生活、抵达时年龄超过15岁,且当时不是澳洲公民或新西兰公民,现在也不具新西兰公民身份,但有澳洲永久居民身份。

据统计局数据显示:约9%的近期移民抵达澳洲时工作已经确定,46%花费约三个月时间寻找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在作为主签证申请人的技术移民中,据估计82%在2016年11月时都得到了雇用。

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份“鼓舞人心”背后的是许多高学历移民的心酸。许多高学历华人在澳找工作,只能“屈就”?

据悉,澳洲几乎三分之一有工作的近期移民表示,寻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有难度,最常见的原因就是缺少当地工作经验和介绍人(65%),其次是缺少当地的联系网络(31%)。

自1988年以来, 通过技术移民制度,澳大利亚吸引了来自全球数十万高素质的移民。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澳大利亚技术移民政策存在一个明显的弊端,即人才浪费现象严重。

据统计,澳大利亚有40%的移民存在“学历高于实际要求”的情况。这样的现象导致很多技术人你才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相比之下,澳大利亚本土居民的这种情况只有前者的不到1/4。

导致这一问题发生的原因何在?

澳大利亚就业政策未能实现和移民政策的有效衔接是主要原因之一。

技术移民制度旨在为就业市场提供紧缺型人才,但是现行的就业政策却未能让这些技术移民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方面紧缺人才继续缺乏;另一方面,新进技术移民无法找到合适的岗位。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是关于移民的问题,实则对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可产生明显影响。政府财政收入中来自这些移民的收入未能达到本应达到的预期水平,反过来则会影响公共财政支出、消费和投资支出等。

从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制度设计的初衷来看,其主要是针对年轻、接受过高等教育、会说英语的技术型人才。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对不具备这些特征的移民“开绿灯”。例如那些通过家庭团聚或人道主义签证进行澳大利亚的移民。

此外,技术移民体系和就业市场不匹配还存在一个主要原因,即雇主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并非澳大利亚技术移民制度纳入的人才。

进而言之,导致这一现象的发生的原因是雇主向移民管理局申报要求和移民局纳入这些人才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很多情况下可长达数年。

要想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实现就业政策和移民政策之间的匹配,需要加强两大部门之间的紧密沟通和协调。但是从现行做法来看,并非易事。

虽然澳大利亚现行的技术移民制度本意是基于雇主的需求,但是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人口管理制度。至于新进移民是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填补劳动力市场的短缺则成为了各个部门各司其职的问题。

例如,在澳大利亚市场,很多企业雇主并不承认新进技术移民在境外的工作经历。因此往往不愿意在一开始就给予这些技术移民很重要的职位。尤其是需要执业许可的专业岗位。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也缺乏针对本土雇主雇佣新进技术移民的激励政策。因此,很多在国内本享有的优厚待遇的新进移民来到澳大利亚又不得不面临重新开始的窘境。

移民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常简单的关系。人口越多,经济体量越大。人口越多,产品和服务消费也就越多。

通过移民推动经济增长本身并无不好。但是过去20年里澳大利亚政府所犯下的错误是:一方面它们乐于看到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又完全不愿意进行必要的支出确保经济能够应对大量移民流入的需求。

结果,我们的很多大城市都不堪重负。基础设施已经陈旧过时。公用事业供不应求。 这种局面反过来又对我们的生产力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我们的财富分配进一步扭曲。

我们即将取得的经济成就,撇开原始GDP数据,我们仅仅前进了一小步。

如果按照人均GDP增长来评估澳大利亚的经济表现,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并未如此靓丽。

就年化增长率而言,我们的人均GDP增长率与25年前衰退相比仅高出2%。并且这2%只是保持到了新千年后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均保持在1.5%和1%的水平。

移民应视为发展的乐观机会。相反,政治决策者不应鞠躬于狭隘、无知和不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