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似乎又失去了作用。随着对我们最具战略意义的东北亚领域事态正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改变,澳大利亚却发现自己无法与位于这些事态中心的主要参与者——也就是中国——进行接触。

由于澳大利亚决定采取对中国的战略不信任政策,任何可能对中国施加的影响力已经式微,甚至到了两国关系冰封的地步。

就澳大利亚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言,再也没有比现在出现澳中关系冻结更糟糕的时机了。我们需要与中国建立良好和密切的关系,不仅仅是出于贸易和商业原因,而且因为中国对澳大利亚感兴趣的所有重大国际问题至关重要,比如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堪培拉曾广泛认识到这一点,但显然不再如此,

如果对中国塑造东北亚事态的中心作用有任何怀疑,那么上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访华应该会消除这些怀疑。这是他不到一个月内第二次访问中国,也是他自2011年成为朝鲜领导人以来的第二次访华。

中国当地媒体报导了习近平主席和金正恩在中国北方沿海城市大连的海滨长廊散步,还有他们坐在公园长椅上欣赏春日阳光的场景。与几周前金正恩首次访问时的官方盛会相比,这一切都是为了传达一种亲密感和舒适感。

金正恩与特朗普即将举行的峰会毫无疑问将成为谈话的主题。中国正在制定金正恩将与特朗普见面时会带去的要求清单。而这就是新兴国际秩序的模样。

重大外交胜利

自会议以来,北京有传言称,本月的上海合作组织会议(SCO)将从山东省沿海城市青岛迁至朝鲜。如果属实,那么这将是非凡的。

它不仅突出了朝鲜内部事态的迅速发展,而且将成为中国的重大外交和地缘政治胜利。朝鲜加入联合国以外的任何国际安全机构的想法在几周前还是不可想像的。此外,它还表明,无论朝鲜在核武器上达成何种协议,金正恩都希望它能够持久,而不仅仅是一种短期的谈判策略。

中国于2001年创建了上海合作组织,最初由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组成。它旨在平衡美国在前苏联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伊朗和巴基斯坦是观察员,而最近印度也已经这样做了。巴基斯坦和印度在2017年加入,这是中国的另一项重大外交成就。如果上海合作组织会议实际上移至朝鲜,这标志着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优势。

澳大利亚从来没有对上海合作组织投以太多注意,事实上我们对中亚地区似乎没有什么外交政策,对俄罗斯也没有,除了对普京总统的敌视以外。有趣的是,印度选择加入上海合作组织。而澳大利亚希望吸引印度作为奥威尔式概念中印度洋太平洋的支柱。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随着东亚地区事态迅速发展,印度在东亚地区没有地缘政治或战略角色或利益。印度太平洋作为地缘政治概念毫无意义。

随着澳大利亚最直接的战略利益地区正在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澳大利亚极少甚至根本没有的外交活动是非常不寻常的。

过去十年,每当进行六方会谈或朝鲜表现异常时,前外长唐纳(Alexander Downer)都会派遣特使访问北京、东京和首尔——有一次甚至还访问了平壤——以确保每个参与者都了解我们的利益,并且与他们建设性地合作寻找解决方案。所有国家都明白,澳大利亚通过我们深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和我们的联盟,在东北亚地区有真正的和直接的安全利益。

毕晓普的“奇谈怪论”

在过去的两个星期里,中国也成为重大变动中的关键演员。印度总理莫迪对中国进行了双边访问,并就未来新的合作形式达成了一致,李克强总理访问了日本,这是自2008年以来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日本。而印度和日本都明确表示,他们正在寻求改善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因此,在受到大肆炒作的四边安全对话中的两个成员都在寻求拉近与中国的关系,而澳中关系却依然冰封。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已经两年多没有访问过中国了。她激怒了中国,她对南海问题发表的言论是历任外交部长中最激烈的,去年,她还在新加坡发表了一通极其怪异的演讲,称中国不适合担任地区领袖。但如果中国现在为解决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可能消除朝鲜核能力而发挥的作用不是领导力,你也很难找到另一个词来形容它。

现任外长在职业和个人方面都有许多备受推崇的特质,并取得了成就,尤其是推出了新科伦坡计划。然而,澳大利亚需要一位投身于历史和地缘政治问题的外交部长,他能够对问题感同身受,掌握澳大利亚在快速发展的新世界秩序方面所面临的深刻挑战,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形成这一挑战。

总理需要找一名更适合这一工作要求的人来取代现任外长。幸运的是,他的内阁中拥有丰富的人才和经验。弗莱登柏(Josh Frydenberg)和亨特(Greg Hunt)在外交政策方面都拥有丰富的经验,因为他们都曾在澳大利亚最富有成效的外交部长之一唐纳的办公室里工作多年。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芮捷锐文,芮捷锐曾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