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贸易部长乔博(Steve Ciobo)访问上海,结束了澳大利亚部长级访华的长期干旱。但这并没有解决澳大利亚的对华关系问题。

在澳大利亚能够想象得到的所有未来场景中——无论是好是坏——中国都会扮演核心角色。正如谭保政府的外交政策白皮书去年所言,中国“对我们的安全与繁荣造成最大影响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影响越来越大”。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北京变得更加自信,它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政府模式,它可以塑造一个与我们自二战后所知道的截然不同的国际秩序。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新外国直接投资的最大来源。超过一百万澳大利亚人声称拥有中国血统。还有大约相同数量的澳大利亚人是在中国出生的。

因此,出于从社会融合到国际安全在内的一系列原因,让对华政策保持正规,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面临的唯一最重要的挑战。

相反,澳中关系眼下正在经历总理所说的“一定程度的紧张”,而其他人则形容为彻骨的寒意。尽管堪培拉正在发出和解的信号,但我们议程上的任何重大问题都没有取得进展。乔博仅仅会见了上海当地官员。

双边关系紧张本来没有什么问题。毕竟外交政策的目标是追求利益和处理分歧,而不是培养温暖的感情。

但目前的问题不是正式的政策立场的结果。谭保政府明面上的对华政策与本世纪以来的历届澳大利亚政府基本一致。

正如其白皮书所言,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并接受它将要求更大的影响力。我们不打算改变中国政府的性质。用乔博的话来说,我们的关系“是以尊重我们各自的历史和世界观为基础的”。

矛盾的混乱

但我们又希望中国崛起之后,亚太地区是一个能够倾听到所有声音的地区,并遵守商定的海商法或贸易规则。

困难的根源在于运作而不是表面上的东西。这不是任何一位部长的错。对华政策是分化的,聚焦于国内的和不协调的。

在受共识驱动的堪培拉,国防,安全,经济和外交政策机构之间和内部的分歧异常顽固。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顽抗正在成为衡量对澳美联盟忠诚度的标准。

我们给北京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讯息本应该明白无误,但结果却前后不一。

乔博表示,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为区域基础设施做出的贡献”,但更为重要的讯息是,这是中国驱动的印度太平洋地缘政治努力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将努力建立替代方案。

但当前政策的批评者被视为“中国游说团”的一部分或者被当成中国政府影响力的代理人。

澳大利亚从未像现在这样,必须管理一项牵绊着我们所有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而且有些时候还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牵绊在一起)的外交关系。我们的挑战不是简单地说出我们不希望中国做什么,而是制定政策来帮助塑造其行为,以符合我们的利益和我们所信仰的价值观。有时,这需要与中国接触,有时则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但它要求我们的目标更清晰,前后一致,在实施上更加细致入微。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Allan Gyngell文,作者是中国事务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前国家评估办公室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