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周,全世界都在关注泰国北部偏远地区上演的英勇的“野猪”足球队营救行动。一群外国洞穴潜水者和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员花了三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穿过数公里的淹没地带来到洞穴的入口。与此同时,SpaceX公司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他的团队与洞穴专家夜以继日地合作,生产出一艘专门根据儿童体型设计的潜艇,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协助救援。此次有超过1000人参与救援行动,包括来自十几个国家的志愿者和技术援助人员。

虽然这场行动本身就很引人注目,但国际社会对救援行动的关注程度却更为惊人。事实上,澳洲的每一个主流媒体(更不用说所有大型国际新闻服务机构了)都在对此次救援进行实时更新和专题报道,外交部长比什普(Julie Bishop)每天都举行新闻发布会,甚至连以不热情著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破天荒地为救援行动发了一条推文。

在此类事件中,是什么引起了我们的集体想象?这要在某种背景下进行解读,读者可能会把这次救援行动与2010年智利北部发生的科皮亚波(Copiapo)矿难做比较。那次矿难中,33名矿工被困在塌陷的矿井底部长达69天。近10亿观众观看了这些矿工最终被绞车拉到安全地带的过程,这次行动耗资数千万元,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专门设计和制造了一个救援舱。

Tham Luang洞穴和科皮亚波的救援行动让我们注意到一个已被大量研究证实的心理现象——“可识别受害者效应”。它指的是,人类心理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去帮助那些被确认面临很大危险的人,而不是那些处于类似情况但某种程度上仍“未被识别的”人。

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伦理学家写了很多文章,详细阐述了我们的移情能力是如何引导我们以一种与理性和公正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冲突的方式(无论好坏)行事的。

因此,比起其他依然存在的、影响范围更大的人道主义问题,人们显然更加关注的是诸如Tham Luang救援这样的事件。我们可能会将泰国洞穴救援的戏剧性事件与无数未被识别的罗兴亚族(Rohingya)受害者进行对比,这些人由于暴力和种族清洗而从邻近的国家缅甸流离失所。尽管在孟加拉资源匮乏的难民营里,生活在恶劣条件下的罗兴亚人面临的问题要比泰国洞穴救援严重得多,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至少目前)却集中在从洞穴中被营救出来的这群男孩身上。

周一在《The Conversaion》专栏中,昆士兰大学的丹•克里姆斯顿(Dan Crimston)做个了对比,他称,我们对泰国救援行动予以很大的关注,却对滞留在瑙鲁和整个澳洲大陆的羁留中心的约200名儿童没那么关心。

鉴于我们对泰国救援行动付出的努力,他表示,我们对其他需要帮助的儿童却漠不关心,这是“我们道德认知的一个缺陷”。耶鲁大学心理学家保罗•布鲁姆(Paul Bloom))在2016年出版的畅销书《反对移情:我们应给予理性同情的理由》(Against Empathy:The Case for Rational Compassion)中,将移情描述为“糟糕的道德向导”。

尽管我完全赞成解决那些更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但我对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克里姆斯顿、布鲁姆和澳洲哲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试图为移情贴上“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危险错误”这一标签表示怀疑。

这似乎暗示了国际社会对这些受困泰国儿童给予关注是错误的。我不赞同。理由如下:

首先,这次救援行动涉及的儿童面临即刻死亡的危险。

其次,这是团结一致的一种表现。泰国社会与足球队建立了紧密的团结关系(该国国王甚至出面干预,敦促迅速进行救援);这也是国际团结的一种践行,可悲的是,这种团结如此罕见,所以我们理应接受它。

再次,这一事件没有(像涉及移民政策的问题一样)卷入政治争议。移情无疑是我们原始人性的产物,没有掺杂意识形态的成分。

最后,我们许下的承诺并非相互排斥——国际社会对泰国事件的关注与我们提供给难民的持续人道主义支持没有冲突。

诚然,我们应该在情感反应和理性思考之间找到平衡,但这并不需要我们把移情这种人道主义情绪病态化。“野猪”足球队获救是难得的好消息,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助于团结日益分裂的全球社会。移情在这方面是催化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该把人性的这个基本特征病态化的一个原因。

 

(本文摘译自《时代报》 Xavier Symons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