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澳大利亚的部长们喜欢吹嘘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保持了社会凝聚力。

在国内外,谭保总理将澳大利亚描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国家。

在许多国家,澳大利亚的技术移民项目当然被视为非常成功的效仿榜样。

深受移民社区集中在特定领域,在社会和经济方面融入不足困扰的英国,在脱欧后也更加认真地研究澳大利亚的做法。

但在国内,澳大利亚成功故事背后的紧张局势却日益明显。

无论是墨尔本苏丹青年黑帮的暴力行为还是政治人物纷纷呼吁大幅削减年度移民配额,澳大利亚移民水平和方式的问题都变得越来越明显。

澳大利亚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关于这个问题的政治辩论——并且比针对寻求庇护者和边境安全的尖刻论点要宽泛得多。

社区焦虑

在澳大利亚,正如在许多其他西方国家一样,社区对移民水平以及文化融合程度的焦虑,特别是对穆斯林社区,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稳步增长。

前总理艾伯特一直试图引导一些焦虑,尽管他的评论像往常一样,过于纠结在抨击谭保的领导权上,以引起同事们的关注。

但自由党参议员史密斯呼吁对澳大利亚的人口增长进行调查,这一呼吁正在落在肥沃的联盟党基础上,即使政客们拼命想避免被指控为种族主义。

政府推动更多移民到乡镇地区定居的最新想法,是试图缓解悉尼和墨尔本等城市日益增长的愤怒,即人口增长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这在大规模拥堵和基础设施不足的情况下显而易见。

但在政策方面,如何吸引移民前往——然后留在——乡镇中心,一直是更加难以捉摸的。

因为这并不是一种能够在国境内强制执行的政策。大多数人,不管是移民还是澳大利亚出生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将前往澳大利亚已经成为最大的城市。

城市集中

公民身份部长杜吉(Alan Tudge)上周在伦敦举行的澳大利亚英国领导人论坛演讲中指出,澳大利亚出生在海外的人口比例很高(28%)——另有21%的澳人的父母出生在海外。这相当占了人口近一半。

但是,澳大利亚人口极端集中在城市,包括移民人口,意味着这个百分比在城市,尤其是悉尼和墨尔本,特别是在这些城市的某些郊区,要高得多。

相比之下,英国的第一代移民的比例为13%——由于社区的关注,政府一直承诺,但却始终未能成功将移民水平降至每年10万人。

美国的海外出生人口百分比与英国相似,而特朗普呼吁“打造非法移民的隔离墙”仍然是他吸引选民的最大驱动因素之一。

澳大利亚也不能幸免于这些力量。杜吉自豪地指出,澳大利亚移民的失业率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样——不像英国那样,相差6%。

这方便地忽略了这样一个现实:澳大利亚的平均数据受到就业参与率极高的中国和印度移民人数的影响。

部长也对有问题的“地区”表示温和的关注,称澳大利亚稍微有点偏向了“分离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而非同化主义模式。

但任何建议政府应该加强管制合法移民的做法都会让事情更加复杂。

这给商界敲响了警钟,他们严重依赖澳大利亚保持随时可以获得技术移民的状态。

吸引人才

商界领袖认为政府对457临时技术移民签证的限制已经在吸引“人才”方面产生了问题,这些“人才”对于构建未来的商业机会和行业至关重要。

大学部门将其整个商业模式建立在持续涌入的高额自费的国际(大多数是中国)学生身上,同样令人畏惧的是,这一概念将变得难以维持。

像南澳这样的州以及面临人口下滑的乡镇中心,即使在全澳移民中所占的份额偏少,也需要更多而非更少的移民。

财相莫里森承诺预算盈余依赖于持续的高人口增长,以高移民为支撑,以促进经济增长。

因此,对于所有重新投向移民和人口问题的政治焦点,目前还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移民部长达顿(Peter Dutton)热衷于强调澳大利亚的年度永久移民人数低于19万的上限——上财年降至16.3万。

但净海外移民,包括永久移民和长期临时移民,仍保持在每年约24万。

有什么正在嘀嗒作响。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Jennifer Hewett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