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澳大利亚统计局(ABS)公布了重要的人口数据。最重要的是,“海外抵达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没错,有史以来最高的。

请注意,只有在澳大利亚居住至少12个月的人才包含在数字中。2016 – 17年,有54万人抵达澳大利亚,其中315,000人吃临时签证。在获得临时签证的人中,有超过15万名留学生,略高于5万名打工度假客,以及3.2万名临时工作者。

这些移民去哪儿了?绝大多数去了悉尼和墨尔本。2016 – 17年,近40%流向新州,34%流向维州。

昆州也占据了相对较大的份额——超过13%。

数字很大。2016 – 17年,新州的净海外移民(抵达人数扣掉离境人数)增加了10.4万人。尽管有不少新州居民受够了,搬到了其他州,主要是维州。除了净海外移民带来的9万人之外,维州从其他州获得了1.82万净人口。

很抱歉用这么多数据轰炸你们。但实际上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突出移民的庞大规模和移民的目的地,从而支持我们的入境移民人数已经失控的结论。

很长一段时间,内政部长达顿(Peter Dutton)都在用一个蹩脚的借口,试图证明联盟党政府比工党更善于控制移民。这是基于2008年至2009年在矿业繁荣时期出现的唯一一个30万的净海外移民人数。

但当时移民正以创纪录的数量前往西澳。2008-09财年西澳的净海外移民人数为4.4万人。

但现在该州的净海外移民人数已降至1.5万。目前移民大多前往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或昆州东南部)。现在是时候让达顿把“我们比工党更好”的借口丢进垃圾桶了。

他真正的问题是整个国家的净海外移民人数正在上升。连续两次增加,最新数字26.2万,已经接近达顿嘲笑的30万。

如果我们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考虑人口的面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迁移政策的影响1996年,澳洲有11.9万名中国出生的居民——20年后,这一数字变成了52.6万,增长了342%。1996年,在中国出生的人仅占人口的0.7%; 2016年,这一比例为2.2%。

1996年,有8万名印度出生的人居住在澳大利亚。2016年,这一数字为46.9万,增加了486%。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从0.4%上升到1.9%。

相比之下,在英国和爱尔兰出生的人数保持相对稳定,从121.8万增加到128.4万。他们在人口中的比例从6.7%下降到5.3%。

与大多数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出生在海外的人口比例(28%)要高得多。在美国,这一数字仅为13%;在英国,这一比例为12%,与法国一样。

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和种族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曾就这些变化进行过明确的辩论。但是,近年来,包括谭保政府在内,两党对移民人数无限制增长的热情都增加了。

受到财政部虚假预言的引诱和移民局(现为内政部)的怂恿,政客们已经接受了“大澳洲”是经济救世主的信息。根据财政部最近的说法,如果移民入境人数下降2万人,将导致每年5亿元的税收损失。可这只是胡说八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2万名移民中的每一个人都得立刻赚到8万元以上的年薪。

第二申请人的就业形势往往比技术移民的主申请人要差,我们也明白家庭移民不是税收的净贡献者。而家庭移民在这假设的2万人中会占到7000人左右。

更不可原谅的是,财政部没有估算较高的移民人数带来的相关开销,而这些开销主要由各州和领地成大:学校、医疗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

但愿有足够多的内阁部长认识到,减少移民会导致5亿税收损失的估计完全错误。

它们旨在让政客们支持过量的入境移民——因为他们会让经济看起来更繁荣。

但所有明智的经济学家都明白,人均收入会在短期内下降。

如果政府还有希望赢得下一次大选,就必须对移民人数采取激进措施。

我们有充分理由立即对大学和职业学院的留学生展开调查,以便深入了解学生签证类别以及滥用学生签证类别作为永久居住的途径以及其他问题。

与此同时,应该要求教育机构把留学生入学人数锁定在今天的水平——最好更低。

我们的城市需要休息一下,谭保政府不能再逃避了。

 

本文译自《澳大利亚人报》Judith Sloan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