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澳洲人口最近突破2500万大关,移民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人口增长的大部分来自移民(62%),而不是因为出生人数超过死亡人数(38%)。

住房负担能力问题和交通拥堵使我们的大城市变得不那么宜居,社会凝聚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如果我们将移民配额减半,或者完全停止移民,这些问题就会解决了,对吗?

让我们来看看2017年来到澳洲的不同类型的移民,以及他们如何在广泛的笔触中塑造我们的城市。了解这一点对于确保我们保持社会凝聚力非常重要。

基本上,2017年有五大移民群体抵达澳洲:留学生(103,000),技术工作者(51,000),难民(14,500),家庭移民(22,800)和访客(53,000)。

去年净增加了51,000名技术移民。这些移民获得签证要么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资格位于技术职业清单上,要么是因为澳洲雇主担保了他们的签证。

这些新移民不太了解新城市的地理情况,只考虑靠近工作场所的住房,也就是悉尼和墨尔本的CBD。

由于大多数技术移民会立即就业,他们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靠近内城区工作单位的住宅。大多数技术移民还没成家,至少在最初阶段,只需要一卧室或两卧室的公寓。他们抵澳后不太可能立即买房。这是内城区公寓建设热潮的一个推动因素。

留学生是特别幸运的移民。他们支付高额学费,并创造了大量的旅游(父母和朋友会来澳探望他们)。确切地说,国际学生上财年为澳洲经济贡献了310亿元。

但大多数留学生只有十几岁。不但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人,而且还搬到了一个新的国家。在他们来澳之前,父母会很担心,并坚持要他们事先定好住宿。

本地学生往往与父母或别人同住,要在合租房中获得一个房间,你就必须露面并与未来室友聊天。这对当地人来说很容易,但对留学生却不可能。

解决方案是所有主要大学周围的公寓楼中出现了小型学生公寓。它们可以从海外在线预订,而且只有留学生会住。这种无意识的隔离导致社会凝聚力恶化。

毕业后,大约六分之一的留学生过渡到技术工作者签证,并开始他们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内城区的知识工作岗位上。

另有22,800名移民是拿着不同签证来澳陪伴家人的。这些家庭移民不会推动住房建设,因为他们经常搬入与其家庭成员相同的住所。

下一批移民被归类为访客。这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临时签证类别,包括短期商务访问、探亲、旅游活动和医疗。持有这些签证的人可能会留在澳洲的酒店或亲戚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最后一批移民是通过人道主义签证来澳的难民。2017年,这一群体占所有移民的比例不超过6%。难民不会聚集在内城,因为他们经常居住在遍布城市的公共住房中。

从广义上讲,新移民往往聚集在工作单位和大学所在的大城市的内城。这种集群推高了房价,并带来了更多的交通,特别是在内城区。

但真正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提高凝聚力的关键在于为当地和移民人口之间创造更多有意义的接触机会。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理论。奥伯特(Gordan Allport)在20世纪50年代就构建了群际联系理论:多数群体和少数群体之间经过妥善管理的联系将带来更好的互动,从而丰富两个群体。

只有群体之间有意义和定期的沟通才能实现互利的结果。但我们的城市却难以进行这种交流。我们不仅不太可能去相同的(如果有的话)教会,甚至在地理上分开居住。

大幅减少移民人数的呼吁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这会损害GDP增长,而政府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正如储行行长罗伊(Philip Lowe)所说,移民有利于我们的经济并减轻人口老龄化。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移民数字都将保持高位。

我们可以继续呼吁削减移民,这很容易但毫无意义,或者我们可以探索复杂的解决方案,以便更好地让移民融入澳洲。

大学应该制定计划,允许留学生和本地学生一起住。最大的障碍是让父母相信他们的孩子不会在澳洲无家可归。大学学院宿舍是一种选择,但太贵了,不适合所有留学生。

但那些无名的公寓大楼无法提供任何本地与国际居民之间有意义的互动机会。澳洲城市将受益于更多创新的住房方案。

在个人层面上,加强社会凝聚力可能就像坚持澳大利亚传统,在下班后给你的(国际)同事买杯啤酒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