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力委員會(Productivity Commission)的一份報告稱,澳大利亞的不平等程度有所增加,無論是以收入還是財富來衡量,但澳大利亞的稅收和財富轉移系統消除了這一點。

它發現,自礦業繁榮結束以來,年輕人的收入增長尤為緩慢,兒子的收入高低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親的社會地位。

但報告《不平等加劇:盤點證據》也發現,澳大利亞的不平等情況要麼處於富國中流,要麼低於平均水平,稅收和財富轉移制度以及衛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已經在最終消費上消除了很多不平等,而且大部分增幅都不是最近產生的。

報告顯示,澳大利亞也因各收入群體的收入持續增長而在富裕國家中脫穎而出,這增加了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定義許多國家政治磯釣的信息和數據的爭議性。

生產力委員會着眼於收入、可支配收入和消費情況。例如,委員會表示,無論是以絕對美元計算還是以百分比計算,從1988-89年度至2015-16年度期間,收入增長都明確地偏向與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並且在較小程度上偏向與第二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 

Y世代的平均收入

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幅表現最差,但除了最富有的十分之一人口外,其他群體也持續享受收入增長。影響也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在採礦業繁榮期間,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加更多,但自那之後,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幅縮小。

最令人擔憂的是,35歲以下人口的收入在礦業繁榮後的六年內持平或下降,父親的收入越高,兒子低收入的可能性越小,而高收入的可能性越大。

但這不是全部。澳大利亞的累進所得稅和高度針對性的財富轉移支付制度對家庭收入產生了強大的均衡效應,將可支配收入的不平等減少了約30%,並將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內的商品和服務的最終消費不平等減少到基尼係數的0.2。(不平等的標準衡量標準)。

然而,從2003-04年度到2015-16年度,財富在整個分布中有所增加,尤其是分布的上半部分和最富有的20%人口。財富對人們的福祉非常重要,因為它提供了生活中的財務緩衝。退休金和住房是最大的財富來源,都享受稅收優惠。因此,雖然本世紀澳大利亞的財富不平等現象有所增加,但低於富裕國家的平均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