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霍华德政府部长史密斯(Warwick Smith)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政坛完美转身开始从商的澳大利亚前政治家之一,并且在两个领域都担任过各种各样的职务。两段经历的共同之处在于,史密斯都需要与中国打交道,他拥有数十年在中国做生意的经验,也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

最近,他被任命为商业委员会(Business Council)的新中国领导小组(China Leadership Group)的主席,与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就澳中双边关系及其对他们的影响进行定期讨论。

政治关系中的紧张局势——特别是过去18个月中的这种紧张局势已经成为一种固定条件——使这成为澳大利亚公司和澳大利亚经济面临的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  

根据史密斯的说法,尽管压力点变得更加明显——包括澳大利亚煤炭出货延迟产生的日益严重的压力点,但澳中商业关系仍处于合理的状态.

“这变得越来越令人担忧,”史密斯说,“我只是对我们煤炭出口的延迟感到担心。”

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没有目前的紧张局势,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可能相互适应。所以他辩称,澳大利亚部长们在访问中国后在新加坡发表强硬言论的习惯——正如国防部长派恩(Christopher Pyne)最近所做的那样– 并没有帮助。

“他们需要仔细斟酌自己说的话。这是澳中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他说,“有些话说得太随意,这会导致攻击和损害,并且会产生日积月累的影响。因此,变化看起来似乎比实际情况更加戏剧化。”

“我说的是现实主义和平衡,要认识到我们的利益处于一个主要涉及亚洲垂直市场的经济体中。”

“没有人要求我们以任何方式牺牲我们的价值观,但是要承认我们的利益和长期关系建立在协作模式的基础上,要加强服务和商品贸易。”

史密斯仍然警告说,外交困难使得澳大利亚企业想要在中国扩大或销售其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困难,而且面临中国企业的更大竞争。

“它们不只是试图阻止你,但他们的设备越来越好,他们的融资越来越好,他们的竞争模式越来越好,”他告诉《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因此,由于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断增强,澳企在中国的运营存在很大困难。”

这也导致中国欢迎澳大利亚企业的热情冷却。

“他们不像从前那么宽容或热情了。合作初期的新鲜度已经过去了。”他说,“我们仅仅是许多想要在中国做生意的国家之一,中国变得更加谨慎,要求更高,因此困难程度也在上升。

“政治概述是,中国人正在对企业进行更加强有力的政治监督和监管。”

另一名前政治家、前财相柯斯特洛在《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商业峰会上指出,与澳大利亚不同,美国商界并不强烈支持加强对华关系。中国公司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美国公司而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潜在客户。

但史密斯认为,中国认为澳大利亚正在改变自己的立场,以更加迎合一些来自美国的“好战”观点。

但这并不是单方面的。史密斯承认,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做法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在促进自己的国家利益和世界观方面变得更加自信和积极。

这使得许多国家对中国的长期意图以及地缘政治影响或“一带一路”倡议更加不安。但是,这些项目所涉及的资金和投资仍然是一种强有力的诱惑,反映在从意大利政府到维州政府都愿意签署“一带一路”备忘录。

澳大利亚企业——以及政府——恐怕都会发现,要找到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并不会变得比较容易。

 

本文译自《澳洲金融评论报》Jennifer Hewett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