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雷克雅未克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這棟小白樓有着上百年的歷史,幾條街之外就是北大西洋。變幻莫測的北風會突然給這座城市送來冰雪,哪怕是在春天;每到這種時候,城市就會陷入某種寂靜。

3月30日的上午,一位有着灰色眼睛和亂蓬蓬白髮的高個兒澳大利亞人——朱力安·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來租房的時候,就碰上這樣一種情形。他身着一件灰色的連體雪衣,身邊還有幾個陪同。他對房東說,“我們是記者。” 埃亞菲亞德拉火山最近開始爆發,他說,“我們來這兒報道火山。”

房東甫一離開,阿桑奇就拉上窗帘,並且要求不管白天黑夜,窗帘都得放下來。在他看來,這棟房子現在就是一間戰爭指揮室,大伙兒把它稱之為“掩體”。未事裝修的客廳架起了六台電腦。來自冰島的活動分子抵達後,或多或少都是在按照阿桑奇下達的指令進行工作,晝夜不休。他們做的是B項目——這是阿桑奇為一段2007年在伊拉克拍攝的38分鐘的錄像所起的代號,它是從一架阿帕奇軍用直升機的駕駛艙拍攝的。這段錄像記錄了美軍至少殺死18個人的場面,其中包括兩名路透社記者;後來,它引發了廣泛的爭議,但在當時這個早期階段,它還是嚴加保守的軍事秘密。

阿桑奇是某種意義上的國際倒爺。他和同事一起搜集各國政府及其他機構視為機密的文件和圖像,然後發布到一個名叫wikileaks.org(維基揭秘)的網站上。

自從該網站於三年半之前上線之後,它先後披露了各種類型的秘密材料,從美軍關塔納摩監獄的《德爾塔營地標準運作規程》,到英國東英吉利亞大學的“氣候門”電郵,再到莎拉·佩林私人雅虎郵箱中的內容。由於維基揭秘還稱不上是一個組織,所以這些材料的揭秘尤其引人矚目;說它是一場傳媒暴動更為恰當。

維基揭秘沒有領薪的工作人員,沒有複印機,沒有辦公桌,沒有辦公室。阿桑奇甚至沒有家。他從一個國家跑到另一個國家,住在支持者或者朋友的朋友家裡——正如他曾經對我所說的,“目前我生活在機場。”

他是維基揭秘的創辦人,可以說,他在哪兒,網站就在哪兒。與此同時,來自世界各地的數百名志願者幫忙維護這個網站複雜的基礎架構,許多人都是零零碎碎地參與,有那麼三五個人是全職。哪怕是在維基揭秘內部,核心成員都是以縮寫相稱,比如M,彼此間的交流都是通過加密的在線聊天服務進行。之所以要遮遮掩掩是因為他們認為,一份不具備任何資源、以曝光那些權勢機構不希望公眾知曉的信息為目的、信奉平民論的情報工作,會招來惡敵。

冰島是進行B項目的一個理想地點。

在過去的一年中,阿桑奇與那裡的政客和活動分子合作,起草了一份強度前所未有的言論自由方面的法律,這些人當中有些人同意在完全保密的狀態下提供協助。這段錄像是一個驚人的作品——是對現代戰爭的不確定性和殘酷性所進行的未經修飾的刻畫,阿桑奇希望在它發表之後,能夠在世界範圍內引發對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思考。他計劃4月5日在美國全國記者俱樂部公布這段錄像,那是復活節後的第二天上午,一般認為這天不會有大新聞。為了實現這個計劃,他和維基揭秘的其他成員必須對素材進行分析,把它編輯成一部短片,做一個單獨的網站然後把視頻放上去,發動媒體,準備與片子相關的資料——所有這些工作都得在一周之內完成。

阿桑奇還希望確保視頻貼到網上後,無法完全刪除。他告訴我,維基揭秘把它的內容存放在全球二十多個服務器上,有數百個域名(這部分開支使用的是捐款,有幾位不隸屬於任何組織的好心人通過建立鏡像網站提供支持)。他把這個網站稱之為“一個不被審查的系統,用來不可追蹤地解密大量文件並進行公開分析”,政府或企業除非是把互聯網給廢掉,否則不可能刪除維基揭秘上的內容。截至目前,該網站雖然收到了一百多次的訴訟威脅,但幾乎沒人真地提出訴訟。

對於那些想打官司的人,阿桑奇會對他們說,去死吧。2008年,維基揭秘貼出了基督科學派的秘密手冊,該教派的律師們要求刪除,阿桑奇的回應是貼出了基督科學派的更多內部材料,並宣布:“維基揭秘絕不屈從於基督科學派任何濫用法律手段的要求,正如我們絕不向瑞士銀行、俄國海外幹細胞交易中心、前任非洲強盜政客或五角大樓屈服一樣。”

在阿桑奇網上的文字中,尤其是在Twitter上,他對於自己所認定的敵人絕不留情。於此相反的是,在電視上——他露臉的頻率越來越高——他的舉止卻出奇的冷靜。攝影棚的燈光映襯出他幽靈般的白髮、蒼白的皮膚、冷冰冰的眼神和寬闊的前額,他還有着堅毅的儀態舉止和低沉的男中音,總是慢條斯理地低聲說話,更令人感覺瘦骨如柴的他每日在世界各地不停奔波,致力於為全人類揭露被隱藏的真相。

其實,私底下的阿桑奇是一個精力旺盛、經常丟三落四的人。他可以全神貫注地去做一件事情,但他也是那種會忘記預定機票或者預定機票後卻忘了付錢或者付了錢之後卻忘了去機場的人。他周圍的人似乎都很想照顧他,他們竭力確保他能夠到達他想去的地方,而且不會在搬家時把衣服留在烘乾機里。在那樣的時刻,阿桑奇看上去一點也不像那麼有影響力的一個人。

阿桑奇坐在“掩體”里的一個小木桌旁,看上去筋疲力盡。他瘦長的身軀俯在兩台電腦上,一台連着互聯網,另一台因為裝滿了各種機密的軍事文件而沒有聯網。(在諜報技術中,這樣做是為了“留出防範空隙”)他像網絡安全分析師一般,非常在意網絡易受攻擊的弱點,習慣性地採取各種預防措施,以防竊密者。在維基揭秘的成員中,都有着輕微的偏執。

阿桑奇說他趕跑了那些對他盯梢拍照的陌生人。在三月份,他公開了美軍反間諜中心在2008年撰寫的一份機密軍事報告,那份報告認為阿桑奇的網站對美軍是一個潛在的危險,並且對於防止政府僱員向它泄密的各種方法進行了簡單的介紹。阿桑奇把這份報告視為宣戰書,在公開這份報告的時候給它起了一個 “美國情報機構計劃摧毀維基揭秘”的標題。來到“掩體”之前,他在去開某個會議的途中覺得自己被跟蹤了,他的恐懼也感染了周圍的人。“我去瑞典的時候和一個女孩在一起,她是當地某報的外國編輯,她非常擔心她不在家的時候中情局會來抓我,於是就把我甩了。”他說。

坐在阿桑奇對面的是盧普·貢格里吉普(Rop Gonggrijp),他是一個來自荷蘭的活動分子、黑客、生意人。已謝頂的貢格里吉普外形消瘦,說話細聲細氣,認識阿桑奇已經好幾個年頭了。他留意到阿桑奇對於被監視的恐慌,認為他需要幫忙。“朱力安可以不怎麼睡覺,可以應付許多麻煩,但他也有極限,我能感覺到他快撐不住了,” 貢格里吉普告訴我說,“我決定出來幫他度過難關。” 貢格里吉普是未經任命的B項目主管和贊助者,提供了約一萬歐元的資助。他給所有人安排任務,保證廚房裡有足夠食物,讓“掩體”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條。

下午三點左右,冰島國會議員貝吉塔·瓊斯多蒂爾(Birgitta Jonsdottir)走了進來,她四十多歲的樣子,一頭棕色的長髮,留着劉海,穿着黑色的短裙和印着骷髏頭的黑T恤.她從包里拿出一件維基揭秘的T恤衫扔給阿桑奇。“這是給你的,”她說,“你需要改變。”他把這件T恤放在身邊的椅子上,繼續埋頭工作。

瓊斯多蒂爾已經當了一年多的議員,但她始終把自己當作詩人、藝術家、作家和活動家。她的政治觀點基本是無政府主義的。

“在成為議員之前,我其實沒工作,”她解釋說,“我們剛進入議會的時候,裡面的人很緊張:那些抗議議會、支持革命的人現在跑到裡面來了。我們沒人想當政客,我們有一個清單,一旦上面的事情都辦完,我們就要離開。”

她一邊拿出電腦,一邊問阿桑奇B項目要怎麼分工。按照計劃,更多的冰島活動分子將會到來,其中六位專門負責這段視頻;還有六位來自其他國家的維基揭秘的志願者加入進來。阿桑奇提出派人與Google聯繫,確保視頻可以放到YouTube上面。

“怎麼保證他們不會因為受到壓力撤下視頻呢?”她問。

“他們有一項規定提到了不必要的暴力,”他說道,“這段視頻中的暴力並非不必要,但他們做過把視頻拿下的事情。這個片子太重要了,不能受到干擾。”

“我們能讓M做點什麼呢?”瓊斯多蒂爾問道。阿桑格忙着手頭的工作,沒有回答。

阿桑奇對於受到監視的憂慮並未稍減。3月26日,他寫了一封爆炸性的Email,題為《冰島出現腐敗跡象》,文中他描述一個十幾歲的維基揭秘冰島志願者被當地警察拘留超過 20小時。理由是這位志願者闖入自己父親工作的工廠,“這個理由根本不公平,”阿桑奇說。在拘留期間,警方向這位志願者質問有關“B計劃”的問題。阿桑奇聲稱,警方向志願者“出示我在雷克雅未克飯館‘冰島魚薯條’外被偷拍下來的照片。”——維基揭秘的秘密會議正是在這個飯館的密室里進行的。

警方對此予以否認,阿桑奇卻試圖了解更多情況。他接過一個電話,說了沒幾分鐘電話就斷了。“我們的小朋友和其中一個警察聊了起來,我想了解更多情況,可手機電池卻沒電了,”他笑道,滿腹狐疑地望着自己的手機。

“我們都是偏執精神分裂患者,”瓊斯多蒂爾說,她指着身穿滑雪衫的阿桑奇,“看看他都穿什麼衣服。”

貢格里吉普站起來走向窗前,拉開窗帘一角向外窺看。

“有人嗎?”瓊斯多蒂爾問。

“還是那輛帶攝像頭的麵包車,”他面無表情,“那輛車是他們的指揮部。”

那天晚上六點鐘左右,阿桑奇從桌旁站起身來。他手裡拿着一個裝有B項目的硬盤。那段裝在阿帕奇直升機上的攝像機所拍攝的視頻,記錄了士兵在巴格達東部一次執行任務時的情形。路透社根據《資訊自由法》,三年來一直要求軍方提供這段視頻。阿桑奇不願透露信息來源,只說拍攝該視頻的人對於這次攻擊非常不滿。視頻進行了數字加密,維基揭秘用了三個月的時間才破解成功。阿桑奇這位傑出的解碼專家告訴我說,破解這份文件屬於“中等難度。”

眾人聚集在一台電腦前面收看這段視頻,它是黑白的,像素很粗糙,但彷彿令我們坐上了這架阿帕奇飛機,從第8騎兵團出發,和另一架直升機一起懸停在巴格達上空。廣角鏡頭把一座清真寺的穹頂攝入其中。其後我們看到一大片建築與棕櫚樹,以及荒無人煙的街道。我們聽到電流聲、電台的雜音,士兵們通過通訊設備簡短地互相逗趣的聲音。兩個戰士在交談;視頻里第一句被錄下來的話是“好,我知道了。”阿桑奇按下暫停鍵說:“在這段視頻里,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被殺害了。”他說整段視頻包括三個部分,“在第一部分里,你可以看到一次由於一個誤會而導致的襲擊,不過顯然是無心的錯誤;第二部分的襲擊就顯然是屠殺,不過要根據我們對非戰鬥員的定義。在第三部分里,士兵為了追捕正確的目標,不惜殺害無辜的民眾。”

視頻的第一部分便已令人膽寒,部分是由於這些士兵們的交談已經超出文明人能接受的界限。“靠,一抓住她們就把她們扒光,”一個士兵說。阿帕奇飛機里的這群人飛到十幾個慢步跑過街頭的人們頭頂,這群人距離美軍部隊大約相隔一個街區,據報告其中五、六個人裝備着AK-47衝鋒槍;直升機駛到他們上空,維基揭秘的工作人員認出地面上其中一人是路透社記者,他的長焦鏡頭被士兵們錯認為榴彈槍,阿帕奇向這群人射擊長達25秒,幾乎把所有人當場擊斃。

第二部分很快也開始了。直升機懸停在屠殺現場之上,飛機上的人注意到地上有一個受傷的倖存者正掙扎着站起來。這個人顯然已經沒有武裝。“快撿起武器來呀,”阿帕奇里的一個士兵說。突然,一輛(敵方)貨車駛入視野,三個沒有武裝的人跳下來幫助這個受傷的人。“有人進入戰場,似乎是為了收集屍體和武器,”阿帕奇上的士兵彙報,其實這些人只是在幫助傷員,根本沒有收集武器,但阿帕奇還是開火了,殺死了車上下來的人以及他們試圖幫助的傷員,還打傷了貨車前排坐着的兩個孩子。

在第三部分中,直升機上的成員們向長官彙報:有至少6個武裝人員進入市區一座破壞建築。其中有些人可能是從同美軍的小規模遭遇戰場上逃回來的;情況不明。成員們要求上級批准攻擊這棟建築,他們說這顯然是一棟廢棄了的建築。“我們可以投一枚導彈進去,”阿帕奇上的一個士兵建議,他們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片刻之後,兩個毫無武裝的人也走進這棟建築,儘管士兵們看到了他們,攻擊還是繼續進行,三枚“地獄火”導彈摧毀了這棟建築。路邊經過的人都被捲入灰塵瓦礫之中。

阿桑奇以尖銳的道德視角看待這些事件,但是這個視頻卻無法導致法律上的審判——在它被拍攝下來的前一個月,地面部隊第16步兵團的士兵曾遭受150多起襲擊和來自路邊炸彈的攻擊,19人受傷,4人死亡;拍攝錄像當天早上,這個部隊還曾被小型武裝襲擊。於是阿帕奇上的士兵們自然也把殺死敵人和對被殺者出口粗魯看做理所當然的事情,但他們的第一次襲擊完全建立在悲慘的誤會之上。第二次襲擊貨車更令人質疑,在那種情況下動武顯然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但士兵們可以向地方的戰鬥員開槍,就算他們是在救援傷者也是一樣,辯護者可以說阿帕奇上的人在緊張的情況之下,很合理地判斷貨車上的人是想幫助敵人。第三部分中士兵們的行為也許是非法的,也許是漫不經心的殺人狂行為。光天化日之下用導彈摧毀一棟建築,殺死6個在戰略上顯然沒有什麼重要性的人,這種行為可以算是濫用武力,是欠考慮的行為,美軍為何遲遲沒有對此進行調查,目前原因不明。

阿桑奇手中握有美軍關於這件事的若干內部文件,文件中聲稱在第一部分的襲擊中,除了路透社的記者,其他死者都是叛軍。這樁事故之後的一天,美軍發言人說:“毫無疑問,聯合部隊消滅了一支敵對武裝力量。”阿桑奇希望B計劃能推翻美軍的官方說法。“這段錄像表明現代戰爭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我想看過它之後,當人們聽說在有空中力量協助情況下的傷亡人數時,都會明白當時的狀況,”他在“掩體”中這樣說,“這份視頻表明‘平民’是怎樣在下意識中被判斷為‘叛軍’的,除非是孩子。路人如果無辜被殺甚至都不會被軍方提及。”

維基泄密一天接到約30份提交,一般他們會以原始的、未經編輯的形式把那些可信的材料貼出來,並附上評論。阿桑奇告訴我說:“我想建立一種新的標準:科學性的新聞。如果你發表一篇關於DNA的論文,所有優秀的生物學期刊會要求你提交研究中獲得的數據,以便重複試驗、檢查和核對。新聞報道也需要這麼做。目前的新聞存在着直接性的權力失衡,讀者無法核實他所聽到的內容,這會導致新聞的濫用。”

由於原始材料的公開,阿桑奇認為維基揭秘有提供分析的自由,不管這一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推測得來的。就B項目來說,阿桑奇希望把原始素材編輯成一部短片,以此作為評論的載體。有那麼一陣兒,他想給片子起名為《屠殺許可》,但最終選擇了一個更有利的名字《附帶謀殺》。他對貢格里吉普說,“我們要淘汰‘附帶損害’這種委婉的說法,以後有人用到這個詞的時候,他們會想到這是‘附帶謀殺’。”

那段素材視頻就像是一副拼圖——一個沒有上下文的證據片段。阿桑奇和“掩體”中的其他人大量時間都是用於拼湊細節:參與此事的部隊、他們的指揮結構、作戰規則、士兵們在無線電中所用術語的含義,但最重要的是要弄清楚地面上的伊拉克人是否擁有武器以及何種武器。

“他們當中有一個人有武器,”阿桑奇緊盯著錄像中在地面行走的那群人模糊的身影,“看,所有人都站在那邊。”

“有個人胳膊上掛着榴彈槍,”貢格里吉普說。

“我不確定,”阿桑奇說,“看上去確實有點像榴彈槍。”他重放了視頻,“我告訴你有什麼地方不對:如果那是榴彈槍,那也只有一架,其他武器在哪兒呢?這些人看上去真的很怪。”

用於法律證據方面的工作就更複雜,因為阿桑奇拒絕與軍方官員討論此事。“我覺得和他們討論是有害的,沒有什麼幫助,”他說,“我以前和他們接觸過,他們一聽到維基揭秘的名字,就非常不願意合作。”阿桑奇把B計劃當做突然襲擊,他製造謠言說視頻是2009年在阿富汗拍攝的,希望國防部屆時發現錄像是在伊拉克拍攝的時候會措手不及。阿桑奇不相信軍方力量會對媒體守信用,他對我說:“這個機構有什麼權利比公眾先知道整件事?”

這種敵對的思維模式遍及整個“掩體”。某日深夜,一個成員問阿桑奇他是否會延遲去往美國的行程。

“對於我來說如果有安全的時刻,那就是現在,”阿桑奇保證。

“他們說現在是關塔那摩監獄一年中最美的時候,”貢格里吉普說。

阿桑奇是唯一拿主意的人,你晚上離開那棟房子,天亮後再回來,有可能發現他還是坐在老地方埋頭幹活。(“我有一次在巴黎的時候兩個月都沒出屋,別人給我送飯來,”他說)和加班工作的志願者們一起解決問題時,他總是用簡短的語氣說話,“我需要轉換好的素材”“去確認可以接受銀行卡捐款”等等。

為了跟進每個人的工作,貢格里吉普和另一名活動人士在櫥柜上用黃色的便籤條做了一個流程結構圖。在其他地方,有人正在把錄像的字幕翻譯成各種文字,或者確保服務器不會在視頻發布之後因為訪問流量太大可能導致的宕機。阿桑奇希望與襲擊中喪生的伊拉克人的家屬取得聯繫,讓他們做好媒體關注的準備,並收集更多的信息。在冰島國家廣播公司RUV的協助下,他把兩名記者送到巴格達去尋找那些家屬。

到了周末,逐幀的畫面檢查已近尾聲,找到了一些不仔細看就會忽略過去的細節——比如一具屍體倒在地上的畫面。(“我看了大約有一萬二千幀畫面,”負責看視頻的行動者說, “那是非常噁心的一天,一直要看着這些人死去的最後時刻。”)阿桑奇決定把地獄火導彈的一段從最終剪輯中刪去,和影片其他部分相比,這部分明顯缺乏人性的深度,會令觀者感到信息過量。

編輯後的影片長度為18分鐘,開始是阿桑奇和M擇出的喬治·奧威爾的一句話:“政治語言的作用就是讓謊言聽起來真誠,讓謀殺變得高尚,讓虛頭八腦的東西看起來煞有介事。” 接下來是被殺記者的情況,以及官方對此次襲擊的回應。在影片的這一部分中,該片的一位冰島剪輯者保留了飛機上士兵們通過無線電波的一些閑談。阿桑奇觀看這段剪輯的時候,一個名叫嘉德默多·嘉德默德森的行動者反對說,這段閑談會讓觀眾對這些士兵產生感情。阿桑奇認為這些談話只是片段而已,但嘉德默德森堅持道:“這樣的對話總是被用在能觸發感情的地方。”

“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展現出他們殘暴的獸性,”該段的剪輯者說。

“但感情還是會佔主導地位的,”嘉德默德森說,“另外,我給得過奧斯卡提名的《自然之子》做過錄音,我在這方面是有經驗的。”

“那你說怎麼辦呢?”阿桑奇問。

“主要採用爆炸的聲音,間隙是一片沉默,”他說。

剪輯者照樣改過來了,把士兵的聲音從影片開頭部分刪掉,只留下電台發出的雜音。阿桑奇最後點頭認可。

星期六深夜,在截止日期前不久,派到巴格達的記者給阿桑奇發來一封電子郵件:他們找到了坐在錄像中那輛麵包車上的兩個孩子。他們住在距離襲擊地點一個街區外的地方,那天早晨,他們的父親正送他們去上學。“他們還記得那次炮擊,他們說一陣劇痛後就失去了知覺。”兩位記者還找到了錄像中被“地獄火”導彈炸毀的那棟樓的主人,他說好幾戶人家就住在樓里,一共死了七個人。那位房東是一位退休的英語教師,妻子和女兒都被炸死了。這則新聞該如何處理,引發了激烈的討論:它值得在全國記者俱樂部上披露出來嗎,還是說暫且按下不表更好?如果軍方聲稱地獄火導彈的攻擊沒有造成平民傷亡,維基揭秘可以再把這一段拿出來,算是請君入甕。這時瓊斯多蒂爾轉向貢格里吉普,發現他淚如泉湧。

“你在哭嗎?”她問。

“是的,”他說,“你看,你看,他們只是孩子,太讓人傷心了。”貢格里吉普振作了一點,罵道:“媽的。”接着談起關於算計美國軍方的話題,“不管怎樣,這能讓軍方掉進圈套。”

“這很棒,”一個行動者說。

“讓他們自己走進圈套,”貢格里吉普說,“這是合乎邏輯的回答。”

這時瓊斯多蒂爾也翕動鼻子哭了起來。

“現在我要重新剪輯這段素材,”阿桑奇說,“我要把導彈襲擊這段加進去。有三個家庭生活在這棟樓第一層,所以這段不能刪掉。”但是現在已經不可能重新剪輯這段影片了,行動者們已經超負荷運轉,再過幾小時就是復活節了。

早上十點半,貢格里吉普一把拉開窗帘,“掩體”里立刻充滿了陽光。他穿着熨洗整潔的長袖T恤衫和黑色長褲,他努力讓每個人都跟上工作進度。還剩下一點掃尾的工作,其中包括在美國找一位刑辯律師。阿桑奇筆直地坐在電腦前,一直在鍵盤上敲打着什麼。他問大家:“時間趕得上嗎?” 貢格里吉普說:“我們還有三個小時。”

阿桑奇皺了皺眉頭,又把注意力放到電腦屏幕上。他望着上面的一份2006年入侵伊拉克的軍方注意事項,這是他準備隨視頻一併公布的若干美國軍方機密文件之一。維基揭秘很快刪掉了這些文件,以保證電子追蹤者們不能查清他們的信息來源。阿桑奇總是儘快消滅這些痕迹。雷克雅未克的街道空無一人,可以聽到一座天主教堂的鐘聲。 “記住,記住11月5日,”他說道,這是英國民歌中用來紀念陰謀弒君者蓋伊·福克斯的詩句。看到貢格里吉普把流程圖從櫥柜上撤下,撕掉上面做標記的即時貼,然後扔進馬桶沖走,阿桑奇露出了笑容。快到中午的時候,大家手忙腳亂地清除B項目的痕迹,準備動身去機場。阿桑奇還沒有收拾行李和梳洗,頭髮亂作一團。他還在打媒體通稿。瓊斯多蒂爾過來幫他,他說,“能不能我一邊打字你一邊幫我理髮?”“不,你還在工作的時候不能理髮,”她說著去沏茶。阿桑奇還在繼續打字。

瓊斯多蒂爾應阿桑奇的要求給他剃頭,期間停下來問道:“如果你被捕了,會跟我聯繫嗎?”阿桑奇點了點頭。與此同時,貢格里吉普把阿桑奇的東西塞進一個包。他已經把錢付給了房東。盤子洗乾淨了,傢具挪回到原本的位置。大家擠進一輛小車,房子恢復了當初的空寂。

阿桑奇這個名字來自“阿森”,這是十八世紀初定居在澳大利亞星期四島上的一個中國移民的名字,後來他的後代搬到了澳大利亞大陸。阿桑奇母親的祖先於十九世紀中葉從蘇格蘭和愛爾蘭來到澳大利亞尋找耕地;阿桑奇開玩笑說,他的流浪癖來自遺傳。他的電話和Email地址經常改變,他那難以捉摸的興趣和喜歡隱瞞生活中細節的作風經常令周圍的人抓狂。

阿桑奇1971年出生在澳大利亞東北海岸的湯斯維爾城,更準確地說,他是在家庭動蕩的情況下出生的。在他剛過完周歲生日後,他的母親(姑且稱之為“克萊爾”吧)與一個戲劇導演結了婚,兩人合作做些小的作品。他們經常搬家,住過新南威爾士靠海的拜倫灣附近,庫克船長的指南針曾在那裡失靈的馬格內特島。他們都是堅定的新派人士。(17歲的時候克萊爾就燒掉課本,騎着摩托車離家出走)。後來他們在馬格內特島上的房子付之一炬,是因為克萊爾用來打蛇的來複槍彈夾爆炸了。

阿桑奇告訴我說,“在我童年這段時期,大多數時候跟湯姆·索耶一樣。我有自己的馬,自己建造筏子,去釣魚,鑽礦井和隧道。”

阿桑奇的母親認為,正規教育會對她的孩子灌輸一種對權威的不健康的尊重,會阻礙他們的學習意願。“我不願毀滅他們的靈魂,”她說。到阿桑奇14歲的時候,已經搬了37次家,這使他無法接受不間斷的教育。他有時在家自學,也參加過函授班以及跟隨一些大學教授進行非正式的學習。但大多數時候他都是如饑似渴地自己找書來讀。他回憶道:“我總呆在圖書館裡,一本接一本地看,特別注意引文中提到的書,然後找來讀。”他的詞彙量很大,但直到後來他才學會那些單詞該怎麼讀。

阿桑奇八歲的時候,克萊爾離開了她的丈夫,開始和一位音樂家交往,他們有了一個兒子。這段關係充滿了狂風暴雨,據她說,那位音樂家後來變得很暴力,於是兩人分開了。因為爭奪阿桑奇同母異父兄弟的撫養權,克萊爾覺得受到威脅,擔心他奪走自己的兒子。阿桑奇記得她當時說,“現在我們得消失了。”從11歲到16歲,他一直跟着母親東躲西藏。

奔波中,克萊爾曾在一間電器行對面租房。阿桑奇會去這家商店,在一台Commodore 64電腦上寫程序,直到克萊爾搬到一個更便宜的地方,用省下的錢為他買下這台電腦。很快他就能夠破解那些當時非常有名的軟件,找到開發人員留下的隱藏信息。“人與電腦互動時的那種有條不紊對我很有吸引力,”他說,“就像是玩象棋。”阿桑奇喜歡那種局外人的生活。後來他在談及年少時的一位朋友時,曾這麼寫道:“我們都是聰明、敏感的小孩,我們與主流的亞文化格格不入,我們怒斥那些融入者為不可救藥的大笨蛋。”

16歲的時候,阿桑奇擁有了一台調製解調器,他的電腦成為了一個入口。那是在1987年,網站尚不存在,但電腦網絡和電信系統已初具雛形,形成了一個電子世外桃源,供那些具備了必備技術的青少年肆意縱橫。

阿桑奇自稱門達克斯(Mendax),這個名字取自古羅馬詩人賀拉斯所說的“splendide mendax”,意思是“高尚的虛假”,他為自己贏得了“可以闖入最安全網絡的高級程序員”的美譽。

他加入兩名黑客,一起組建了一個名叫“萬國顛覆” (International Subversives)的團體,他們闖入了歐洲和北美的計算機系統,其中包括美國國防部和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的網絡。在他與作家賽利特·德累福斯(Suelette Dreyfus)合著的《地下》(Underground)一書中,他描述了黑客亞文化的黃金法則:“不要損壞(包括崩潰)你所侵入的電腦系統;不要更改那些系統中的信息(除了修改日誌掩蓋自己的蹤跡);分享所獲得的信息。”

在這段時間阿桑奇愛上了一個16歲的姑娘,有那麼一小段時間,他離開母親和那個姑娘住在一起。過了幾天,警察登門造訪,“他們沒收了我所有的電腦設備,”他回憶。他說這次襲擊是來自州警察,“原因是某些冒險者吹牛聲稱我們從花旗銀行偷出了50萬美元。”阿桑奇沒有受到起訴,他的設備也被歸還了。“從那時起,我就認為做事更謹慎才是上策。”之後他和女友去了墨爾本,阿桑奇發現她懷孕之後,便一起搬到克萊爾附近住下。阿桑奇18歲的時候,兩人舉行了非正式的婚禮,不久他們的兒子就誕生了。

他還是經常從事黑客活動。在“萬國顛覆”的成員意識到當局對他們的活動產生了興趣之後,數字探險變得越來越刺激。澳大利亞聯邦警察對該小組展開了一個稱之為“氣象行動”的調查,而這些黑客設法對調查進度進行了監視。

1991年9月,在阿桑奇20歲那年,他侵入加拿大電信公司北電(Nortel)在墨爾本的主終端。通常,阿桑奇是在晚上入侵電腦系統,但這次,一名北電的管理員也在系統里。預感到自己可能被抓住,阿桑奇試圖用幽默的方式與他搭訕。“我已經控制了系統,”他寫道,但沒有給出自己的名字。“多年來,我一直在這個陰暗的角落掙扎。但現在我終於看見了光芒。”那名管理員沒有回應,於是阿桑奇又發送了一條信息:“在你的系統里玩得很開心。我們沒有搗亂,甚至還做了些改進。請不要通知澳大利亞聯邦警察。”

“萬國顛覆”對北電的入侵,使“氣象行動”的調查取得了關鍵性的進展。聯邦調查者們調查了電話線路,試圖尋找黑客們使用的是哪裡的電話。調查小組的負責人肯·戴對我說: “朱利安是這夥人中水平最高、最藏而不露的一個。他有利他主義的動機。我認為他的所作所為是因為受到‘天下不應該有秘密’這一信念的影響。”

《地下》中描寫阿桑奇愈來愈擔心被捕:“門達克斯夢見警察隨時都來襲擊,他夢見腳步聲在他門前響起,黎明前的黑暗中,荷槍實彈的警察在凌晨五點闖進他家後門,”後來他把自己的磁盤藏在一個蜂房裡,這才稍微鬆了一口氣。

因為擔心被捕,到了十月份,他的狀態已經非常不好,幾乎不吃不睡。他的妻子帶着年幼的兒子離開了他。29日晚上 11點半,警察終於來了,此前他一直撥電話,但只能聽到話筒中的忙音。肯·戴敲開了他的房門,說:“我想你是在等我吧”。阿桑奇受到了31項指控。等待審判期間,他患上抑鬱症,還跑到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他試着與母親住在一起,但幾天之後,他就跑到附近的公園睡覺去了。他住在丹德農國家公園茂密的桉樹林中,蚊子把他的臉叮得傷痕纍纍。就在那段時間,“你內心的聲音平靜下來了,”他說,“內心的對話由一種說話的渴望所驅使,但如果周圍沒有別人就沒有用處。我不想說得太像佛教徒,但就在那段時間,‘自我’的形象在內心消失了。”

有關部門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把阿桑奇及其“萬國顛覆”的其他成員送上法庭。肯·戴告訴我,“當時我們這個電腦犯罪小組剛成立,政府說’你們要形成一種威懾力量’。好吧,要想造成威懾,就得起訴,我們利用朱利安和他的小組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北電的一個電腦安全小組起草了一份事故報告,聲稱他們的黑客行為造成了十多萬元的損失。其中主要一項指控描述阿桑奇無法無天的行為時說他,“就像萬能的上帝一樣為所欲為。”

因為政府的過激反應,阿桑奇面臨可能達十年的監禁,他買來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的小說《地獄第一層》(The First Circle),是關於知識分子在古拉格監獄的遭遇。他讀了三遍,後來他寫道:“它和我的經歷是多麼相似。”他認為,“只是進去看看”的黑客行為是沒有受害者的犯罪行為,他想推翻對自己的指控。但團體中的其他人想和政府合作。“法官說,‘犯人起立’,當時沒有一個人站起來,這是對人格的考驗,”他說。

最後,他承認了25項指控,另外6項指控被撤消了。最後宣判的時候,法官說:“除了聰明的好奇以及,那是怎麼說來着——在各種電腦上獲得‘衝浪’的樂趣之外,沒有證據表明有什麼其他問題。”阿桑奇受到了唯一處罰就是向澳大利亞政府支付一筆數額不大的賠償金。

在案件的進展過程中,阿桑奇與母親一起,為了獲得兒子的撫養權採取了行動。這項法律行動要比他的犯罪案件來得艱難。他們認為孩子的母親及其新男友危及了孩子的安全,他們想限制她的監護權。但州立兒童保護機構——衛生與社區服務局卻不這麼認為。後來案件的細節並未公開,澳洲家庭法院的記錄一直無法取得。但1995年,一個議會委員會發現衛生與社區服務局“其基本原則在很多案件中發生了偏差。”當這個機構認為孩子生活在安全的地方時,並沒有立刻出示證據。就這樣監護權之爭演變成國家的政治鬥爭。

克萊爾告訴我, “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壓制人民的龐大的官僚機構。”她和阿桑奇以及另外一位活動分子組建了一個名叫“父母對保護兒童的調查”的組織。在與衛生與社區服務局開會的時候,“我們進去進行偷偷地錄音。”他們的調查組織利用澳洲自由信息法案從衛生與社區服務局取得資料,他們還向保護兒童工作者散發傳單,鼓勵他們說出內幕,為他們創建的“中央數據庫”提供信息。“你們可以匿名,”一份傳單上寫着。後來一個工作人員把機構的重要內部文件泄露給了他們。阿桑奇告訴我說,“他們內部有持不同看法的人當我們的線人。”

1999年,經過三十多次的聽證會以及上訴後,阿桑奇與妻子達成監護協議。克萊爾告訴我,“我們經歷了高度的緊張,我認為塵埃落定之後自己得了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就像是剛從戰場回來。你無法與正常人進行正常的交流,我確定朱利安的創傷後精神緊張性障礙從來沒有接受過治療。”她說,阿桑奇的頭髮從那以後就從深棕色變成了灰白色。

阿桑奇覺得筋疲力盡。他騎着摩托車穿越了越南。為了盡最大努力掙錢撫養兒子,他做各種工作,甚至做過電腦安全顧問。他進了墨爾本大學學習物理。他以為,破解宇宙背後的秘密法則會帶來智力刺激,打消黑客行為的衝動。但事實並非如此。2006年,他在博客上描述了一次澳洲物理學會組織的會議,“900個職業物理學家出席會議,這個組織是由恐懼地哭泣着的因循守舊者把持,他們有着極其低劣的人格。”他逐漸明白,人類的鬥爭並非左派或右派之爭,並非信仰和理性之爭,而是個體與機構之爭。作為卡夫卡、凱斯特勒和索爾仁尼琴的“弟子”,他認為機構等級制度破壞了真理、創造力、愛和同情心,“保護網”——這是他最喜歡說的一個詞——扭曲了人的心靈。他起草了一份標題為《陰謀即統治》的類似宣言的東西,試圖將圖論(graph theory)運用在政治上。他寫道,不合法的統治本質上就是陰謀,它是官員們“暗中合作、致力於損害老百姓”的產物。他認為,當一個政權內部的溝通渠道中斷後,同謀者之間的信息流動一定會萎縮,在這種情況下,當信息交流趨近與零的時候,陰謀就會終止。揭秘是信息戰的工具。

這些想法很快就演變成了“維基揭秘”網站。2006年,阿桑奇把自己關在墨爾本大學附近的一棟房子里開始工作。他很有創意地把網站的工作流程表畫在牆上和門上,這樣就不會忘記了。廚房裡有一張床,他請來背包客們來到學校和他同住,報酬是幫他建設這個站點。“他根本不睡,”一個當時同他合住過的人說,“他也不吃東西。”

根據目前的運作流程,瑞典網絡服務提供商PRQ.se提供網站的主機託管,這家公司可以承受法律壓力和網絡攻擊,並堅持客戶的匿名。提交的材料首先經過PRQ,然後送到維基揭秘位於比利時的服務器上,再然後送到“另一個法律上較為友善的國家”,在那裡它們將從“終端機”上刪除,儲存在其他地方。這些“終端機”由一群極其隱秘的工程師進行維護,他們是維基揭秘的高級祭司。其中一人通過加密的聊天方式告訴我說,哪怕是阿桑奇和維基揭秘的其他公共成員“也不能進入到這個系統中的某些部分,這不僅是保護他們,也是在保護我們”。整個流程乃至提交的各種文件都被加密,傳輸一直以經修改的Tor網絡匿名方式進行,這種方式可以保證網絡傳輸以極為隱秘的“虛擬管道”進行傳送。

維基揭秘的計算機每時每刻都在傳遞着許多假的提交文件,用以掩蓋真正的文件。阿桑奇對我說,這個系統仍然有不足的地方,但比“任何一個銀行網絡都要安全得多”。

網站開張之前,阿桑奇還必須向潛在的捐贈者表明網站是可信賴的。維基揭秘的行動分子之一擁有一台服務器,作為與Tor網絡的接入點。上百萬份秘密文件經由它傳輸。當時行動分子們注意到來自中國的黑客使用網絡搜集外國政府的信息,他們開始記錄這些黑客的行動,這些資料中中只有一小部分後來在維基揭秘中被公開,但這最初的部分為維基揭秘奠定了基礎。就這樣,阿桑奇終於可以說,“我們擁有從13個國家收集的一百萬份文件。”

2006年12 月,維基揭秘發布了第一份文件——由索馬里反對派領導人謝赫·哈桑·達赫·阿威斯簽署的一份“秘密文件”,這也是從中國黑客通過Tor網絡傳送的信息中找到的。這份文件聲稱將對政府官員處以死刑,因為他們僱傭“罪犯”來襲擊他人。阿桑奇和其他人都無法確認這份文件的真實性,但他們覺得他們的讀者會使用網站上同維基百科(Wikipedia)類似的用戶編輯功能來分析這條消息。他們公布了這份秘密決定,並附上了長長的評論:“這是不是一位與本·拉登走得很近的穆斯林好戰分子發表的一份大膽宣言呢?抑或是美國智囊聰明的抹黑行動,意在破壞索馬里政局聯盟的團結,並達到操縱中國的目的?”

後來這份文件的真實性永遠無從知曉。然而關於維基揭秘的新聞卻迅速傳播開來。幾周後,阿桑奇飛往肯尼亞參加世界社會論壇,這是一個反對資本主義的會議,他在會上展示了維基揭秘網站。

“他收拾行李可真逗,”當年和他同住的人說,“有人來接他,問,‘你的行李呢?’他跑回屋子拿起一個水手的口袋,抓起一大堆東西扔進去,其中大都是襪子。”

阿桑奇在肯尼亞呆了幾個月,通過電話和網絡隨時和朋友們聯繫,但對自己的行蹤卻始終語焉不詳。他的一個朋友說,“當時的情形就是:‘朱利安在哪兒?’大家總是很難找到他,他總想藏起來。”

復活節的早上,從格里茨加塔大街上的那棟房子到冰島國際機場花了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 which is situated on a lava field by the sea。在航站樓,阿桑奇背着一個藍色的破雙肩包,裡面放在硬盤、電話卡和多部手機。貢格里吉普同意一起去華盛頓,為發布會幫忙。在給他辦完登機手續後,櫃檯工作人員對阿桑奇說:“抱歉,我沒能找到你的名字。”

“真有意思,”阿桑奇對貢格里吉普說,“記者會上玩得開心。”

“不會吧,”貢格里吉普對工作人員說,“我們有訂單號。”

阿桑奇說,“已經確認過的。”

工作人員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我知道,”她說,“但預訂信息顯示你的票取消了。”

兩人交換了一下眼神:是不是某個政府機構在擾亂他們的計劃?阿桑奇焦急地等待着,後來發現是他買了票後忘了確認付款。很快他又買了一張票,兩人一起飛到紐約,然後坐捷運列車趕到華盛頓。那會兒已近凌晨兩點。他們上了計程車,阿桑奇不想透露酒店的具體位置,只告訴司機去酒店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

“我們現在到了虎穴,”貢格里吉普說,計程車駛過馬薩諸塞大道,駛過無數外觀平庸的建築。阿桑奇說:“沒什麼老虎的氣派嘛。”

天亮幾個小時後,阿桑奇站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的講台前,準備向前來出席記者會的40名記者播放《附帶謀殺》。他穿着棕色的休閑西裝、黑襯衣,系著一條紅色的領帶。他為觀眾播放影片,不時按下暫停討論各種細節問題。影片播完之後,他又播放了“地獄火”導彈襲擊時的視頻——看到導彈擊中建築,觀眾中的一個女人倒吸了一口冷氣—— 並宣讀了派遣到伊拉克的那兩名冰島記者發回的那封電子郵件。

素材畫面和經過編輯的畫面都放在“維基揭秘”為此專門建立的網站,以及YouTube和其他視頻網站。在新聞發布會結束後沒過幾分鐘,他就應邀到阿拉伯半島電視台在華盛頓的分部,用半天的時間接受了多個訪問;那天晚上,MSNBC也做了長篇報道。《時代》周刊及其他主流報紙都進行了報道。僅在YouTube上,《附帶謀殺》的點擊量達到了700多萬次。

被問到這份視頻的時候,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顯然被激怒了,“這些人可以把任何想放的東西放出來,而且永遠不用負任何責任。”這段視頻是“以管窺豹地看待一場戰爭,”他說,“完全不顧前因後果。”軍方發言人也說,在佔領伊拉克的行動中沒有任何違規行為。

開始的時候,媒體的反應採用的都是阿桑奇的解釋,但在接下來的幾天里,隨着越來越多的評論人士加入進來以及軍方提出了它們的觀點,阿桑奇越來越有挫敗感。大多數報道並沒有把焦點放在“地獄火”導彈襲擊或者那輛麵包車上面,而是集中在遇害的記者身上,以及士兵如何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把照相機誤認作火箭炮。在Twitter 上,阿桑奇指責蓋茨是“說謊者”,還要求媒體“不要再有傾向性地敘述了。”

在某些方面,阿桑奇對新聞行業更感到憤怒。“一個只知道追逐官方消息的懦夫,報道充斥着站在官方;立場上的東西。”他有一次這麼說道。維基揭秘一直與傳統新聞行業保持着複雜的關係。2008年,網站公布某瑞士銀行的秘密文件遭到起訴後,《洛杉磯時報》、美聯社和其他媒體都發表聲明表示支持,該銀行後來撤回了起訴。不過,貢格里吉普有天晚上在“掩體”里告訴我,“我們不是媒體。”他認為維基揭秘是新聞來源的促進組織;他說,在這個網站的框架里,“消息來源不必再依賴能否找到新聞記者,不必擔心記者是否會對他的文件感興趣。”

雖然阿桑奇聲稱他要做科學性的新聞,但他向我強調,他的使命是要揭露不公,而不是提供客觀的事件記錄。2006年,在一次調查中,他寫道:“我們的首要目標是中國、俄國和中歐那些高壓政體,不過我們也希望幫助西方國家那些希望將政府和公司的不義或不法行為公之於眾的人們。”他認為,一場披露秘密的“社會運動”能夠“令許多依重隱藏真相的政府倒台——包括美國政府”。

阿桑奇不認同傳統媒體的那些限制。在他最近公布的軍事文件中,包含一些士兵的社保號碼,在“掩體”的時候,我問他如果掩去這些細節,是否會讓維基揭秘的使命打折扣。他說,某些公布出來的內容有可能傷及了無辜的人——“如果你願意,就叫它‘附帶傷害’好了,”——但他無法對每份文件中的每個細節進行評估。或許,將來某天研究人員調查不端行為的時候,那些社保號碼會很有用;通過公開這些信息,人們可以公開地做出判斷。

一年半以前,維基揭秘公布了一份2004年的軍方旨在阻止中部教育區受到襲擊的電磁設備試驗結果。這份文件披露了這些設備的功能以及士兵可以操縱它們入侵通訊系統,這個信息是叛亂分子可以利用的。維基揭秘披露這項信息的時候,軍方已經開始使用更新的技術,但有些士兵還仍然在使用這些設備。

我問阿桑奇,如果他知道資料的公布有可能給某人帶來殺身之禍,他是否會扣下這些資料。他回答說,自己已經制定了“傷害最小化政策”,在公開文件之前,會接觸那些名字在文件中提及的人,向他們發出警告,但在有些情況下,維基揭秘的成員難免“手上沾血”。

維基揭秘的一個成員告訴我,阿桑奇的剪輯原則一開始令她很不舒服,但當她漸漸了解他的立場,她開始明白他沒有不公正地傷害任何人。當然,這種傷害無法輕易評估。

當初尋找董事會成員的時候,阿桑奇曾與史蒂芬·阿福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進行過接觸,後者為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打理一份電子通訊刊物,他也曾發表過幾份敏感的文件。阿福特古德拒絕了邀約。“對於一份既敏感,又與當前的爭議話題沒什麼關係的技術文獻,我的編輯傾向是要謹慎,”他說道,“但我在他們身上沒有看到那種保持懷疑的態度。”

阿福特古德還告訴我,信息的過度保密是一個越來越嚴重的問題,這不僅損害了公民的利益——他們應該有權利接觸政府記錄,也損害了保密系統本身。當太多秘密需要保守時,就很難知道哪些秘密是重要的。如果美國軍方依據《資訊自由法》把阿帕奇直升機上拍攝的錄像提供給路透社,或許就不會出現一部名叫《附帶謀殺》的影片,也就不會有這個公關噩夢。

當我打電話給美軍情報事務發言人李·帕克奈(Lee Packnett)中校時,他顯得很激動:“我們不會讓維基揭秘合法化。”“是你們媒體把我們捲入關於維基揭秘的爭辯之中。你們可以去問別人,這不是軍方的問題。”他認為《附帶謀殺》已經過氣,維基揭秘帶給軍方的這些廣泛的反智主義的反對意見也會隨之消失。“它已經消失了,”他說。

公布《附帶謀殺》後,維基揭秘收到了20多萬美元的捐贈,4月7日,阿桑奇在Twitter上寫道:“新聞媒體有了新的盈利模式:嘗試改變吧。”其實就在冬天,他還因為沒錢運轉以及技術調整的緣故讓網站轉入半關閉狀態。阿桑奇遠比自己所表現出來的要實際得多,他一直在找專家詳細審查維基揭秘那冗雜的資料庫,並把資料分發給志願者去進行分析。5月底,網站的全部資料又恢復上線了。不過,網站仍處於早期建設階段。阿桑奇還在尋找合適的方式,不僅去管理網站,也能讓讀者們對這些神秘的資料產生興趣。

2007年,他公布了上千頁軍方秘密文件,都是關於美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中的採購行為。他和一個志願者花費數周時間做了一個搜索數據庫,研究美軍的採購代碼,給購買的物品加上價格——其總價高達數十億美元。數據庫為所有採購品分門別類:機槍、悍馬車、點鈔機、衛星電話……阿桑奇希望新聞記者們好好研究這份文件,但是沒有人這麼做。“我非常憤怒,”他說,“這是一份多麼有趣的揭秘文件:那麼詳細地揭示出美軍武力在阿富汗和伊朗的結構。結果什麼反應也沒有。”

維基揭秘最終贏得了一個貴族基金會50萬美元左右的贊助。此外它還計劃創立一種途徑,能將揭秘文件安全送至新聞報道者手中;維基揭秘的作用類似於一個瑞士銀行賬號,信息可以匿名地存儲到它這裡,並由它實現中轉。(這個系統也能讓消息提供者和新聞報道者約定一個時間,到了這個時間,信息會自動出現在維基揭秘上。)阿桑奇還嘗試過其他創意。原則上,人們只有為某樣東西出了錢才會意識到它的價值,他也試過把文件在若干新聞機構中拍賣。2008年,他就試過以7千美元的底價拍賣一份委內瑞拉總統烏戈·拉斐爾·查韋斯講稿起草者的手稿,出價高者可以先得到消息。

體驗了這個網站的內容以及它的技術運作流程後,並不能回答維基揭秘必須解決的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它究竟是一個怎樣的網站?這個網站的優勢——幾乎完全不受官司和政府騷擾的影響——使它成為那些法律不公社會裡行駛正義的工具。但與獨裁政權所不同的是,民主政府保守秘密主要是因為,公民同意為了保護合法政策,他們應該這麼做。在一個自由社會裡,這家網站的優點變成了它的弱點。法律訴訟——如果公平的話——是對權力濫用的一種威懾。要不了多久,阿桑奇就得面對他的這一創造所帶來的矛盾:這個網站的基因里似乎有他最厭惡的東西——不承擔責任的權力,而且隨着維基揭秘成為一家真正的機構,這種矛盾只會越來越突出。

許多評論者們都在思考這份視頻的標題是否是一種操縱手段。“事後想來,我們也許應該把它叫做《介入許可》而不是《附帶謀殺》吧,我不確定。”蓋茨對視頻的評價也激怒了他。 “他說我們‘完全不顧前因後果’。好吧,那至少我們還有中間段落呢,這可是個巨大的進步。”之後阿桑奇略微向前欠身,用耳語般的低聲談起代號為“G計劃” 的下一次揭秘行動目前正在新的秘密地點進行中。他保證這次肯定有新聞價值,我在他臉上看到了曾出現在“掩體”中的那種嚴肅與快樂、可怖與激情。

“如果我們顯得好像有點業餘,那是因為我們的確是半路出家的,”他說,“所有人在這個領域中都是業餘的。”這時他的咖啡喝完了,他走出公園,走向時代廣場,消失在熙來攘往的人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