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年过去,美国明苏尼达州政府,近日终于同意赔偿一名澳籍女子的家人20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34亿人民币)。

这一悲剧,大家想必都知道了。

2017年7月,来美筹备婚礼的40岁澳洲女子达蒙德(Ruszczyk Damond),听到屋后小巷疑似性侵声音,忙打电话报警,但应召而来的警察努尔,却开枪打死了她。

虽然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是,关于报警的澳洲女子,是否反应有错,导致警察误判,一时成为争议焦点。在人人有枪的美国,而且又发生过了赌城持枪屠杀案,如果警察的反应合理,女子就有可能“死了白死”。

这时,执法纪录仪,成为焦点。

警察却说:执法纪录仪当时没开!

这理由,听起来很熟悉。

当时是半夜,警车抵达现场时,女子穿着睡衣,光着脚,来敲司机一侧的车窗。坐在副驾驶的努尔,突然就开了枪。

努尔辩称,他和搭档当晚出警时,达蒙德的突然出现把他们吓了一跳。他的搭档也证实了这一点。努尔当时以为他们中了埋伏,所以立刻掏枪,打中了正盼望他们到来的女子。

这听起来,也似有合理性。但死无对证,这案子,好像判谁,都没证据吧?

但大陪审团,在“没有证据”情况下,仍然判决开枪的警察有罪。

依据是什么?

重要依据之一,正是:警察的执法纪录仪,未按规定打开!

为什么?

因为在民间与政府发生纷争时,通常的法律原则,是“举证责任倒置”。

什么是“举证责任倒置”?

我们都知道,老百姓打官司时,一般举证的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你李四告状张三打了你,你李四就要拿出证据,不然法院不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李四起诉到法院,说政府违法,那么,老百姓不需要举证,反而是政府有义务证明:自己没违法。

这就是通俗而言“民告官”的举证责任倒置。

这一次事件,警察的执法纪录仪未按规定开机,不能证明自己反应正当,那么就得承担责任。

努尔在当地,其实也是一个名人:他是该州历史上,第一个索马里移民背景的警察,因此一度广受赞誉。这一次,他的肤色与信仰,都使法官在处理这个案件时,更加棘手。好在是控辩双方共同筛选陪审团,最后12名陪审团中,6人是有色人种,共同表决努尔构成三级谋杀罪,二级误杀罪,法官将于6月7日宣布量刑,估计是16年以上。

30刚出头的努尔,于是成为明尼苏达州历史上,第一个因执勤时开枪而被定罪的警察。

也许,如果执法纪录仪开着,政府的2000万美金要赔,但他本人不一定够罪吧?

警察,是一种必要的恶。

为什么在对待警察执法“失误”上,要这样搞“举证责任倒置”?

因为,世界历史的经验,使法律先贤认识到:警察,是一种必要的恶。

这一职业是必要的,但因为其暴力性,又有先天的“恶”。所以,就要在“必要性”与“恶”之间,搞好平衡。

那种让警察畏手畏尾的作法,当然不行。

笔者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7、8年前,东北一乡镇民警,因男人暴打老婆而出警,到了现场楼道,男主人竟然拿菜刀砍向警察,这时,警察一边后退,一边掏出手枪——不是制止凶徒,而是递给跟着后边的协警,让协警拿着枪快跑,“保护好枪”。最后,这位警察就牺牲在失去理智的家暴丈夫刀下。

出现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在那一段时间,出过几次警察滥用枪支的事情,于是很多警察的枪都收了,对警察的执法管理,有点畏手畏尾了。这当然是矫枉过正。

但是,让警察无所顾忌地打人耳光,任性使用权力,也绝对不行。现代社会警惕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避免成为警察国家”。

比如,不能让警察成为政府的家丁。纽约市长曾经对警察的不当命令,就受到人们的诟病。《马说》有一次到澳洲,与联邦影子司法部长做过交流,问过这一问题:警察会不会成为政府的家丁?

这位司法部长说,政府虽然有权任命警察总长,但任命完了,人家就独立了,只按法律办事,行政长官也不能随便指挥他,也不能随便撤换他。

警察权滥用,会导致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危机,从而带来社会危机。发展下去,民众的自由也将丧失迨尽。

如何平衡警察权的“必要“与“恶”?

1829年,皮尔担任英国内政大臣时,建立了“大伦敦警察厅”,这被认为是近代警察制度建立的标志。他提出的“9项警务原则”,对全世界警察制度影响深远。其核心理念,就是:“警察是穿制服的公民”,其执法原则,是“基于同意的警务”,与民主治理“基于同意的统治”相一致,“它依靠的不是人们的害怕,而是公众与警方的由衷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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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天下人性都一样,很容易穿上制服就找不着北。在纽约,政府民事诉讼赔偿案件数量最多、数额最高的部门,就是警察局。在2014年的10个月当中,纽约警察被控告执法不当的民事诉讼案有4238件,而纽约市政府为此付出的赔偿金总额高达2.27亿美元。

因此,法律不得不对警察、对有权使用暴力者,进行更多的限制。比如,执法纪录仪没开机,就算赔诉。

为澳洲女子感到不幸。

为这位年轻美国警察感到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