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一个很带劲的话题,但红利抵免政策(franking credits),澳大利亚人突然从一无所知变成了在竞选期间对其达到痴迷的程度。

今年,工党誓言如果上台,将取消红利抵免退税,这项备受争议的税收制度一下成为全澳的头条。

联盟党对此进行反击,承诺将保留退税,并将工党的计划贴上“退休人员税”(retiree tax)的标签。

无论你支持哪一方,不可否认,这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许多澳大利亚人日常关心的问题。

从下面的图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图表显示,谷歌对澳大利亚“franking credits”一词的搜索量在今年1月份持平,但在5月份突然成为热门话题后,该词的搜索量急剧上升。

投资者威尔逊(Geoff Wilson)后来表示,加上Adani煤矿辩论,这一事件为联盟党获胜铺平了道路。

这位基金经理和他的投资者曾大力反对工党的政策,在5月底的一次活动中,他对支持者说,这两项议题直接让肖顿与总理宝座无缘。

他说,“我认为工党低估了一件事,那就是这一变化将产生的代际影响。”

Many believe the franking credit debate cost former Labor leader Bill Shorten the election. Picture: Kym Smith

许多评论人士和专家随后在推特上声称,虽然红利抵免可能影响了2019年的选举结果,但这个问题可能不会很快消失。

如今,许多澳大利亚人更有可能搭上“红利抵免退款”的这趟车,而这项政策已经引起了全国的关注。许多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政策只会引发越来越大的分歧。

这是因为红利抵免退税目前每年的成本超过50亿元,而2011年首次推出时的成本约为5亿元。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这一体系(许多人相信这将会发生),这个已经惊人的数字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独立新闻网站的调查记者兼主编基恩(Sandi Keane)说,这种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

基恩在大选结果令人震惊后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自出人意料的选举结果公布以来,银行股大幅上涨,原因是新投资者纷纷涌入庞大的红利抵免热潮”。

澳大利亚研究所(Australia Institute)的首席经济学家、前执行董事丹尼斯(Richard Denniss)表示,在今年帮助联盟党连任的议题,可能会在下一次产生严重影响。

“自由党在过去6个月里一直在捍卫人们缴纳负所得税的权利,所以如果现在有更多的人渴望缴纳负所得税,也就不足为奇了。”

“数以百万计的澳大利亚人现在已经知道了负所得税的存在,如果他们采取这些税收策略,那么联盟党政府的盈余肯定会出现一个大窟窿。”

丹尼斯博士说,联盟党关于“虚构的退休税”的“恐慌宣传”可能对选举结果产生了一些影响。

他表示:“尽管只有4%的澳大利亚人获得了红利抵免退税,但联盟党在吓唬大量民众方面做得很好,而且他们在推销一项非常有效的减税策略方面做得很好。”

“我敢肯定,现在有很多人在和他们的会计师谈论如何缴纳负所得税,这将对政府实现预期盈余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

与此同时,悉尼大学商学院高级讲师格兰特(Andrew Grant)也认为,在竞选期间被提到的“红利抵免”,大多数人之前几乎没有听说过。

他说,许多人对工党取消退税的计划感到困惑,因为退税被错误地称为“退休人员税”,但对退税持批评态度的人声称大多数利用退税的人都拥有巨额股票投资组合,这种说法“有点极端”。

The Coalition described Labor’s policy as a “retirement tax” — and went on to win the election. Picture: Darren England/AAP Image

什么是红利抵免?

一般公司盈利后,要交纳企业所得税。当它向股东支付股息(也就是税后利润)时,股东又要就该项股息缴纳自己的所得税,这样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双重征税。

为了减轻双重征税,澳洲就推行了红利抵免(Franking credits)政策,即纳税人在获得企业股票分红前,政府会向企业收利润税,在股东拿到分红后则可以把这些税款拿来抵扣之后产生的个人所得税。

如果红利抵免超过应交的所得税和其他的医疗保险税之后还有多的,就会以现金形式返回给纳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