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竞选活动开始时,联盟党给自己设定了一项简单的任务:把维州的损失最小化为两个,也许是三个席位,然后从其他州撬走工党的少数几个席位,其余的自己顾好自己就行。

而这就是所发生的事。维州,一个在去年11月的州选举中如此热烈地投入州工党怀抱的州,对肖顿(Bill Shorten)成了一场灾难。

由于选区重新划分,工党在那里白得了两个席位——Corangamite和Dunkley——它们在竞选开始前就已经被列为工党选区。

所以从本质上讲,工党在维州连一个席位都没有撬走。

从理论上讲,工党在其他地方的损失也并不大。昆州丢掉2席,塔州丢掉2席,新州丢了Lindsay。但由于昆州有大量选民抛弃工党,现在工党在昆州的30个席位中只占6席。

工党一度觊觎的八个联盟党昆州摇摆选区现在都安全了,而且远远超出了工党所能触及的范围。Capricornia曾是联盟党最危险的选区,得票率优势只有0.6%,两党支持率为50.6%比49.4%。可现在它比Kooyong还安全,联盟党以61%比39%大幅领先。Adani煤矿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就业与气候变化——是关键因素。

可以理解,星期六晚上的结果让工党感到内疚。虽然竞选总是让人紧张,但工党在星期五晚上就允许自己相信自己已经赢了。

工党党内批评全澳书记卡罗尔(Noah Carroll)只告诉肖顿他想听到的,而不是他应该听到的。

“有人说我们早知道自己会输,这都是胡说八道。我们被告知我们的首轮票选支持率是37%。”周日一名不高兴的工党官员说。

工党表现不佳有几个原因:它的竞选工作比不上对手,它的领导者不受欢迎,它提出的政策议程太多了。

肖顿的一名同僚说:“人们从来没有买过肖顿的账。”而工党的政策议程“让人害怕”。

它的税收和再分配计划太多了,而伴随而来的分裂性的、针对“城市高端人群”的说辞,则让人们想起“不跟我们一起干就是在跟我们对着干”的幽灵。

这在很多情况下都难以激起选民的热情,那些因为气候变化、能源或仅仅因为讨厌联盟党而想投票给工党的人,必须以牺牲经济环境为代价来这样做。

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在去年6月的一次演讲中首次表达了他对这种做法的担忧。他对工党与商界的糟糕关系提出质疑,称最好的工党政府是为了国家利益与所有利益集团合作,而不是播下不和谐的种子。

当时,他的演讲被视为想争夺领导权的自我推销。而现在,阿尔巴尼斯真的成为下一任工党党魁的种子选手,他也明确告诉人们,他早就认为工党的政策议程缺乏经济增长的推动力。

“我们确实需要阐明如何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分享财富,”他说。

鲍文(Chris Bowen)也考虑竞选,他将得到右派的支持。但作为工党税务议程的首席推销员——特别是红利抵免政策——鲍文已经失去了魅力。

不过,他肯定会争辩说,工党被迫提出的许多经济议程——改变退休金税惠、拒绝给公司减税——都是他的办公室推动的。

来自右派的昆州人查尔莫斯(Jim Chalmers)可能会成为副党魁。

“我们需要一个昆州人。”一位消息人士说。

但所有这些都无损于莫里森的成就。

总理在来自维州的副手弗莱登柏(Josh Frydenberg)和自由党书记赫斯特(Andrew Hirst)的协助下,完成了一场完美无瑕、纪律严明的竞选活动。

他没有获得巨大的胜利,联盟党的两党支持率只提高了不到1%。

而且莫里森可能会在他开始的地方结束。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也只能领导一个拥有微弱优势的多数政府,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要保持浮出水面本身就是一项任务。

星期六的结果证实了莫里森有多么强大。

在短短六年时间里,他担任过三个高级职务,帮助罢免了两位总理——而且没留下任何指纹——然后修改了党内规定,确保没有人可以对他这样做。

莫里森几乎什么都没有承诺,却赢得了大选。

他经常提到那些“安静的澳洲人”——那些忙着过自己的小日子,希望政府能搞定经济管理和边境,否则就别来挡路的民众——来支持他了。

除了预算中的所得税削减和实施银行业皇家调查委员会剩余的建议之外,这个政府或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不会有太多事情要做。

但一旦胜利的光芒消退,莫里森就得开始思考他要在下一次大选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星期六晚上,西诺迪诺(Arthur Sinodinos)指出,联盟党侥幸逃脱了死亡,但可能需要跨越党派的界限。他提到了1961年孟席斯政府仅以1席优势连任的那次大选。“当他遭遇了近乎死亡的经历,他认识到你必须团结那些没有投票给你的人,找出原因并改善这些担忧。”他说。

没人想失去任何议席,特别是在如此紧张的选举中,但是当艾伯特(Tony Abbott)被赶下台,很多自由党人都松了一口气。随着艾伯特的小事,在需要时跨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应该会轻松许多。

艾伯特、毕晓普、派恩和谭保的离开,意味着霍华德时代的关键挑衅者和残余分子已经消失。

莫里森树立了绝对的权威。现在是他的主场。

 

本文译自《澳洲金融评论报》Phillip Coorey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