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3月初发布调查显示,中国国有开发银行去年向全球能源项目发放了256亿美元贷款,其中近三分之一(68亿美元)流向了非洲国家。实际上,不仅仅在能源领域,在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领域,中国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随着角色加重,中国参与非洲基建也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挑战。

非洲基础设施有多差?

“所有的相关利益方,无论政府、企业还是终端用户都一致赞同,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比如道路、电力等。”标准银行集团驻北京经济学家倪杰瑞(Jeremy Stevens)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称。

据倪杰瑞介绍,受经济、政治、历史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这个居住着全球约七分之一人口的地区在几乎所有基础设施领域的表现都全球垫底。

一方面,该地区在主要基础设施的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其全球他发展中地区。世界银行去年4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在电信领域,该地区每1000人的固定、移动电话订阅数中值从1990年的3个大幅上升到2014年的736个。尽管如此,与其他发展中地区——南亚(807)、中东北非(1323)、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240)、东亚太平洋地区(1444)相比仍存在不小差距。

2015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00人中的互联网用户中值数仅为16.7,而从每100人的固定宽带用户中值数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0.19,也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地区。

电力领域,截至2012年的近20年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发电能力基本没有发生变化,平均每1000人0.04兆瓦(MW)的发电量不及南亚(0.15)的三分之一,也不到拉美和加勒比地区(2.3)的十分之一。

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的可获性方面,撒哈拉以南非洲也远远落后。从电力可获性(即能获得电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看,1990-2014年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电力可获得性翻了一倍多,从1990年的14%上升到2014年的35%,但仍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地区。

过去25年,该地区在安全水的获取方面有巨大进步。2015年,77%(中值)的人口能够获得安全的水,比1990年的51%(中值)有大幅提高。相比之下,其他发展中地区在2015年均超过9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非洲部部长塞拉西(Abebe Selassie)去年底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宏观经济领域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大挑战就是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改善基础设施无疑将大大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缩小该地区与全球(撒哈拉以南非洲除外)在各基础设施领域质量(中值)与数量(中值)上的差距,该地区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有望提高1.7个百分点。其中,缩小基础设施数量上的差距会让其人均GDP增速每年提高1.2个百分点,缩小质量上的差距会让其人均GDP增速每年提高0.5个百分点。而缩小该地区在基础设施上与全球表现最好地区之间的差距给其经济带来的好处将会更大,会使给地区人均GDP增速提高2.6个百分点。

非洲基建有多少资金缺口?

改善撒哈拉以南非洲基础设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但由于该地区各国财政紧张,加上私人投资不足,目前基建仍存在大量资金缺口。世界银行去年4月的报告援引相关数据称,撒哈拉以南非洲未来10年(从2010年算起)每年的基建投资需求达930多亿美元,这相当于该地区2010年GDP(1.3万亿美元)的7%。而截至报告发布,该地区每年实际基建投资只有约45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有约480亿美元的基建融资缺口。

目前,政府的公共资金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建资金的主要来源,每年450亿美元左右的基建投资中,有一半多由政府提供。

但按照全球标准来衡量,撒哈拉以南非洲政府在基建上的支出力度还远远不够。世界银行对该地区24个国家(占该地区GDP约70%)2009-2015年间在道路、水利、空中交通、电力、通信、卫生等基建领域的投资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国家每年在基建上的公共资本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估计为2%,世界银行援引相关的数据称,要满足全球发展中地区的基建需求,公共资金每年在基建上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能低于6%。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以下简称PPP)是西方国家进行基建的一种流行模式,目前也被越来越多的非洲政府接受。

倪杰瑞称,由私人投资者和商业银行提供资金修建独立发电厂(IPP)在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十分普遍,这在南非、肯尼亚等国家得到积极的发展。但是,对于不太发达的非洲国家来说,政府仍然需要提供“配套基础设施”来激励私有投资者,这些配套措施包括,法律和税收框架、能降低成本的关税政策,以及其他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支持。

整体来看,PPP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基建市场依然属于非常小的一股力量。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1990-2015年间,该地区的PPP项目数量占全球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PPP项目总数的比重在2%-12%之间。截至2015年,包括布隆迪在内的7个国家仍然没有PPP项目。

“PPP模式是改善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解决方案。释放市场的关键是政府提供强有力支持、有效的合作以及积极的参与。”倪杰瑞说。

中资的贡献有多大?

在国内公共资金短缺、私人投资不足的情况下,海外融资成为非洲基建的重要来源。从1970年代援助赞比亚修建坦赞铁路,到去年帮助肯尼亚完成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中国已经成为非洲基建领域一支重要的力量。

根据麦肯锡去年6月发布的报告,中国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一大基建投资海外融资国。中国向非洲基础设施投资的金额累计已达210亿美元,远高于非洲基础设施集团(成员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欧洲执行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八大工业国组织)的投资总额,也远高于排名第二的法国(30亿美元)以及排名第三的日本(20亿美元)。

2012-2015年,中国对非洲基建投资以每年16%的速度增长,为非洲许多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开发提供了资金支持。比如,肯尼亚境内的蒙-内铁路造价38亿美元,其中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的资金超过九成。而乌干达卡鲁玛水电站造价17亿美元,中国各机构也合力为其提供了绝大部分经费。

此外,中国工程建筑公司也积极直接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麦肯锡的报告称,中国建筑承包商占据了非洲国际EPC(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市场约50%的份额。非洲前十大国家EPC承包商中,有六家是中国企业——中国交通建设、中国中铁、中国水利水电建设、中国建筑工程、中国铁建与中信建设。

中国在非洲的基建投资项目涉及铁路、高速公路、港口、油气田、发电厂,而欧美在非洲的基建投资大部分集中在能源和电力。中国企业的主要优势在于成本低廉以及项目交付速度快。麦肯锡的报告指出,过去30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催生了大量与国际同行相比具有成本优势的工程承包商。即使在由世界银行赞助的公开招标项目中,中资企业也是大赢家,中标率高达42%。一些非洲官员称,基建项目中,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十分明显。另有官员透露,在相同资质实力条件下,中国企业的报价往往比第二低价还要低40%。

“中企的优势是,建设速度快,质量高,而且很多方面的技术也不亚于西方国家,在很多国家评价很高,也很有竞争力。”一家驻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工程公司项目经理白杨告诉界面新闻。

中资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所所长刘青海对界面新闻称,从企业层面来看,以前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不熟悉国际通用的一些标准、规范,不了解当地市场情况,缺乏国际经营人才、安全问题、融资和财务问题、零配件及电力供应问题等。但经过多年在海外的摸爬滚打,这些现在对许多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来说应该都不构成大的挑战了。

她认为,总体来看,中国现在在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进行跨文化管理,更好地适应乃至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

“例如,如何让当地的失业人员不认为是我们抢了他们的饭碗,让当地公司认为不是我们抢了他们的生意,让当地各级政府能够认为我们就是他们自己的公司。做到了这些才能让我们更好参与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避免与当地方方面面的摩擦与冲突。”刘青海说。

中国驻埃工程公司经理白杨说,在非洲开展工作最大的挑战,一是文化的差异比较明显,非洲大多数国家受西方文化影响较深,跟中国人思维方式差别较大,随着中国人在非洲开展各类业务增多,这些问题有了很大缓解,但还没从根本上改变。

第二个挑战是非洲国家整体政治环境跟国内比差很多,管理落后和效率低的问题非常突出。在非洲国家办事,从高层到一般劳工的整体工作效率不高。

第三个挑战是,非洲国家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不高,这样虽然可以获得大批廉价劳动力,但往往也伴有技术人员比较缺乏的现象,主要技术人员都是从中国派遣,当地技术人员不好寻找和培养,这就增加了人力成本。

此外,非洲国家工业发展水平落后,门类发展不齐全,其影响是,如果从事建筑行业,会面临原材料不足,都需要从中国或别国发运。此外,由于工业发展落后,大多数商品需要进口,再加上本国经济不够坚挺,受美元波动影响大,货币贬值风险高。对境外公司来说,会存在汇率风险。

而从个人角度来讲,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白杨说,目前非洲大部分地区仍存在贫困问题,贫富差距大,贫困人口多。近几年,在非洲工作,从事各个行业的人多,中国人群体壮大就容易成为他们的目标。尤其是在很多国内局势混乱,治安不良,管理落后的国家。

刘青海认为,除了指导督促我国企业把项目努力做好,让事实说话以外,中国政府应该加大对外宣传力度,让更多人了解我国参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和取得的成绩。此外,还要大力促进中非人文交流与合作,进行跨文化管理培训,帮助中国企业了解当地文化法律风俗,更好地适应及融入当地社会等。

倪杰瑞建议,为了更好地为当地社会造福,中国公司今后应该提供更多的股权投资,并提供更多持久工程维护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