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炒作“中国威胁”,一会表态要与中国“重修旧好”。

澳大利亚政府唱的是哪出戏?

去年,出于党派斗争等国内政治因素,澳大利亚政府带头炒作“中国威胁论”。

度过2017年年底的补选关之后,澳政府地位稍加稳固,于是希望回过头来再与中国修好。

毕竟,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

因此,近期澳政府对华态度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改变。

  ▲澳大利亚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史蒂夫·乔博

从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外长朱莉·毕晓普,到贸易、旅游和投资部长史蒂夫·乔博,均做出了相对友好的表态。

媒体报道,在5月乔博访华之后,澳方正在争取外交部长毕晓普和总理特恩布尔年内实现访华。

然而,国际风云变幻,就像大片一样,剧情一般都会出现反转。

6月28日,澳大利亚参议院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案(间谍活动及外国干预)法案”、“外国影响力透明化法案”。

另一条禁止外国政治捐款的法案,也即将提上国会辩论。

虽然乔博称,法案并非针对中国,但去年年底法案提交议会时,总理特恩布尔就是拿中国威胁说事的——以所谓“中国对澳渗透”作为提交法案的理由。

之后,澳政府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为中国正名。

要知道,“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再关上可不容易。

1

三大“反间谍法案”

2017年12月5日,澳政府将数个法律修正案打包提交议会讨论。

政府声称,此举是为了“遏制外国影响和间谍行为”。

当时,澳议会已进入该年最后一个开会周,没有足够时间进行充分讨论,所以直到2018年2月议会重开后,法案才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包括对公众和各团体开放,征求意见。

其中有一部法案名为《外国影响力透明计划草案》,内容包括:

要求代表外国政府、外国政府相关企业或个人、外国政治组织的人进行登记;

公开这些人员与其外国雇主的关系等具体信息。

目的是将影响澳大利亚政治和政府之活动的性质和范围透明化,并对违法者追究刑事责任。

另外一部是《国家安全法修正案(间谍和外国干涉)草案》,内容包括:

加大现有间谍罪惩罚力度;

针对外国势力试图影响澳大利亚民主和政府进程、或试图损害该国利益的“秘密的”、“具有欺骗性的”、“威胁性的”行为,增加新的外国干涉罪,

对联邦政府内部泄密进行一定程度的刑事惩罚;

增加破坏罪保护重要基础设施;

改革对叛国罪的判罚;

增加新的窃取商业机密罪、提供虚假信息罪;

赋予执法机构在调查上述重大犯罪时截取电信信息的更大权限。

与前两个法案稍有不同,《选举法修正案(禁止外国政治捐款)草案》尚未在议会通过。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这一法案获得通过的可能性也很大。

就内容而言,这一法律草案涉及:

禁止外国人或外国公司向澳大利亚进行政治捐款,任何澳大利亚政党或政党候选人接受外国人的捐款都属于违法行为;

超过1000澳元的捐款或礼物,捐款者在捐赠时必须提供自己不是外国人的声明(现有法律规定超过1万澳元的捐款或礼物必须留下捐款者姓名和地址)。

2

攻击中国

澳大利亚智库“中国问题(China Matters)”的中国研究专家琳达·雅各布森在接受澳媒采访时表示:

澳大利亚应区分“干涉”和“影响”两种行为。

任何国家的政府驻外机构都希望能从心态、观念、见解上影响驻在国,中国也不例外,这很正常,只要其所作所为是合法的。

然而,在将以上几个法律修正案草案提交议会时,澳总理特恩布尔利用议会发言时间大谈澳大利亚受到外国政府的渗透,并且直接点名中国。

澳媒则推波助澜,不仅总是故意把因果关系搞反,还趁势将“炮口”对准几位在退出政坛后受聘于中国企业担任顾问或董事的澳大利亚政坛人物,粗暴地将“在中国企业任职”与“中国政府代理人”画上等号。

他们甚至在报道中暗示:中国对澳出台相关法案反应激烈,是因为中国自知理亏。

于是,在总理的带领下,澳大利亚政界掀起了一波攻击中国的高潮。

实际上,让中国强烈不满的是,无论是澳政府还是媒体,对于自己的论调,从来拿不出实际证据。

  ▲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也许,在澳大利亚人看来,这些在立法层面的最新举动,不过是修补早就应该补好的“篱笆”。

《澳大利亚人报》编辑保罗·凯利认为,这些法案的提出既关乎中国,又无关中国。

“无关中国”是指,这其实是澳大利亚在划定一条对外关系的“红线”。

他的观点在澳大利亚具有一定代表性。

澳大利亚著名战略学者、国立大学教授休·怀特在接受采访时称,处理对华关系是澳大利亚面临的一大难题。

这是因为,澳大利亚从来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形——在短短100多年历史上,澳大利亚还从没出现过最大贸易伙伴不是盟友的情况,所以无章可循。

3

双重标准

但是,在中国看来,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

  

比如,中国籍商人赞助澳某大学成立研究中澳关系的机构,就被澳媒指责为“中国政府的渗透”。而美国实力雄厚的军工企业赞助澳大利亚智库,却没看到澳媒发表过任何质疑。

澳学者戴维·迪格比说,澳媒主要被新闻集团和费尔法克斯两大媒体集团控制,缺乏多元性,鲜有其他媒体能够对这两大集团构成真正挑战。

无论哪家媒体,都跳不出集团立场的框框。

比如,隶属于新闻集团的《澳大利亚人》报的国际新闻编辑格雷格·谢里丹是著名的亲美派。

连美国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这样的行为,他都能找到理由为美国辩解,还在报纸上大唱赞歌。

与其他国家政府首脑相比,澳媒对以色列总理访澳的报道力度大得令人瞠目。

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新闻集团旗下媒体,除大篇幅报道之外,还罕见地以跨页排版形式报道内塔尼亚胡的哥哥英勇牺牲的故事(作为特种部队指挥官,指挥解救以色列人质,最后牺牲)。

与之相反,只要事涉中国,澳媒的报道似乎自动就调转到负面角度。

2017年10月4日,小编在堪培拉参加澳前外长加雷思·埃文斯在全国记者俱乐部举行的新书发布演讲会。

这位前外长对中国总体持积极评价,他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积极拥抱“一带一路”。

然而,第二天文章见报,压根儿看不到埃文斯有关“一带一路”的表态,更看不到埃文斯对中国成就的赞扬。

对于澳媒在中澳双边关系中起到的负面作用,澳外长朱莉·毕晓普今年5月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时也曾提到。毕晓普表示,这些报道很不准确,完全不代表澳政府的立场。

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二号人物董立德(杰拉德·汤姆森)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第16届澳大利亚研究国际研讨会上,也发表讲话批评澳媒的报道偏离了澳中关系的基本面。

4

如临大敌

董立德说,澳大利亚把中国放在澳对外关系的中心和前沿地位,并不认为中国是威胁,而是把澳大利亚的发展与中国的成功联系起来。当然,澳大利亚在一些问题上与中方仍存在分歧。

这表明,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希望将经济贸易和政治安全问题分开处理,希望近期政府官员相对积极的表态能够及时止损。

同时,董立德的另一句话暴露了澳政府的真实心理。他说,澳大利亚采取的行动是对中国行动的反应。

所谓“中国的行动”其实就是指中国在国际上、在区域内越来越自信的表现。这些行动让澳大利亚感到不自在,进而采取了应对措施。

说到中国的行动,澳大利亚方面此前着墨较多的是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

从2018年年初开始,南太平洋岛国成为新焦点。

今年初,澳官员诋毁中方在南太平洋岛国的援助“大而无用”,给岛国造成沉重债务负担,还诬称中国以债务为要挟攫取南太平洋岛国战略资源。

5月,澳政府公布的最新一年预算案中增加了国际援助预算,明显加大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拉拢力度。

6月底,澳与瓦努阿图就签署安全协议展开谈判。

同月,所罗门总理访澳。之后不久,澳大利亚提出将为所罗门群岛铺设海底通信光缆,搅黄了原本是华为(专题)公司的这笔生意。

据澳媒报道,澳大利亚和“好基友”新西兰已准备好一份涵盖广泛的安全协议,计划在今年9月召开的太平洋岛国论坛上与南太平洋岛国签署。

5

对中国了解太少

现阶段,就总体而言,中澳之间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也有一些分歧:

◆ 在经济上,澳大利亚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

◆ 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

◆ 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两国差异巨大。

在中国看来,加强对南海的建设是一个大国国防的正常需要,合理合法;加强与南太岛国的联系,增加对这些国家的援助,是中国承担越来越多国际责任的表现。

澳大利亚这副如临大敌的样子,真是让中国人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在研究中澳关系的专家看来,这反映了中澳双方在认识上还存在不小差距,澳大利亚对中国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澳大利亚乐卓博大学教授尼克·比斯利与小编交流时介绍,澳大利亚政坛有把年轻人送往华盛顿实习的传统。

澳美两国如此的制度相近、文化想通,尚且需要费心地去了解自己的盟友,建立关系。

对于制度完全不同,文化差异巨大的中国,澳政坛却缺乏兴趣去了解自己最大的贸易伙伴。

他认为,应该由澳政府出面安排政界人士、特别是年轻人前往中国,增进整个澳大利亚政界对中国治理模式、决策机制等各方面了解,以便能够更好地处理双边关系,避免因误判而导致损害的发生。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澳大利亚当前这个选举周期还未过去,政党为在下次大选中获得更多席位、议员个人为了保住席位,多半还会继续“扮强硬”。

长期看来,由于澳方因对中国深入了解不够、缺乏信任,两国关系还要继续经受考验。

要想煮好饭,该加的水要加,该撤的火要撤,否则,饭会夹生。

若不及时拿出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和决心、制定更加可行的策略,澳大利亚前面的努力多半会变成“夹生饭”。

这对澳大利亚人来说,绝非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