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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两则有关薪酬待遇的新闻成为了舆论焦点。

第一则是网传航天601所发公文称因研究员张小平跳槽,严重影响登月进度,恳请组织派人让其回来。据悉,张小平职称为副主任设计师,是601所基层职位,此前年薪约12万,跳槽民企后,年薪直达百万。

科技创新是基本国策,登月计划是国家重点工程。航天技术人才本应是奇货可居,高薪厚职均不为过。但事实却是如此重要的国家栋梁,收入尚不及北京平均薪酬水平(2018年北京平均月薪为10712元) ,无怪乎消息爆出后,人们诧异不已。

张小平“涨薪”的同时,有些让人却面临着“降薪”。

同一日消息,新浪娱乐报道,“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接下来将严控综艺节目艺人的片酬,每期节目艺人总片酬不能超过80万,常驻嘉宾一季节目下来的片酬不能超过1000万。”据悉,此次综艺限薪确有其事并已执行多时。

这意味着国家针对娱乐圈的监管再次升级。

娱乐圈“血泪史”

娱乐圈总是被监管是因为“贵圈真乱”,而且近年来这种“乱”已不是原来男女关系混乱、酗酒嗑药暴力、拉帮结派欺凌这么简单了。

俗话说,金九银十。可是,金秋送爽对于娱乐圈来说是不存在的。娱乐圈有的只是一个多事之秋。

上周,首批股民起诉赵薇去年企图凭借51倍的杠杆收购上市公司“空手套白狼”一案正式开庭;与此同时;“范冰冰去哪了”这个问题再次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坊间盛传不仅仅是逃税这么简单,还涉及到了更严重的经济问题;数日前,导演郭靖宇发长微博揭开了电视剧刷量潜规则,剧方不购买收视率,卫视就绝不会播出;刚被爆出桃色新闻的吴秀波又被传旗下公司涉嫌私刻公章,用虚假协议获项目95%收益,多家上市公司受损……

不难发现,当下娱乐圈的“乱”早已超出了演艺范围,上升到金融问题的层面了,而我们都知道,“稳~金融”是中央“六个~稳”要求之一。有鉴于此,监管部门加强监管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限薪是对娱乐圈最直接的监管招数。对于艺人来说,片酬、演出报酬是收入的第一来源,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动不动就上亿的“天价”片酬为艺人们日后开公司,搞投资,像赵薇那样玩弄资本提供了最初的本金。因此,限薪成为了规范娱乐圈最常规的招数之一一点也不令人意外。

娱乐圈限薪并非新鲜事。今年早些时候崔永元怒怼冯小刚的一条微博爆出了娱乐圈“阴阳合同”这个如伏地魔般圈内人人知晓其存在却从不明言的事情后,限薪再次成为了舆论焦点和监管重点。

“阴阳合同”一事曝光没多久,6月28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电影局等联合印发的《通知》就明确规定,“全部演员、嘉宾的总片酬不得超过制作总成本的40%,主要演员片酬不得超过总片酬的70%”。

监管层表态了,业界怎能视而不见、沉默不语呢?

所以,8月11日,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三家视频网站联合六家影视制作公司正午阳光、华策影视、柠檬影业、慈文传媒、耀客传媒、新丽传媒,共同发布一则声明称,将“共同抵制艺人‘天价’片酬现象”,“共同抵制偷逃税、‘阴阳合同’等违法行为”。

可是,有关部门或许是一时忘记了演戏并非当下艺人的主业,参加钱多事少热度高的真人秀节目才是他们的正经事。当然,这个漏洞怎会逃过英明的决策者们的法眼,于是我们看到了27日综艺节目“限薪令”的出现。

娱乐圈监管,比限薪更“狠”的是限内容。

综艺节目的“限薪令”是“限内容令”的延续。9月18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聂辰席提到,要进一步调控治理综艺娱乐、真人秀、亲子类等节目,坚决防止泛娱乐化等倾向。大力推进节目创新创优,多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类型的优秀原创节目。

要大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类型的优秀原创节目”,首先得限制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类型的优秀原创节目”。

9月20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境外人员参加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指出,未经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批准,广播电视播出机构不得在19∶00—22∶00播出境外视听节目。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各频道每天播出的境外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纪录片和其他境外电视节目,不得超过当天该类别节目总播出时间的30%。

监管部门对娱乐圈的限制并不仅限于薪酬、内容等尚属具体的问题,还延伸至了抽象的艺人风格。

9月初央视播出的《开学第一课》不但引发了全民对当中广告内容的吐槽,还引发了对节目里明星“娘炮”风格的大讨论。随后,有消息称,虽然并未下发白纸黑字的“限娘令”,但“偶像”、“练习生”、“男团”、“女团”等字眼已经不被提倡使用,甚至有选秀节目将个人风格稍微阴柔的选手一律淘汰。

一套“限制”组合拳下来,娱乐圈的黄金时代已逝。

市场化是唯一解

术业有专攻,薪酬分高低。

百万年薪对于像张小平这样的基层科研人员来说已是“天价”,而这很可能还不如某些明星一个活动的出场费。这样的现象的确会令民众对娱乐圈产生不满与怨言。但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行业薪酬水平和观影选择,不但无利于娱乐业的监管,更有市场经济倒退的嫌疑。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人们都在感激怀念另一位“小平”——邓小平。正是他高瞻远瞩,推动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我们才迎来了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这40年。小平所推动的市场化改革以“效率”为首要目的,而其面对的主要阻力就是 “绝对平均主义”。

对于娱乐圈存在的偷税漏税、涉嫌经济犯罪等行为固然需要严厉打击,但打击程度应符合法律法规,与其他行业一视同仁。高薪并非原罪,用行政限制的手段抑制娱乐圈的高片酬实际上是追求“绝对平均主义”的一种表现。

薪酬分高低,但行业无贵贱。

在市场经济下,并不存在一种比其他职业更应获得高薪的职业,行业的薪酬水平更多是与该行业的发展效率相关。

明星的高片酬来源于娱乐产业近年来的高效发展。这样的薪酬水平或许不符合人们朴素的分配愿望,却符合市场化原则。这次综艺限薪标准远低于市场价格,说明了本质上是通过强行压低娱乐产业的“效率”,即市场化程度来缩小其与其他行业的收入差距。这种拉低“先富”的方式,并不能起到带动“后富”的作用,反而拖慢及延误了两者的市场化进程和对效率的追求。

以张小平为例,之前其薪酬之所以“低”得令人发指,是因为所处的研究所地位特殊,并不参与市场竞争,故也无需提供符合市场化的行业待遇。但现在张小平跳出了体制的桎梏,参与了市场配置,所以也争取到了与其能力匹配的市场化薪酬。可以说,正是行政化的管理限制了他此前的薪酬,而市场化则为他带来了应有的高薪。

强行用行政手段限制、控制娱乐圈的薪酬水平,此举等同于将娱乐业从市场经济拉回到计划经济,并无助于提高其他“张小平”们的收入,反而会令一众娱乐圈敬岗爱业的从业者沦为跳槽前的张小平——收入所得并不符合能力与市场地位。

另一方面,虽然目前娱乐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但仍非充分的市场竞争。限制节目内容、限制从业人员的风格,抑制了行业的多元化,从而也抑制了市场化。这也导致了与张小平情况相反的另一种能力与薪酬不匹配现象,那就是部分人之所以会为娱乐圈限薪叫好的原因——明星失望的表现与高片酬的错配。

随着《延禧攻略》和《如懿传》的热播,关于宫斗戏的泛滥再次引起争议。观众对模式化娱乐节目的厌恶,对多元化娱乐享受的渴望与日俱增,不应忽视。但“建国后不准成精”等一系列行政要求局限了娱乐业的创作思维,违背限制引发的风险迫使从业人员不得不牺牲创意以换安全。

与此同时,对外来娱乐节目的限制加剧了多元化的缺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受伤害的莫过于观众与粉丝了。有限的选择缩窄了人们的视野,单一的内容模式束缚了人们的逻辑思辨能力,对表演者不同风格的排斥抑制了人们的审美观和包容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惊讶某些业务能力备受质疑的娱乐圈从业人员仍能收获高薪的原因。

在充分的市场化配置下,观众被给予了多元化的选择,眼界、审美与辨别能力在比较中得到发展,从而可以对明星艺人进行逆向选择和淘汰。原因很简单,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一个观众见识过高水平的表演和作品后,他就不愿意为技艺不精的明星和粗制滥造的作品埋单。毕竟,归根究底,人们不满的不是明星的“天价”高薪,而是他的能力不足以匹配这个薪酬水平。

娱乐圈的高速发展对社会和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部分人利用监管漏洞攫取了不法利益。但是,无论如何,一个行业的商业行为应该由市场去调节,由符合市场化的政策法规监管,而不是靠简单粗暴的行政限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