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占中”逐渐趋于缓和之际,大公网报道称,一名自称香港市民的人士在网上发掘大量公开及机密文件,撰写了一份112页的报告《美国资金如何支持占中》。根据该报告的描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早在2006年已在港为推动“占中”作准备,于2007年启动青年公共参与计划,推动香港学生参与政治,项目包括:资助港大法律学院“比较法与公法研究中心”(CCPL)、成立“港人讲普选”网上平台等,而“占中”发起人的戴耀廷长期是CCPL成员。一时之间,《环球时报》等陆媒迅速认定这是“占中”勾结外国势力的铁证,使香港“占中”的真实面目变得复杂。如果“占中”真的是外国势力资助下进行的,当然应该以此为基础去分析问题,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将“占中”扣上与外国势力勾结的帽子只会造成曲解,影响对于整个事情的判断。同时,中国有一句古话,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香港的任何社会运动不能也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干预,更不能让外国金钱介入,而是应该寻求大多数港人的支持,否则不应该进行下去。


  这篇题为《美国资金如何支持占中》的报告,列出许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香港占中的资料,似乎言之凿凿,但是却忽视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即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民主运动是其一贯做法,早已为世人所熟知,没有任何新意。事实上,诸如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类的民主基金会,有着一种特殊的政治“抱负”和职业属性,专门针对他们眼中那些非自由民主的国家。对于他们来说,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实乃“分内”之事,“职责”所在。他们若暗中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同样属于意料之中的事情,不必过多紧张,既是因为他们不是特定针对中国,而且还是因为他们根本操纵不了局势,只能扮演小打小闹的角色。


  将以支持民主运动为己任的美国国家基金会暗中资助香港民主运动的资料无限放大为占中勾结外部势力的铁证,不仅毫无新意,根本不能证明占中与外部势力有关系,相反只能够证明真的没有具体的外国势力干预占中。某些人耗费如此大的精力去撰写这么长的全英文报告,不料找到的却是一个众人皆知的事实,其结果倒是有力地说明了占中没有外部势力干预。


  本来香港占中正在趋于缓和,可是每每在这样的关头总是有人将占中归为外部势力所为,实在令人怀疑其用心,难道他们真的希望香港占中是外部势力所为吗?如果不希望,那是不是推卸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于“一国两制”下的普通港人来说,“中方”才是港人眼中最大的“外部势力”。如果动辄将占中的责任推卸给外部势力,既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相反还会令人怀疑自己,很不恰当。


  某些媒体将占中归为外国势力的干预固然很不妥,但是港人亦须反躬自省,不能让自己的政治活动有外国势力介于,尤其是不能接受外国资金,更不能接受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类机构的捐赠。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喜欢通过金钱和其他政治手段干预别国政治,若接受它的捐赠,无异于签了卖身契,容易受其制约,不仅不利于香港民主的长期发展,相反还会招致嫌疑,最终可能适得其反。拿人钱理短,香港社会运动一旦接受外资,难免会丧失独立性,受人控制。


  香港任何社会运动都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如果香港有人需要表达政治诉求,应该在港人身上寻找捐款,如果没有人愿意捐,就不应该搞社会运动,因为不能够得到港人的支持。经过长期的法治熏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港人的公民意识普遍很强,有着较好的判断力,十分务实和理性,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不会轻易被人牵着鼻子走。香港的社会运动必须尊重大多数港人的意愿,学会倾听他们的声音,否则不可能成功。一场表达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若不能在港人中间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只能说明这场运动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因此不可能会取得成功,更没必要寻求外国资金的介于。试想一下,一场社会运动若因得不到大多数港人的支持转而寻求外国资金的介于,尤其是像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之类机构的资助,其给人的印象肯定很糟糕,甚至可能改变社会运动的性质,真的变成外国势力操纵下的政治运动。


  一般而言,民主转型往往有三种途径:自发秩序,外部推动和自发秩序相结合,外部推动。自发秩序的国家往往有强大的内部民主力量,转型的代价最小,成本最低,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自发秩序和外部相推动的国家,其民主力量不大,公民社会不够成熟,不得不借助外部力量最终走向民主,主要代表国家是法国。外部推动的国家本身是有民主诉求的,只不过因为某些原因中断这一进程,最后由于陷入战争状态而不得不靠外部力量来实现民主转型,主要代表国家是日本,代价最大。对于香港来说,港人肯定有权利追求民主,只不过应该选择第一种途径,不能也不应该有外国势力干涉,既是因为这种途径的代价最小,能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又是因为香港内部有强大的民主力量,法治体系健全,公民社会发达,具备通过自发秩序实现转型的条件。


  可能会有人反驳,拿出孙中山、早期中共接受外国资助的先例,认为香港的社会运动同样应该接受外国资助。可是,他们所忽略的是,客观条件已经发生改变,今天香港所遇到的情况远远不同于一百年前的中国。无论是孙中山接受华侨资助,还是早期中共接受苏联资助,都是被迫之举,前者面对的是腐朽落后的满清政权,国内无力可借,只能依靠海外华侨,而后者面对的是军阀割据下中国,国内同样无力可借。况且,即使早期中共一度接受苏联资助,但是很快便发现这是自缚手脚,严重干扰中共的独立性,所以后来逐渐通过经济独立才摆脱苏联的控制。今天的香港则不同,内部有着比较成熟的法治体系,大多数港人务实理性,完全可以通过港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来表达诉求。同时,如果说满清是拒绝民主改革,军阀割据更是不讲道理,那么今天的中央政府则不同,不仅向港人庄严承诺“一国两制”50年保持不变,同意港人在2017年实现特首普选,而且一直对占中保持克制。如果香港有人想要表达政治诉求,应该积极寻求大多数港人的支持,在他们当中募捐,而不能舍本逐末,接受外国资金,受人控制,因为这样不仅不会成功,相反还会给本来便支持香港民主的中央政府留下糟糕的印象,其结果只会越来越糟。换言之,如果一场社会运动难以募集到足够的资金,就不应该进行,因为没有大多数港人支持的社会运动迟早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