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晚间,香港旺角发生本土激进派组队与警方暴力冲突事件,警方受伤人数及袭击者被捕人数甚至大大超过了2014年的“占中”,而其影响亦在复杂发酵之中。旺角暴乱事件似一柄利剑刺破了香港的新年喜庆气氛,将人们早早地拖入后“占中”与后政改的严峻政治对立之中,与特区政府及全社会寻求重建、和解与发展的共识努力,相对峙和对冲。事件发生后,香港主流舆论普遍谴责袭击者暴力,支持警方依法维护秩序,惩戒暴行。特区政府快速跟进处理,将事件定性为社会暴乱,相关检控与诉讼程式迅疾开展,显示强劲的民意基础与香港法治的高度权威性。


  2月8日,香港旺角发生骚乱


  事件起因于香港食环署大年初一例行的“扫荡执法”,针对的是富有香港特色的无牌小贩。本土派在政改失败后一方面不满于中央和特区政府的强硬立场,另一方面亦迁怒于“泛民主派”的整体温和路线,对“占中”的非暴力底线不以为然,而汲汲于测试“勇武路线”的政治社会效果。与去年反水货客等“轻暴力”相比,此次旺角事件中本土派的作为可谓“勇武路线”的彻底展现,但也同时暴露了这一路线在香港法治文明体系中的例外角色与边缘地位。“本土特色,勇武扞卫”也因此成为空谷绝响,成为香港社会运动激进路线的终极拐点。以香港的理性民意和权威法治,断不可能再允许类似暴力蔓延。


  绝非“公民抗命”


  事件发生后,如何解释和转化,成为各方角逐的亮点。这也确实是要命的政治资产,反对派如何继承是一个很大的“坑”。官方立场是暴乱定性,法治追惩。这一立场在香港的法治文明中具有“政治正确性”。由于涉及较大规模袭警及危害公共安全,其审讯与定罪预期要比“占中”更严厉。反对派采取了二分策略:一方面遵循香港主流的和平价值观与法治文明,同声谴责暴力,另一方面则聚焦政府的公共政策责任以及一般的管治失当问题,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学者及外媒试图通过将此事件作为“雨伞革命”的续篇而予以正名,甚至已直接命名为“鱼蛋革命”,由此推波助澜而接力开展香港的管治权争夺。必须承认,旺角暴力事件的直接责任主要在于执行“勇武路线”的本土激进派,反对派主流因此也必须与之切割。但是,特区政府的公共政策责任亦不可忽视,否则类似暴力事件的隐患与导火索就不可能消除,个案性的刑事惩罚亦不能有持久效应。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两次事件的过程与特征,就会发现旺角暴力事件并非“公民抗命”之“占中”的继续,甚至构成一种反动和倒退。笔者承认,“占中”在某种程度上培养、激发和放大了本土激进派的社会影响、组织网路与行动能力。由此可见,旺角暴乱既是一次对特区政府管治能力与公共政策责任的警钟,也是一次对香港社会运动的警钟。香港社会运动如对此仍遮遮掩掩,不予切割,则和平路线将彻底断崖,勇武的暴力路线将更趋主导。排除暴力和压制本土激进派,因而成为香港社会运动与反对派“自我救赎”的严峻课题。


  重视低端就业


  在旺角暴力事件的善后过程中,谴责暴力和法治追惩显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法律若无权威,自由必然沦丧。然而仅仅止步于就事论事的个案性惩罚却不足以有效治疗该事件暴露出的香港管治难题与政策正义问题。

  

更多  沙特,一个用钱买进现代社会的奴隶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