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从双转制到养老基金再到延迟退休年龄,每一个涉及养老问题话题无不牵动着国人的心。这一方面反映了公民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对自身利益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公众的养老焦虑情绪在增强。


  老龄化加速和养老方式的剧变是产生养老焦虑的重要原因。传统社会在国家层面强调以孝治国,老年人处于家庭权力结构上层,掌握家庭资源,多数家庭足以支持养老,因而养老从未成为一个社会问题。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和家庭规模的缩小,老年赡养比快速上升,子女养老负担加重;空巢家庭比例迅速增加,家庭成员养护缺失,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也未建立起来,养老悲剧时有发生,养老焦虑情绪在全社会弥漫。


  养老金制度长期未定型也是产生养老焦虑的主要因素。自上世纪50年代起,我国开始建立现代养老金制度,但时至今日这一制度仍远未完善。期间,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并进行了多次“范式”改革,包括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双轨制,以及即将进行退休年龄改革等。“参数式”的养老金改革也从未间断,包括调整计发办法、养老基金入市、降低缴费率等。频繁的改革和修补,打破了公众长期形成的养老预期,增加了不确定性风险,加重了养老的心理焦虑。


  媒体的非理性报道对养老焦虑的形成也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譬如片面渲染极少数养老机构“一床难求”,而不去分析多数养老机构床位空置;大量报道“以房养老”的好处,而不去分析其在中国的不适应性;片面夸大某些地区的养老基金亏空,而不去分析整体的盈余等等。


  要缓解公众的养老焦虑,首先应正确看待中国的老龄化。中国自2000年整体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65岁以上老年人口从8821万人增至2014年的1.38亿人,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0.1%。与老龄化较严重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仍然较为乐观。2014年,经合组织的平均老龄化水平为16%,其中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老龄化水平分别达到24.15%、20.64 %和20.63%,中国与这些国家相比,还处于较为年轻的阶段。而且这些国家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我国有足够的时间和足够的手段应对老龄危机。



  其次,尽快促进养老金制度定型并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养老金制度一旦公布,就应尽快促进其稳定定型,以便公众形成稳定的养老预期。从世界范围看,只有极少数国家对其养老金制度进行较为激进的“大拆大建”式的改革,多数国家往往选择“参数式”改革,以避免打破公众长期形成的养老预期。目前,我国应尽快整合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养老金调整机制,并及时发布延迟退休方案,稳定公众养老预期。另外,要加快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纠正“重市场轻福利”“重城市轻农村”等偏向,把养老服务对象从城镇扩展到农村,把服务重心从机构养老转到居家养老,加大政府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促进养老服务的可及性、便利性和公平性。


  最后,媒体要客观理性报道和分析养老问题。养老制度安排相对较为复杂,对养老问题进行报道和分析,需要具有基本的养老专业知识。媒体报道养老问题时,应掌握基本的养老理论知识,熟悉现行养老政策;涉及到较为专业的知识时,多采访相关专家和专业人士,对不同的观点和声音,要理性分析,并客观报道;不要被民粹主义和所谓的“民意调查”所绑架,更不能为吸引眼球和追求轰动效应,片面解读,误导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