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信靠小個子這夥人,我們自己還能如何?能辦簽證嗎?能買機票嗎?能自己找地方住嗎?不能,統統都不能。我們不過都是看着其他人在這家“走線”成功了,才選擇這家的。
前言
在新世紀留學潮掀起之前,通過非法途徑進入美國、再通過各種方式獲取合法身份的偷渡客,一直是華裔社區里不可被忽視的組成部分。他們是全球移民時代沉默的大多數,身處在夾縫中,同時違反了中美兩國的法律,又同時為中美兩國經濟做着貢獻。因為研究的關係,過去幾年,我曾在美國的華人社區深度接觸過數以千計的底層華裔移民,聽他們給我講述了五花八門的偷渡經歷。這裡的每一個人,都是被時代的洪流所裹挾的一份子,其經歷就是這個高速前進時代的縮影。

這個故事主人公的經歷其實在唐人街本也不算稀奇,之所以選擇記錄下來,只是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愛聊天的人,得益於此,我才能記錄下這麼多細節來。

 
他們說,我能去美國,就是“馬上要賺大錢的人”了
我人生中第二次出國就要去美國。第一次出國去的是新馬泰,時間是在來美國的半年前。那次旅行並非是我想去,按照他們的說法,只是為了“留下良好的出入境記錄”,方便日後再去別的國家。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新馬泰玩了什麼見了什麼,大部分時間不過是捧着手機玩遊戲,跟着他們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從一家賓館到另一家賓館。

我甚至沒怎麼見過自己的護照,護照一直在他們手上,我只有在登機和過關的時候才“有權”拿着,彷彿他們才是我護照的持有者。

所以後來,當我失去護照的時候,我也沒有多少特別的感覺。

從新馬泰回來後,生活彷彿突然就開始加速。父母忙亂地給我收拾行李,帶不了太多,因為遲早都要丟棄,所以如何選擇就成了難題。帶了冬裝就帶不了藥品,帶了球鞋就帶不了外套……他倆總會時不時地為帶什麼爭吵起來,間或會夾雜一些“月經”式的數落:“如果當年不是你沒去成日本……”

1989年,爸爸曾經跟着村裡的幾個鄉親們去過日本,但沒多久就被遣送了回來,成為村裡少有的失敗者。二十幾年過去了,媽還是放不下這件事。

那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爸爸都被傳為笑柄,甚至連小時候的我也常常因此遭人嘲諷:“老爹是廢物兒子也是廢物。”直到幾年前我哥“成功”到了美國,這種冷嘲熱諷才算告一段落。

我對爸爸媽媽這種翻舊賬式的爭吵感到異常乏味,對眼下發生的一切更是陌生又疏離,彷彿和我一點關係都沒有。但顯然,這裡的每一件事情都和我息息相關——他們經常要來找我評理:“到底長袖還是短袖更適合穿越熱帶雨林?”

我才20歲,熱帶雨林長什麼樣子我都沒見過,找我問有意義嗎?我起身關上門走了。

倒也不是要躲避他們,那段時間,我幾乎每天都有推不掉的飯局。去美國,在我們那裡是大事,就像成年禮一般,親朋好友會輪番找各種理由聚會,壯行、祝福、送行、告別、同學會、親人聚會……總有一款適合我。

那天是高中同學聚會,選在不久前辦過謝師宴的那個酒樓。是的,我才高中畢業沒多久,酒席上的這些人和我還沒分開超過半個月,不過就是找理由要“幫我花錢”。反正在他們看來,我是“馬上要賺大錢的人”,讓我掏腰包就是理直氣壯的。

“在餐館給人打工刷盤子算什麼掙大錢?不過是利率有別罷了。”我嘴上說不出,只能心裡這麼想。

一盤盤海鮮端上來,一瓶瓶啤酒擺出來,飯局一開始,大家便觥籌交錯,拙劣地模仿着長輩們的酒桌禮儀。很快,什麼陳穀子爛芝麻的破事都講出來了,當年誰抄誰作業,誰給誰考試遞紙條,誰幫誰平過事,誰替誰在老師那裡打掩護,然後,話題再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我身上。

我是班裡第一個要“出去”的,大家斟滿的酒杯便不停地舉起。我知道,其實在座的好些人都在辦這事,八仙過海各找門路,只不過是門路快慢不同而已。

買單的時候我特意開了張個人發票。此前家人一直叮囑我,說這段時間的大小事務最好都能記錄下來,什麼時候、和誰、都做了什麼,日後或許都用得上。回家後,我把發票往我媽面前一塞,她就和前陣子留下的各類發票、存根、照片以及任何符合這兩條標準的文件放在一起,再放進一個木頭抽屜里。

我覺得這件事情上自己能做的,也就只有這些了。

客死他鄉,這種事情每隔幾年總有發生
等待的日子都是漫長的,而且很容易惹惱我媽。可能是沮喪,也可能是恐懼,或許更多的是不舍,當她不知道第幾次收拾我那點隨身行李的時候,又一次沖我發起火來。與其說是罵,不如說是一種話音尖銳的嘮叨,我們的日常對話大概都是如此:

“你沒出過遠門,凡事要機靈些……”

“好。”

“你要記得,沒有人會顧着你,你得自己跟着緊些……”

“好。”

“別人說什麼你就照做,伶俐些……”

“好。”

“大家都是一個村的,你在外面不要不會做事……”

“好。”

“你做事做得不好,別人說我們做父母的沒家教……”

“好。”

“你吃不慣外面的東西,就記得煮泡麵,記得嗎?”

“好。”

“加個蛋……”她往往也會意識到我在敷衍她。

“知道了。”我便自然地停下機械式的應答。

有一天,我發現她在我的行李夾層里塞了一包土,於是就跟她爭吵了起來。

“這包土能不能帶上飛機啊?等下海關查出來怎麼辦?”

“沒事的沒事的。”

“你能不能別給我添亂啊?等下我被攔下了上不了飛機怎麼辦?”

“不會的你相信我。”

“你自己說過到時候別人不會顧着我的……”

“你聽我一次會死嗎?”

“我……”

“你水土不服怎麼辦?那裡可能有瘴氣的!你很可能會生病的!到時候你就需要嗅一嗅泥土,不然你就死在外面了!”

我竟然無言以對了。

“他們在外面會有醫生嘛?他們會管你死活嘛?不就還是只有你媽媽我會想着你?就算有醫生,那個醫生會說中文嗎?而且如果你在爬山的時候病了怎麼辦?誰給你收屍?你孤魂野鬼的到時候可進不了宗祠的……”

說著說著她就哭了起來,我自然也沒法再說什麼。我無法安撫她長期繃緊的神經,因為前兩年我哥走的時候她就是這樣,如今不過是再來一次。

事實上,客死他鄉,這種事情每隔幾年總有發生,也是村裡人茶餘飯後慣常的談資、是我們每個人的共同記憶。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死法,至少從我記事起,就從來沒有聽說過完全一樣的遭遇。比如,有在沙漠中迷路渴死的,有在熱帶雨林中被毒蛇咬死的,有過河的時候搭乘的輪胎破了淹死的,也有爬山的時候崴了腳跟不上隊伍被落下的,甚至還有忤逆小頭目被設套弄死的,或者被邊境的民兵撞上幹掉的……在這個時候,這些事情又被重新拉出來反反覆復、添油加醋地講,成為我對這趟自己躲不掉的出行最深刻的記憶。

我知道,此刻的我,也正在成為這個故事潛在的男主角。大概我唯一的優勢就是性別——作為一個男生,在這趟行程中會少了很多劇情。村裡經常會傳一些女偷渡客的香艷故事,也不知真假。我是不太信的,總覺得那些不過都是中學男生私下裡口耳相傳的、糅合了無數人想象力的一些劇情罷了。

游泳比讀書重要,學好英文比什麼都重要
那段時間,每次看我在家裡無所事事,我媽就趕我出門去練游泳:“關鍵時刻能保你一命啊。”其實我也不知道那些河有多寬,哥哥作為唯一的信源,卻不是一個靠譜的標尺。有一次他說那時候自己在皮筏上漂流了半個多鐘頭,後來又說可能也就幾百米寬,大概是他把那些河全都弄混了,反正我就是得不到一個關於“萬一出了事情,我得游多遠”的準確距離。

我走到村子附近的水池,在裡面認真地游來游去。

村裡並不是沒有游泳池,這些年,那些衣錦還鄉的叔叔伯伯們早就把村子修得連我都認不出來了:學校、牌坊、養老院、健身房、體育館、亭台樓閣、宗祠孔廟一應俱全,當然還有很高級的游泳池。但我很討厭這種學游泳的目的性,彷彿我們一生下來就是為了游到太平洋對岸一樣。

小時候,誰家起了新樓,村裡其他人就嘖嘖稱羨,而起新樓的人家除了說自家“誰誰在美國發了財”以外,一概不多言語。然後,各種道聽途說的“光榮”事迹就在村裡流傳開來,什麼打餐館睡廚房拼了幾年攢夠錢開了自己餐館、什麼買彩票中了幾百萬、什麼衣廠做工光縫扣子一天就能掙50美刀等等……

再然後,一棟棟新樓拔地而起,搞得村裡人都心浮氣躁地攀比起來,每個孩子彷彿也都成了美國餐飲業流水線上的半成品——游泳比讀書重要,學好英文比什麼都重要——男孩子在家如果洗得一手好碗,切得一手好菜,爸媽就別提臉上多有光了;如果能做幾道菜,立刻就能成為村民口中“別人家的孩子”。

我雖然執拗不過自己的生長環境,但這也的確成了一個可以不好好學習的借口。到了眼下,我能高中畢業,已經遠超爸媽的期待了。當然,年紀太小也走不了,沒有誰願意帶個半大孩子冒這麼大風險,而且,也沒有誰家日子難到要初中生出去打工的程度,與其在家閑着不如多讀幾年書,至少英文單詞能多學幾個。

我媽常告誡我,當老闆不會英文是不行的,不然就會被人騙,要不然就不得不和別人合夥,管不了自己的錢。

“美國和我們這裡可不一樣,他們有法的,很難辦。”這是我媽最常說的一句話。

其實她也說不出啥不一樣,而對於這個所謂的“法”,更沒有人能有什麼清晰的概念,反正就是“不一樣”。

游到天快黑了我才起身,手機不斷地閃動着提醒,一個哥們一個勁兒地問我“去不去KTV找妹子”。我實在不想搭理,但又覺得他的理由很有說服力:“搞不好這趟就掛了,難道你想死的時候還是處男?”

其實,這幾年“走線”早就沒那麼危險了,聽很多出去的人說,就和旅遊一樣。一船人在外海被攔截的事情早就成了封塵的歷史,只發生在我出生以前。

“時代不同了,大航海的時代早就過去了!”我心裡戲謔道,當然也算是自我安慰。

回到家,我媽又在搗鼓那個包。我放棄了和我媽對抗的念頭,扒了幾口桌上的飯菜,轉身就去沖涼了。

不管什麼事情,大家焦慮久了也就消停了。很快我媽就不再折騰我的行李了。等到這個時候,家裡的人甚至都不再提這件事了,彷彿我下周根本不會去北京一樣。這種感覺很“高考”——大家都裝着沒事人一樣,假模假樣地不給考生加壓,都裝着沒看見房間的大象,但它就在那裡。由於早就知道了去美國的時間,我以及我全家都完全沒有進入過備戰高考的狀態,其實後來我考的還不賴,至少能去個三本,但讀大學有什麼用呢?

在我們村,去美國歐洲日本賺錢才是正經事,次一點的也得是澳大利亞新西蘭。高考真的沒那麼重要,至少每年都能在電視上看到有關大學生就業難的新聞。而據村裡人說,去了美國只要肯干、耐得住寂寞,一個月三四千美刀總是有的。高考又算什麼?

我也不知道爸媽是怎麼想的,但反正不想打破他們的這種靜默,因為不知道會引來什麼反應。

不知道什麼時候,眼淚就流了滿臉
臨行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宗祠和寺廟祭拜,在我家,這是每逢大事、節日都要去的——“走線”絕對是大事,沒有祖宗保佑不行。那段時間,幾乎每個人打電話給我都會問到這件事,讓我不堪其擾。去拜祭的日子也不是我說了算的,自然是要查黃曆,苦捱到“宜祭祀”的日子才行。

除了把宗祠修得越來越漂亮氣派,祭祀本身慢慢已經變得沒有什麼實質內容了。繁文縟節整一全套,可能都抵不上捐錢納款來得實在。黃紙要燒,印的五花八門的冥府通寶也要燒;香要上,經要念,絮絮叨叨都來一通。

我完全不懂規矩,只能跟着我爸媽跪下起身,再跪下再起身,感覺兩個膝蓋都不是自己的了。我媽踉蹌地走到照看宗祠的老頭那裡,給他面前的功德箱里塞了一個厚厚的信封,雙手合十作了個揖。

這不過是漫長的一天的開始。接下來還要去媽祖廟祈求平安,去王爺廟祈求諸事順利,還得去值日功曹那裡祈求……不知道什麼,我也不記得了,反正到處都是廟,誰都得罪不起,只能挨個拜過。

我心裡覺得憋屈,但又不能忤逆爸媽的意思,大家都求出門之前盡善盡美,真有個三長兩短,起碼別人也不好埋怨我們家數典忘祖。我媽口中的祝禱詞我是全然聽不明白的,本來就聲音輕,還操着非常重的口音。我這一輩學了個夾生飯普通話的年輕人,平時聚精會神或許能明白個大概,這會兒也只能默認我媽在說我好話了。我爸也只是來走走形式的,跪在蒲團上感覺要睡着。

也許這香太熏人,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眼淚就流了滿臉。

過了兩天,終於要啟程了。上午在家等車來接的時候,每隔五分鐘我就要起身去門口張望一下——這可能是我打有手機以來,主動丟下手機時間最長的一次了。

我媽在最後一次檢查我的行李,時不時大聲啜泣一下,像是重感冒吸鼻涕的聲音。我爸早就不見了蹤影,可能在後院抽煙。他似乎總是應對不了這樣的場面,上次我哥走的時候也是這樣。

我顧不上其他人,心思全在那輛即將到來的金杯車上。那時候我常覺得,我和我哥走了爸媽也就解放了,待在家裡大家相看兩厭,我們還是早點飛出去,越遠越好。

車來了,我爸忽然出現了,提起我行李就往車的方向走去,背着包的我只能轉身和我媽道別。擁抱着她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已經很多年沒有抱過她了,也第一次意識到,她身材原來這麼小,頭只到我胸口。我媽就在我懷裡大聲地哭着,又似乎在拚命抑制自己的情緒,聲音格外彆扭。

因為背了包,她拍不到我的背,就笨拙地砸着我的肩膀,一個勁兒叮囑我要給她打電話。我一想到也不知道下次再見到他們是什麼時候,甚至不知道這一趟要走多久,也跟着她一起哇哇哭得像個孩子。

司機估計是看多了類似的戲碼,按着喇叭催我過去,吼着說去機場的路這會兒很堵。我也只能說些要他們保重的廢話,然後頭也不回得往車那邊走,爸爸早就放好了行李,在車旁邊等着我。我和他倒沒啥好說,重重地抱了一下而已。

我鑽進車裡,找了個空位置坐下,車便很快開動了。

我們就是滄海一粟,湧入洪流之中
金杯車裡坐了五個人,三男兩女,年紀看起來都不大。大家都小心地迴避着彼此的目光。聽說出門“走線”一般一個村不會同時走好幾個人,而是每個村都有一個,這樣方便帶隊的管理,所以我們都彼此不認識。

這車有些年頭了,除了空調以外,從座椅到內飾都在嗡嗡作響。我剛才情緒激動尚未平復,又正值仲夏天氣酷熱,坐下之後就開始渾身冒汗。掏了掏口袋和書包,很快就發現了自己遺漏的第一樣東西——紙巾。

忽然,左手邊的女生翻出一包紙巾,抽出兩張遞給了我。我稍微猶疑了一下,接了過來。好不容易擦乾淨了汗,才意識到自己竟然忘了道謝,轉頭向她說聲謝謝,她點點頭算是回應了。

一路無言,金杯車一直在有規律地顛簸。我頭靠着車窗,不知不覺睡著了,直到有人喊我下車。

下車的時候我還有點迷糊,劈頭蓋臉地被司機罵了一通。他訓斥我說,這些人雖然來自同一個鎮,但並不一定找的是同一家的門路,大家起點終點相同,但中間路徑卻差異很大,隨時會有人離開或者加入,所以在沒有絕對安全的情況下,千萬不能輕易睡着,也不能相信任何一個看似同路的同伴,否則輕則財物遺失,重則流落他鄉,“到時候他們都未必幫得上忙”。

我不敢說話,只能唯唯諾諾地點頭稱是。

被罵完以後才發現,其他人已經跟着接頭人進了機場大廳,我這才慌忙地抄起背包拖着箱子追了上去,狼狽地進了長樂機場。

在機場大廳,大家圍着一個穿文化衫、很不起眼的小個子,聽他說著注意事項。因為是國內航班,似乎也沒有什麼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證件還是用自己的身份證就好。據說大家的護照都在北京的接應人那裡,正在辦理簽證。

於是,我們一行六人就像去北京的普通遊客一樣,拿着登機牌,安檢、候機、登機,每個人都坐在飛機不同的地方,最近的人離我也隔了三排。那個小個子坐在靠前的位置,最後一個上了飛機。

雖然這一段行程尚在合法範圍內,但我的心還是懸了起來,腦子也轉得有點慢,空姐問我要喝什麼的時候,我一緊張,一句話都說不出來。隨後又擔心起來,怕自己的尷尬舉動會更引來懷疑。

其實一切都是我多慮了,根本沒有人會注意我們,我們不過是數以千萬計進出北京機場的乘客中的一小群,滄海一粟,打扮、樣貌丟在人堆中根本找不出來。

而這一行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靠的也就是千千萬萬我這樣面目模糊的人,不斷地湧入這一波又一波的洪流中。

“沒有人注意我,沒有人注意我們,我們誰都不是,不要東張西望。”接下來的幾天,我一直默默念着這句話。

他們到底要帶我們去哪裡?這些都不重要
出了機場後,一輛麵包車就在停車場等我們。這是我第一次來北京,和家鄉完全不同,這裡即使是綠樹也有點灰黃的感覺。雖然也不乏高樓大廈,但也有不少平房土房。從路牌上看,我們是到了順義,車行了沒一刻鐘,就拐進一個住宅區的院子里,徑直開入了地下車庫。

小個子讓我們分別搭乘兩趟電梯上去,我想是避免遇到鄰居撞見我們一窩蜂去一層樓的樣子。

房間不大,我被安排和一個男生住一間。

簡單沖了個涼,我就一邊擦頭髮,一邊和室友聊起來。他也是琯頭的,哪個村沒說,不過也不重要。姓趙,比我大一歲,我就喊他趙哥。

還沒聊上兩句,外面就有人敲門,喊我們出去吃飯。出門掃了一眼,桌上光外賣單就有好幾個,應該是來自三四個不同的餐館。大家坐下後都只顧埋頭吃飯,一桌菜很快吃了個精光。小個子還是一副領導樣子,指揮着兩個女生給他拿飲料遞紙巾,還一邊看着我們吃,一邊交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飯後,小個子就拿出一沓“材料“,每人一份,說要我們牢牢背下來。

這一沓有字的、裝訂起來的A4紙大概四五十頁,有些地方已有污跡、卷邊和摺痕,很顯然,我們不是第一批用戶了。小個子說材料要在兩天內記熟,還要人人過關,不過關的就不能走,而且頭款還不退,這確實有點混蛋——走不走倒無所謂,但不退錢就很傷人了,頭款雖然只有幾千美刀,只佔全部款項的1/10,但這好歹都是我哥掙的血汗錢,如果到這兒就灰溜溜地回去了,爸媽估計殺了我心都有。

“如果我記性好,早就讀大學去了,何苦來這裡背書?”我心裡憤憤不平地想着,硬着頭皮開始看。

材料裡面的內容很豐富:有好幾個國家機場的結構圖,洗手間都用紅筆圈出;還有應對海關各類提問的標準回答,有些問題的答案還有好幾個,顯然是為了避免一群人都一個答案引人懷疑;再翻幾頁,還有機場海關工作人員的簡要介紹,每個人的態度、提問方式、膚色、發色都有提及;最後還有個簡要的行動指南,但指南中更多的只是一個明確的指示:“跟着走。”

至於小個子以及小個子背後的人,究竟是如何操辦這一整套事情的,外人其實根本無法從這個材料中掌握。

翻了一遍,我不禁納悶,我們到底要去哪裡?因為光是關於機場的介紹,就有巴黎、羅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馬德里五個,這也就是說,過幾天我可能會出現在歐洲任何一個角落,而我知道,這不過是中轉站而已。

結合之前司機的話,我們這六個人還未必會去同一個地方,包括趙哥。我不由得起身,假裝去箱子里拿個東西,然後把箱子仔細扣好、鎖上。回到座位上,繼續認真琢磨起這個材料來。

又讀了一遍材料,我才大致弄清楚了自己要扮演的身份:我要去一個叫伯利茲(編者註:Belize,是中美洲唯一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一個小國)的國家做“海外勞務輸出“。對於這個國家,此前我是聞所未聞,很想上網搜一下——但剛下飛機的時候,我才給我媽報了一個平安,手機就被收走了。

這未知的神秘國家讓我深感不安。它在哪?離美國多遠?飛過去要多久?為什麼要去這裡?去了以後要待多久?我心裡不斷冒出各種問題,像一個個滾水中冒出的泡泡。

我忍不住想去客廳問問小個子,剛一推門,就發現有人正好從另一個房門出來。那人叫小黃,我讓他走在我前面,假意自己要去洗手間跟在後面。果然,他也有着類似的疑問,把一連串問題拋給小個子,小個子聽罷忽然站起來,臉色陰沉,伸手就扇了小黃兩巴掌。我嚇得一機靈,在廁所里尿都收了回來。

“問那麼多幹嘛?你現在要做的就是把東西記下來,該讓你知道的都在這裡了,不該知道的就跟着走,不會把你賣了的!”小個子罵得很兇。小黃的個子很高,但此時,卻也只能捂着臉低着頭不說話,悻悻地回到自己的房間。

整個房間非常安靜,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一幕震懾住了,連原本紙筆的沙沙聲和輕聲念誦聲都沒了,彷彿這些聲音會惹小個子不快一樣。

這下我也只能心無雜念地繼續看材料了。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除了信靠小個子這夥人,我們自己還能如何?能辦簽證嗎?能買機票嗎?能自己找地方住嗎?不能,統統都不能。而在我們之前,多少人都是這樣“走線”的,我們不過都是看着其他人在這家成功了,才選擇這家的。

伯利茲是哪裡重要嗎?不重要。我要去的是美國,只要他能帶我去美國,就算走南極我們也得走。

“總有第一次的。”我心裡這麼想着,鋪開被子躺了下去。

接下來兩天非常平靜。大家繼續背材料,小個子親自下廚給我們做菜,房間里零食飲料也都供應齊全。我和趙哥開始互相提問材料里的內容點;隔壁的女生小寧已經把材料手抄了一遍、背得滾瓜爛熟了;和小黃一個房間的老陳跟我們抱怨小黃進展慢,似乎心裡有過不去的坎一樣,我們私下就笑他可能被打傻了;在車上給我遞紙巾的王姐最雲淡風輕,我們也沒人擔心過她,因為看起來她非常成熟穩重,雖然年紀也只和趙哥一樣大。住在這裡的第三天晚上,小個子帶來了我們的護照和機票。機票是去巴黎的,我接過護照,小心地翻看着,裡面不止一個國家的簽證,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是伯利茲的。小個子指給我看,說我現在只需要記住是這個就行,其他的都是備用,不見得會去。我不明白他這麼說的意思,也不敢言語。

等大家看完機票護照,小個子就又收了回去。他一走,我們六人一起聊天,才知道所有人的行程是相同的,都很開心。大概在這個每天都要面臨無限不確定的環境中,我們這一行人是暫時能確定的最穩定的存在了。

第四天上午,小個子開始挨個“過關“。我們被輪流叫到客廳,他一一細緻地問起問題來,語調就像機器人一樣平淡。趙哥第一個被叫走,我不禁為他捏了一把汗,趕緊臨時抱佛腳從後往前把材料再過一遍。雖然客廳裡面一切似乎都在有序進行,但我卻一個字都看不進去。趙哥回來時,給我比了一個OK的手勢,雖然腦門上結滿了汗珠,還是掩飾不住臉上輕鬆的笑意,拍了拍坐在椅子上的我的肩膀,我也多少寬了些心。

我是第四個被叫到的,小個子在提問之後,還給我講了不少材料中沒有提到的“小技巧”——比如接下來的接頭人很可能會安排我們去哪個海關官員那裡排隊,然後又強調在場的情況瞬息萬變,所以每個海關官員的情況都要牢記心頭。

我順利地通過了考核。

事實上,我們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多少正經出國的人在海關那兒都比我們糟糕多了。

第五天,我們再次來到首都國際機場。這一次,我心裡多少有了點底氣。中國海關的工作人員並沒有過多盤問,翻了翻護照就讓我們過去了。等到了候機區,小個子又把我們護照收走了。沒過一會兒,來了一個戴墨鏡的大叔,小個子立刻一路小跑過去,畢恭畢敬的樣子。墨鏡和小個子聊了兩句後,似乎往我們坐的方向看了看,並沒說什麼。因為沒有手機,我只好在機場買了一本學英語的書消磨時間。從洗手間回來的趙哥雖然坐在我對面,但也只能裝着不認識。

登機的時間快到了,等隊伍稀稀拉拉地排起來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站到了隊伍的後面,墨鏡一直和我們保持着距離。小個子又把護照交給了我們,之後便站在離隊伍不遠處盯着我們一行人。墨鏡和我們上了同一架飛機,而小個子則在我回頭看他的時候拋給我一個嚴厲的眼神後,就轉身混入首都機場的滾滾人流中了。

大家掃描護照登機,然後分別落座。我還是不由控制地緊張了起來,但一切如常,空姐依舊關着行李艙、依舊做着安全指示、依舊招呼着乘客們坐下扣好安全帶。

很快,飛機就再一次起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