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阿密小哈瓦那(Little Havana)偏远的东部地区,一扇高高的黑色大门后,一个带有游泳池的院子里矗立着一些有着四百年历史的木质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由坚固的戴德郡松木建成的,最前侧的建筑淡黄色表面上可以看到“Miami River Inn”(迈阿密河旅馆)的字样。它建于 1908 年,是迈阿密最早一批旅馆,里面住的都是码头上的临时工人。当时,迈阿密还只是一个只有 5000 人的边区村落。当地人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其中一栋房子的底楼闹鬼。

这座旅馆还在建造的时候,它周围的地区被称为“河滨区”(Riverside)。就像迈阿密其他地方一样,接下来几十年间,这里也成为了房地产投机的温床。后来,旅馆周围建起了新的居民区,但旅馆仍保持着另一个时代的模样。1980 年代,旅馆的房租是一周 100 美元,旅馆的建筑物开始出现了裂缝。1990 年,一个文物保护主义者买下了这里,把它变成了一座提供住宿和早餐的旅馆。2015 年,它再次易手,一个时尚酒店集团成为了它的主人。两年前,一家初创公司租下了这些大楼,计划恢复它们最初的用途,即为码头临时工人提供住宿——只不过,是以一种非常不同的方式。

这家公司名叫 Roam。2015 年成立以来,Roam 一直在为所谓的“数字游民”提供全球各地的住宿服务。如今这类“数字游民”越来越多,他们一边周游世界,一边通过互联网远程工作。Roam 目前在四座城市(迈阿密、东京、伦敦和巴厘岛乌布)拥有家具齐全、单间供单人入住的大楼,另有三处正在建设的设施(纽约、柏林和旧金山)。公司的理念是,你无须离开 Roam 系统,你永远可以在你想去的地方找到 Roam。住户每周支付最低 500 美元租金,即可舒适地在这里生活、工作——在 Roam,生活和工作很快就变成了两件难以分开的事。

Roam 不止是一家高档连锁旅馆,它更代表了一个酝酿已久的时刻。自从拨号上网出现以来,人们就具备了远程办公的能力。早期的数字游民都是开拓者,他们觉得回家太单调乏味,打着逃离的旗号计划一个人到世界各地旅行,找寻着空房间和稳定性参差不齐的网络连接。Roam 想把这种“流浪”变得更容易、更迷人,把数字游民变成主流,变成一个令人向往的群体。至今为止,Roam 已经接待了超过 2200 名企业家、程序员、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员和游客,他们四处漂泊,把自己称为“Roamies”,就像那些固定在一处工作生活的人口中的家乡一样。

十月,我去了趟迈阿密,尝试了一周 Roam 式的游牧生活。黄昏时分,我的 Uber 从机场穿过这座城市,最终在迈阿密河旅馆大门口放下了我。我输入电子邮箱收到的密码,推开了沉重的大门。门内,可爱的黑板画指出了去 Roam 公共厨房和联合办公空间的路,同时也警告非会员不得入内。院子里,棕榈树之间拉起了一块块帆布,帆布下摆放着一些网格椅,一个由集装箱改造而成的露天酒吧里摆放着一些户外沙发。我在旅馆里四处游荡,感觉有些迷了路,还好后来我找到了路易莎·帕格尼尼(Luisa Paganini)。这个年轻人是 Roam 的客户运营负责人,也是 Roam 的迈阿密代理社区经理。她给了我这栋黄色屋子二楼一间房屋的钥匙。

我打开门,走进一间附有浴室和封闭式露台的卧室。卧室里稀稀疏疏摆放着全白的边桌、梳妆台和床,但没有书桌,也没有电视,雪白的墙上也没有挂毫无意义的酒店艺术画,我从没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想念这些庸俗粗劣的艺术画。我的行李是房间里唯一有人气儿的东西。不,我不觉得房间闹鬼,我觉得我就是个鬼魂。

到这里的第二天早晨,我见到了 Roam 的创始人布鲁诺·海德(Bruno Haid)。那是个高个儿的 40 岁澳大利亚人,平时总背着一个黑色的单人行李袋四处漂游,衣服只穿黑色和白色。当时他是个“全职”的数字游民,没有自己的公寓,喜欢临时在朋友家借宿或睡在公司经营的旅馆里。我们本来前一天晚上就说好要见面了,但那天晚上他坐在另一间家具配置和我房间一样的房间床上工作时不小心睡着了。我们在院子里集合,走出 Roam 大门去街上一家古巴咖啡馆买早饭。海德穿着大热天穿的衣服:一双 Toms 的鞋,一件薄薄的白色 T 恤和一条短到让人以为他是欧洲人的黑色短裤。他的眼睛是令人惊艳的淡蓝色,梳着至少三个男式发髻——他硬硬的深色头发梳着两个,胡子里也梳着一个。

走近咖啡馆的时候,海德问我:“你的西班牙语怎么样?”他声音里有些轻微的颤抖。我告诉他,我中学就没学西班牙语了。他用英语小心清晰地发音道:“我要一杯 cor-ta-di-to。”和许多大部分时候以机场为家的人一样,海德身上有一种毫无归属感的气质。他看上去不像当地人,这不仅是因为他不会说街头西班牙语,或是因为他在太阳下汗如雨下,而是因为他给人一种感觉:他好像并没有真正和我住在同一个空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没有。海德给消费者的整套说辞就是,如今各个城市和国家都可以被看作笔记本电脑屏幕后的一片背景,可以随心所欲进行更换。事实上,这种光鲜亮丽的居无定所,正是 Roam 的核心产品。“你总需要一种归属感,一种家的感觉,”那天晚些时候,我们穿过当地安静、破败的公寓区时海德说,“问题在于,这种感觉一定要是某个地理位置才能给你吗?”

Roamies 在 Roam 迈阿密吃早午餐

尽管看上去不像酒店旅馆业从业人员,但海德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与这一行密不可分。他在奥地利奥伯古格尔的家族小旅馆里长大。奥伯古格尔是阿尔卑斯山上一个小村庄,这里冬天住着 5000 名居民,夏天只有很少人居住。大多数时候,他会逃离旅馆狭小的公用宿舍,独自一人在大自然中消磨时间。他说:“我们的客厅其实是客房。”他没有自己的卧室,不得不早早学会和别人共享空间,而这恰恰又是他作为一个男孩子最讨厌的事。

不过,奥伯古格尔来来往往的游客让海德感受到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当他拥有足够的能力时,他就逃进了这个世界。他从印刷杂志上学会了电脑编程,并最终于 2005 年创立了一家搭建自定义搜索引擎的初创公司。2011 年,这家公司并入了另一家公司,随后关门大吉。33 岁的海德功成名就,但却失去了目标和方向。他用累积的航空积分在伦敦和旧金山游荡了一段时间,和朋友们待在一起,仿佛他已经错失了自己的青春。

海德四处游走得越来越多,“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从令人陶醉的技术乌托邦幻想变成了现实。人们提到“数字游民”时最常引用的一本书是日本半导体科学家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英国记者大卫·曼纳斯(David Manners)1997 年的著作《数字游民》(Digital Nomad)。这本书提前预测到了,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会让我们实现家和办公室地理位置上的独立”,催生“脑力游牧”:我们将会周游世界,搜寻信息和关系,就像我们的祖先在平原上搜寻猎物一样。

直到 2007 年左右,才有博主开始推广这种生活方式及其可能性,把背包客文化、网络可盈利化以及蒂莫西·费里斯(Timothy Ferriss)的幸福优化策略结合在了一起。(那一年,费里斯出版了他那本颇有影响力的著作《每周工作 4 小时:逃离朝九晚五,四处为家,晋身新贵族》[The 4-Hour Workweek: Escape 9-5, Live Anywhere, and Join the New Rich])一位早期倡导这一生活方式的博主叫泰南·史密斯(Tynan Smith)。成为博主之前,他本是职业赌徒、把妹达人,曾以化名“草药”(Herbal)出现在尼尔·史特劳斯(Neil Strauss)的著作《游戏》(The Game)中。2008 年上旬,他决定尝试数字游民的生活。他会根据不同线上交易带来的收益,通过周游世界调整生活成本,这正是史密斯称之为“地理套利”的一种策略。如果你一个月一共挣 1000 美元,那么根据这个逻辑,你用这笔钱在泰国生活会比在美国生活更好。

随着智能手机、漫游数据计划和低价航空的崛起,这个策略开始受到了欢迎。生活成本低、生活质量高的地方冒出了一个又一个数字游民聚居地。这些聚居地大部分集中在东南亚:清迈、曼谷、乌布和胡志明市都是数字游民周游全球时颇为青睐的居住地,里斯本、马德里等低生活成本的欧洲城市也很受欢迎。史密斯说,第一次旅行时,他遇到的大部分都是挥霍积蓄的背包客。随后,后几代数字游民出现了:一开始是靠简单 S.E.O. 方案赚钱的营销顾问,后来则是自由职业的作家和程序员。再然后,史密斯说,他遇到了越来越多全职员工,他们的老板允许他们旅游、远程工作。

海德曾在教会区(Mission District)一间他帮助创立的仓库公社生活过一段时间,2014 年下旬他前往乌布,在那里停留了较长一段时间,感受到了巴厘岛繁盛的数字游民氛围。他很怀旧地告诉我,那里附近都是热带海滩、舒适的联合办公空间和有魅力的数字游民,“生活真的非常、非常棒”。他说:“我亲自体验过,在这个美丽、美好的环境里,你每天都可以享受 9 美元的按摩服务和美味的咖啡的同时,还可以保持同样的生产力。”海德推论说,可以创立一家初创公司,向所有有钱、有护照的人提供同样的体验。一开始,他给这家公司起名为“商队客栈”(Caravanserai),意指丝绸之路商人旅社,但收到太多茫然困惑的眼神后,他重新给公司起了个简单的名字。

2015 年,海德寻找投资人。当时拿到风险投资还不是件难事,尤其是打着类似“做国际租房市场上的 Uber”的旗号时。他找到了两个联合创始人戴恩·安德鲁斯(Dane Andrews)和弗洛·劳伯(Flo Lauber),筹资 340 万美元,在迈阿密河旅馆和乌布一间翻修过的精品旅馆(带光亮的水泥公共厨房和庭院泳池)开了 Roam 第一批经营场所。伦敦的 Roam 位于切尔西高档街区一栋豪华的维多利亚建筑中,很受前往海牙的人权律师和初创公司开发人员的喜爱。

31 岁的伊拉里亚·德·博诺(Ilaria Del Bono)是一名时尚买手兼零售培训师。图为她在迈阿密 Roam 的房间里。

Roam 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家小型全球公司,聘请了十二名员工。大部分 Roam 员工自己也是数字游民,他们住在 Roam 旅馆,利用 Slack 聊天平台沟通交流,每周通过电话会议报告工作情况,扫描一切用于网上宣传的印刷邮件。Roam 没有办公室也没有总部,只有经营的旅馆。

那天晚些时候,我和海德一起游览了迈阿密的 Roam,穿过游着锦鲤的池塘、棕榈树下的户外餐桌和联合办公区旁一圈白沙里单独一张的吊床。四栋房子每一栋都设有共享设施,比如瑜伽房或艺术工作室。我们在和黄色房子相连的公用厨房里坐了下来。公用厨房里经常有 Roamies 来来往往,他们或是从一直嘟嘟作响的壶里倒出咖啡,或是从遵循诚信制度的储藏室里拿取无谷蛋白手工饼干,亦或只是下来聊个天。这里就像个办公室厨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确实是。

我和海德漫无目的地聊着,从酒店设计的乏味细节(为应对大量使用,酒店厨房应该选择合适的工业设备)一直聊到了数字游民的哲学根源。海德身上有个令人惊讶的特点:无论在讨论什么,他都会说到左翼的繁荣,提到激进经济学家、英国电影制作人亚当·柯蒂斯(Adam Curtis)、Verso Books 出版社和“后资本主义”状态。

在他口中,这些似乎不是什么明确的政治话题,而是一种商业计划,一种初步预测未来并从中获利的方式。海德的理论认为,经济危机后传统职业生涯就开始瓦解了,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的发展很快又会进一步破坏传统职业生涯。他说:“这理论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效。”如果工作不再是静态或者稳定的,那么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永久不变的家的概念。海德说,数字游民主义让那些不满的人、没有社会归属感的人得以在国际市场上设计可持续的全新生活方式。而且,这也是一种让人力资本得以在受阻力最小的情况下流动的方法,无论它们最终会流向何方。

海德的想法存在一种邪恶的可能性。他口中城市化的西方面临的宏观经济压力包括缺少经济适用房和直线型职业,而千禧一代对这些压力感受尤其深刻。与此同时,不管是不是碰巧,千禧一代从历史上来看也是相当没有归属的一代,他们的结婚率、住房自有率和生育率都很低。如果通常象征成年的标志似乎无法获得,永久的不稳定感似乎无法避免,那么为什么不干脆拥抱变化呢?其实你身边已经有很多半数字游民了,只是你可能没那么想过他们。有些作家每年会在柏林呆几个月,靠低廉的新克尔恩区房租平衡逐渐减少的自由职业收入;有些策展人会在纽约和洛杉矶来回跑;有些艺术家会从东京的住处搬到伊斯坦布尔的朋友家。在这个充满竞争的自由职业经济中,地理灵活性成为了成功和创作自由的表面标志:你有能力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

有些人的工作不那么有艺术气息,但也想追寻同样的自由,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些困难了。而新技术可以把我们从固定的办公地点解放出来,让老板对远程工作的员工更加放心,但这只是因为我们更容易被监控了。如果综合考虑这种互联能力和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的现象(目前超过三分之一美国劳动人口靠所谓的零工经济赚钱),你就会发现,数字游民群体急速发展是有原因的。海德估计,他的目标受众群有大约 120 万人,他们每年赚超过 8 万美元,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社交网站 Nomad List 创始人皮耶特·勒韦尔(Pieter Levels)认为,数字游民总人数足有好几十万。

海德说,Roam 已经实现了盈利。在拥挤的城市里,要想让房间住进人并不是件难事,闲置的空间则可以挂到 Airbnb 上。而且,Roam 有巧妙的商业模式可以限制风险:房地产开放商和 Roam 合作,设计建筑物规格布局、配置家具,然后 Roam 会租下这些建筑物并进行经营,就像旅馆一样。(迈阿密河旅馆租约为期五年。)Roam 开支最大的部分是搜寻新的经营场所,这部分工作有时并不容易。公司一开始把马德里的 Roam 设在一座原本是修道院的地方,但工作人员发现,即使是对数字游民而言,这里的条件也太过艰苦了后,这里就被关闭了。

37 岁的艾克·奥菲利(Ike Ofili)是一名软件工程顾问。图文他在迈阿密 Roam 旅馆大楼。

Roam 最主要的卖点就是它的社区。在这里,没有人会像海德曾经一样,觉得四处漂泊的生活不舒服或感觉自己被孤立。迈阿密的 Roam 住户的年龄和种族各不相同。这可是个令人惊讶的发现。以催生数字游民的科技行业为例,从业人员大都是年轻的西方白人男性。而过去一周,和我一起外出闲游的有南美软件开发人员、一对来自瑞士的企业家、一位为 I.B.M. 国际项目工作的中年美国承包商、一位以色列机器学习专家和一位 75 岁的退休房地产中介利诺·达春(Lino Darchun)。

达春似乎把入住 Roam 看做一种对抗孤单的办法,他告诉我:“我的妻子去世了,我只想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有钱住比 Roam 更贵的地方,但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很美好的时光。”而且,Roam 社区似乎比大多数地方都更能让你重新定义自己。另一位 Roamie 今年 48 岁,名叫斯泰西·哈里森(Stacie Harrison),她也正处在悲伤之中:她在 2016 年一场空难中失去了自己的飞行员男朋友,随后她便从家乡菲尼克斯搬到了迈阿密 Roam。

这座建筑物里的日常活动由多种不同的工作和社交活动组成。以色列人乌里·沃尔福威茨(Uri Wolfovitz)会去附近的 WeWork 和他初创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他就住在迈阿密)一起工作。沃尔福威茨不计划长期留在这里,他说这是因为他的初创公司一年之内要么会蓬勃发展起来,要么就会倒闭。迈阿密显然是个二流的科技中心,因此这个对 Roam 来说就算不属于完美也算很棒的地方,对他来说却是个监狱。“这不是个适合开公司的地方,”一天下午在厨房里,他直率地告诉我,“这座城市……[咒骂]”

我得承认,做一个数字游民是很有魅力的,尤其是当 Roam 都是像我这样的人的时候。我是个自由职业的作家,我住在布鲁克林一间出租公寓里,平时会到联合办公场所工作。我可以不计后果地做出决定,改善我的状况,这种能力平衡了我身上千禧一代的不稳定感(如果我没用错词的话):理论上,我只要向被困在市中心办公桌后的编辑递交文件资料,就可以随时“获得保释”,到乌布去当个素食主义冲浪者。这个想法一直在我脑海里,我潜意识里把迈阿密之旅当成一场真正逃离之旅的预演:巴厘岛听起来确实更好些。

在 Roam,我养成了固定的习惯:早上我会在一只流浪黑猫(“Roamy”)的陪伴下上瑜伽课,晚上我会在户外野餐桌上喝啤酒,每周我都会收到列出特殊事件和新成员介绍的电子邮件(“布伦特[Brent]和迈克尔[Michael]结婚 25 年了,去年他们卖掉了在西雅图的家,计划旅游几年”),周三会有“家庭聚餐”。我参加过一次家庭聚餐,那对来自瑞士的夫妇中的一位、自由职业营养学家汉娜·波伊提乌(Hanna Boethius)带头准备了一顿低碳水化合物、无谷蛋白的餐点,有真空低温烹饪的牛排、生西兰花沙拉和没有面条的蔬菜千层面。

汉娜和她的丈夫塞巴斯蒂安(Sebastian)是一家远程软件代理公司的创始人。他们在厨房忙着做饭时,我和永远热情高涨的哈里森一起窝在角落里。她兴高采烈地和我说起了这里的生活:“这就像是大人的夏令营和没有摄像机的真人秀的结合体。”她在 Roam 开发一家帮助用户处理死后数字文件分发问题的网站。网站的进展似乎很慢,我问她的时候,她责怪了和她签合同的另一位开发者,那位开发者也是远程工作的。不同于更年轻的 Roam 成员,哈里森似乎更难适应她这种不受控制的全新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后果。“我觉得,我所有旧的信仰体系都在说,我应该找份工作,找间普通公寓;而我新生的信仰体系则在说,或许还有另一种生活方式,”那周晚些时候,她带我参观她那间阳光明媚、一尘不染的房间时说,“我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自己感到快乐——我只想呆在沙滩边上。”

Roam 的环境鼓励大家形成一种紧密坦诚的亲密关系。远程自由工作是我们所有人的一个共同点,因此这也是我们经常探讨的话题:如何保持积极活力、企业家思维和理智。塞巴斯蒂安想要说服我相信“氧化物醒脑法”的好处,即低碳水化合物、高脂肪的饮食可以带来清明的精神状态。不过,他算是白费力气了。

有时候,Roam 感觉更像是沉浸式的团体治疗,而不像旅游设施,因为我不会像游客一样离开这里。我没有租车,繁忙的迈阿密交通甚至让打 Uber 也变成了一桩难事。一天晚上,年轻的巴西软件工程师马可·安德雷德(Marco Andrade)教我们《熊熊大战婴儿》(Bears Vs Babies)工作不宜版怎么玩。那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纸牌游戏,涉及到生殖器、爆炸性腹泻和打怪。然后,我们又接着玩了《反人类卡牌》(Cards Against Humanity)。这段经历让我想起了没有驾照的郊区高中时期。

就像晚餐时候哈里森告诉我的那样,在这个封闭的社交系统里,角色和阶层就像真人秀里一样。长期住户有他们的特权,他们会介绍新住户熟悉这里的日常生活,比如爱交际的 I.B.M. 承包商格雷格·艾伯特(Gregg Albert)和一位名叫内森·克鲁克斯(Nathan Crooks)的彭博社记者,他们每个人都在这里住了至少六个月。Roam 的驻店社区经理扮演了营地辅导员的角色,他们会用一种令人愉快的方式促进社交活动,但有时也会给人高人一等的感觉。随着Roomie 们的到来或离开,即使这只是我呆在这里的第一周,我也能感受到这里社会结构微妙而又引人注意的改变,这种改变缓解了一开始的无聊乏味感:Roam 总是在改变,但又始终保持不变。

你可以想象一副地理降噪耳机是什么样吗?我开始觉得,Roam 就是这样一副地理降噪耳机。只要你想,你就可以完全封闭你对地理场所的感知,存在于一个朦胧、平静、毫无特色、可以是任何地方的空间。这个游民主义的气泡不仅包括了酒店,还把世界各地都囊括了进来,想要包裹起你整个生活。它承诺会成为你后地理时代的家。然而我发现,这里也弥漫着一股焦虑感:无论 Roam 看上去有多么漂亮坦率、多么极简主义,人们依然会为这种剥离地理场所概念的与世隔绝氛围感到焦虑。很大程度上来说,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就像没有地方住。

海德认为,游民主义是我们应对高科技化、全球化生活的一个解决方案。可是,与其说游民主义是一种解决方案,倒不如说它更像是在扩大或强化这一情况。你旅行是为了工作,或工作是为了旅行,但不论哪一种,工作都会消耗你全部的精力。而不管怎么说,Roam 确实能够消除旅行的特质,把旅行变得不像旅行:它消除了文化冲击、惊讶感甚至孤独感,以及那种在一个谁也找不到你的地方的感觉。

我去迈阿密是希望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我可以躺在迈阿密的沙滩上(这座城市原本就是为让人享受沙滩而建造的)把事情做完,还可以探索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与此同时,能有一群想法和我类似的人支持我那外行人难懂的自由职业者的习惯。然而,这些目标里只有最后一个目标是我看来有望达成的。事实上,我大多数时候都坐在联合办公空间那张宜家竹桌旁,拿着咖啡杯流汗,努力想要写点什么——就像我在布鲁克林的时候一样。在 Roam 的最后一个早晨,我意识自己此行几乎没怎么见到海,因此我从小哈瓦那搭车去了克兰登公园海滩(Crandon Park Beach)。克兰登公园海滩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小岛,过去曾是一个椰子园。我把包放在沙子上,趟着水走进了温暖的浅水之中。

独自漂在这里的水中,有轻柔海浪时放送随波逐流,这是一件很舒服的事。这似乎就是我本应该在做的事:拥抱自由、温暖的天气和开阔的视野。然而,我花了太多时间去做一个数字游民,甚至忘记了要做旅行这件事。这可不是什么解决资本主义掠夺的好办法:你可以去任何地方,只要你不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