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均GDP比中國低得多,與中國相比無疑要窮得多,但印度人不覺得苦,幸福指數非常高。民意測驗表明,相信有來生的印度人90%以上希望來生還是印度人。

為什麼印度人窮而不苦?

這同印度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有關,同印度文化是苦感文化有關。

如果說西方流行罪感文化,認為人生來是有罪的,每個禮拜要到教堂去贖罪;中國流行樂感文化,相信“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莫使金樽空對月”;印度則流行苦感文化,認為人越受苦,精神越升華,離神就越近,來世也就越幸福。

正因為印度倡導苦感文化,所以直至現代,大多數人仍奉行素食主義,同時不斷有人加入到苦行僧的行列中。

雜而不亂

印度與中國都是文明古國,但印度比中國要雜得多。大一統的中國可以用一個“統”字來描述,反之,可以用一個“雜”字描繪印度。自秦漢以來中國一直是中央集權專制,印度卻從未出現過中央集權王朝。

印度所在的南亞次大陸是多種族、多語言、多宗教、多種姓的社會多元化地區,在歷史上,除孔雀王朝(大致與中國秦朝同時代)和莫卧爾王朝(與清朝大體同期)曾短暫實現次大陸基本統一外,其餘絕大部分年代處於邦國林立的分裂狀態。

即便在短暫的統一時期,地方對朝廷也只是臣服和進貢的關係,中央對地方也未實行過郡縣管理。在漫長的古代社會,是頗有張力的印度教使得南亞獲得某種程度的文化統一。而政治統一則到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才實現,自上而下的文官制度以及連接各地的鐵路和電報網絡催生了以“雜”為基本特徵的現代印度。

印度的“雜”體現在語言上。印度是語言大國,據1962年人口調查的統計,印度人講的語言有1652種,印在鈔票上的官方語言有15種,每個邦又有本邦的官方語言。僅在孟買,大街上人們說的至少有26種語言,中小學生既要學全國通用的印地語,也要學英語和邦里的官方語言。印度的“雜”又體現在數百個政黨林立,無論國大黨還是印人黨,都得依賴地方小黨的支持才有可能在中央執政。

於是乎,印度政壇長期呈現“四兩撥千斤”、“小黨唱大戲”的局面,一批地方強人朝秦暮楚,縱橫捭闔,在全國政治中的知名度和影響力不斷上升,以至擁有呼風喚雨、與中央分庭抗禮之力。儘管這樣,印度總體上仍是雜而不亂,運轉有序。非暴力與不合作,而非大規模流血犧牲,使印度開國的成本在大國裡面最低。

自印度獨立以來,從未發生過軍事政變。每次大選都有條不紊地進行,政府更替有序,與鄰國巴基斯坦形成鮮明對比。

印度管理成本很低,公務員與納稅人的比例是1:92。政府沒有自己的報紙,沒有會議室,沒有文山會海。

印度窮人儘管很多,卻基本上沒有拐賣婦女兒童現象,也沒有集體偷渡現象。儘管印度數億人口沒有脫貧,許多人露宿街頭,以乞討為生,但非法出境的案件不多。沒有人靠當蛇頭、做“人販子”為生。印度基本上沒有盜版軟件和光盤、假冒偽劣產品,假冒偽劣藥品不敢說沒有,但確實因少而難得發現。印度醫院用血靠捐獻,社會上有負責獻血的慈善組織,願意捐獻者不乏其人。

醫院不買血,窮人也不賣血。印度貧富懸殊大,1400萬人口的孟買,竟有770萬人住在貧民窟,然而貧富如此兩極的印度,社會治安狀況總的來說卻不錯。遊覽各地的廟宇名勝,遊客一律要把鞋子脫了放在門口,但不論什麼樣的名牌鞋也絕不會丟失。

印度火車常常人滿為患,但沒有票販子,也沒有假票。火車即使已經開動,你如果沿月台追趕,車上會伸出許多雙手拉你一把,並為你挪出一個地方。印度公共汽車沒有車門,車開動後,一些人還跳上跳下。中產階級開小車出門,車裡能擠多少人就擠多少人,擠不下的塞到車後物品廂里,警察司空見慣,熟視無睹。

車與車相撞了,只要還能走,一聲“拜拜”走人,從未看到過因此吵架。印度雖然很雜,但對國粹的恪守毫不鬆懈。漢族人近代以來學西裝革履,以致現在已經沒有自己的民族服裝了,而印度人穿紗麗幾千年不變,至今引以為傲。印度當年栽種鴉片賣到中國,鴉片在中國一度泛濫成災,但鴉片當年在印度沒有泛濫,今天,印度吸毒人員仍遠不如中國多。

緩而不慢

根據最新人均GDP排名,中國在世界上列第89名,5414美元,印度第138名,1389美元。印度經濟實力比中國差得多,但一直在發展。印度以中國1/3的國土,負擔幾乎與中國相當的人口,以中國1/3的GDP,在相同的時間內,能提供幾乎免費的義務教育、免費醫療,能養得起航母,能將人造衛星送上太空,並製造出原子彈。

印度經濟增長始於2001年,到2009年,8年時間裡,印度人均實際工資和收入的增速比人均GDP增速高出兩倍,老百姓實實在在分享了經濟增長成果。

印度人不着急,慢慢來,但這並不意味着印度人必然幹事少,效率低。印度某些部門的公務員確實人員少、任務重,但成效大。例如,印度的班加羅爾被譽為南亞“硅谷”。

2003年,在全球被評為軟件能力成熟度5級的72家企業中,印度就有50餘家,而這些企業一半以上集中在班加羅爾。但是,主管該領域工作的卡納塔克邦政府信息技術、生物工程和科學技術部(相當於我國省級信息產業廳和科技廳),全部工作人員只有7人。從總體看,印度是經濟不發達國家,但在一些領域,它又處於十分先進的地位。

如印度的文盲率極高,差不多1/3的人口是文盲,但高等教育卻很發達,不僅培養出世界一流的軟件工程師,且迄今為止已產生了6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包括文學、物理學、醫學、經濟學以及和平獎。

獨立以來,印度培養的科技人才數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印度人不急不慢,時間好像不值錢,但解決電腦“千年蟲”問題卻最快、最徹底,贏得了世界第一。

在印度,手機擁有者比中國少得多,但印度手機早已單向收費。在印度找個網吧特別費勁,但其信息產業卻一枝獨秀讓世界驚奇。比爾蓋茨1997年3月訪問印度時說,“21世紀的軟件超級大國不是美國,不是歐洲,而可能是印度”

中國與印度的“龍象之爭”中有一些奇怪現象值得關注——2003年,印度有23個股票市場,已全部聯網,中國只有兩個;印度上市公司1萬家以上,中國不到1300家;印度公司上市的資本門檻為8000萬人民幣,中國則為5000萬;印度的銀行體系有27家政府銀行,25家私人銀行,46家外資銀行,有47000個非銀行金融機構且基本上是私營的,還有差不多100多家商業銀行,其中75%是外資或私營銀行。

這種情況下,印度為創業者和企業提供的融資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資額,就比中國多很多。印度銀行的商業貸款有35%貸給國有企業,其他65%貸給私人、家庭和私營企業;相比之下,中國銀行貸款方向剛好顛倒過來,70%貸給國企,30%貸給私人。

此外,中印呆壞賬的比率不一樣。正因為印度的銀行體系和整個非銀行金融體系包括資本市場的私有化程度遠高於中國,所以印度的貸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帶來更高回報、呆壞賬比率較低的私企。

腐而不敗

印度重大腐敗醜聞不斷,例如,“電信醜聞”中的前電信部長等一伙人為所欲為,以遠低於市場價值的“甩賣價”出售2G手機網絡許可證,導致國庫損失400億美元,成為印度獨立以來最為嚴重的官商勾結案,其首犯被美國《時代》周刊列為全球第二大“濫用權力者”(因“水門事件”遭彈劾的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名列第一)。

但也應看到,禍害當今中國的一些腐敗現象印度卻幾乎沒有,或者說並不嚴重。例如,印度沒有公款旅遊風,也沒有吃喝風。吃素的人佔印度人口一半以上,越有地位、越有文化的人越傾向吃素,反之,越沒有地位、越沒有文化的人什麼都吃。

一些印度人對素食的較真達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連蘿蔔、花生等地底下長的東西都不吃,因為不願殺生。印度朋友科米卡對我說,他訪問中國期間,中國餐館用煮過葷菜的鍋給他做素食,那怎麼行呢?

印度沒有天價煙酒,煙酒在印度男人中不那麼流行,抽煙的人極少,公務往來和紅白喜事沒有人敬煙。印度的煙僅10支裝,比中國的煙短。印度人口袋裡裝一包煙、一個打火機的不多,許多煙民寧願買一支抽一支,且常常躲起來抽。

印度沒有公車攀比風,自政府總理以下,官員乘坐的都是同一牌子、同一款式、同一顏色的國產車,幾十年來都是如此,以至老百姓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乘外國車、高檔車的都不是當官的。印度官員沒有奢侈風。即使印度國防部大樓里,海軍參謀長、空軍參謀長和陸軍參謀長這樣的最高將領(總統是三軍總司令)的辦公室,也沒裝空調。

夏天高溫常達45攝氏度左右,他們的辦公室里也只有電扇在轉。我去過多次的馬邦邦長、孟買市長等的會客廳和宴會廳里也沒有空調。印度最好的房子之一是學校,而不是政府辦公樓。

這不是因為印度太窮,而是議會不批准這方面的開支,印度大的公共支出必須經議會批准,批准前要經過多番公開辯論。找部長、邦長等行政高官沒用,他們只有執行權,沒有大的審批權,且公共開支完全透明,難有貓膩。也正因此,印度難以產生成克傑、劉志軍這樣的貪官。

不少人喜歡把中印關係描繪為“龍象之爭”,我在印度工作時的印度外長辛格對此表示:中、印競爭是龜兔賽跑,印度是龜,中國是兔,兔跑得快,龜落後了,但“千年烏龜十年兔”,最終誰跑得遠還要看。

辛格的話表明,印度承認落後卻不甘落後。習慣於從龍象之爭視角看待中印關係的讀者,不妨換個角度,從龜兔賽跑的角度,來個換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