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广东陆丰人民法院判决案卷中一只喊价120万人民币的“天价鸡”,引起了戎评的注意。

虽然,它确实只是一只鸡,但是在戎评看来,这只鸡却不仅仅只是一只鸡。

透过这只“鸡”,我们不仅看到了一群至今仍旧活跃在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毒瘤,透过这只“鸡”,更是看到了汹汹的民间怨气乃至中国未来国家发展改革道路上的“陷阱”。

这只鸡,不简单!这只鸡背后的故事,更不简单!

2015年9月,蔡强驾驶汽车路过广东陆丰某村时,不慎轧死了路边的一只鸡,蔡强没有一走了之,他一边驻车朝村子里呼喊,一边掏出钱包,准备赔偿。

但是,如此通情达理的车主等来的却不是善意的谅解,在村民陈金朝的率领下,几个村民将蔡强团团围住,当即索要赔偿120万!

听到赔偿条件的蔡强难以置信,而简短的出言理论,换来的却是利斧砸窗、砍刀刺胎、摔砸手机、甚至主使人陈金朝更是掏出仿六四式手枪和手榴弹顶在蔡强的脑袋上生死威胁…

8月20日,广东省陆丰市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陈金朝涉嫌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妨害公务、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缴获的枪支、弹药予以没收、销毁。

陈金朝被抓了,但是“陈金朝式”的事件还会再发生吗?

戎评不确定,道理很简单:藏匿黑暗的“陈金朝”,远不止一个。

中国县域黑社会的根基:“村霸”

2017年1月,中共中央纪委在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大对“村霸”黑恶势力的整治!

而同年在中央领导下各级地方政府掀起的大规模打黑除恶专项活动中,近503件黑社会性质组织事件里,竟然有420件,统统都发生于农村及城乡结合部。

一个扎根中国农村的黑恶势力群体呼之欲出:“村霸”!

1、村支书助妻贿选,纵火报复同乡

2017年,鞍山市原陈家房村支书薛金库,因受处分被取消选举资格后,指使其妻子参加村支书选举。

竞选当天,为了妻子顺利“上位”,薛金库随即拉上一帮家族子弟手持棍棒守在选举箱旁,而薛金库则对着村民分别施以贿选利诱及人身威胁!

有村民不买账,薛金库则棍棒相加,其中一位被打村民咽不下气前去举报,更是被闻知消息的薛金库,带人放火烧房。

最终,经鞍山市人民法院判决,案犯薛金库判处有期徒刑3年。

2、房身村成佟家村,村主任成“土皇帝”

2017年,本溪市房身村村委会主任佟锦彪,因威胁恐吓、以利刃砍杀他人被检察机关批捕!

不查则以,一查此人恶行累累。

房身村拆迁工作中,虚开证明非法以私人仓房置换回迁安置房,获利百万;

未经会议许可,私人转租集体鱼塘、土地、违法所得皆入囊中;

村委会搞“一言堂”,谁敢反对就“给谁好看”。

房身村成了佟家村,他佟锦彪倘若不是检察机关批捕,恐怕此刻仍是这方圆五里地的“土皇帝”!

3、豢养打手,逼人吸毒,村霸已成黑社会。

2016年11月,瓦房店阎店乡村民房善财,因非法拘禁罪、强迫他人吸毒罪、故意毁坏财物罪、故意伤人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5年。

房善财坐牢的消息传回村里,人人拍手称快!

自2014年以来,房善财便有意识的召集社会闲散人员作为“保镖”,每月以工资、毒品为豢养手段,在阎店乡街里招摇过市、横行霸道。

2015年12月7日,房善财指示打手三人挟持上访村民郭胜利,在6个小时的殴打拘禁后,强迫村民郭胜利吸食冰毒,并写下6万元欠条;

2015年1月14日,房善财伙同家族成员及豢养打手,手持砍刀消防斧至村民王某家中肆意打砸,并扬言“灭你全家”;

2016年12月,其所在街道村委会换届选举,房善财因“前科”无权参与选举,遂伙同豢养打手,不仅投票当天手持砍刀利刃坐镇选举,还现场威胁其他候选人退出选举,不从则立刻拳脚相加!

当然,所谓的“村霸”,并不仅仅只有这些。

自填选票,动辄威胁杀人全家的“北霸天”侯志强;

以“万岁”自居,在河南澧河村大搞“白色恐怖”的村支书张建国;

纠集家族成员,私贪公款胁迫乡民,对记者棍棒相加的“最牛村主任”孟玲芬;

….

这些人,依靠自身的宗族势力,钻村民自治的空子,从占便宜、行方便,到被动受贿、主动贪污!

他们将边远乡村化成了自身及其背后宗族的私人领地,而在有组织的协调发展中,依靠盘剥村民、私吞国家各项拨款,这些“苍蝇”不仅在基层群众间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从多起案件分析看,他们更是成为了中央农村政策最终难以落实的“罪魁祸首”!

对上瞒报、对下欺压,一个村霸为祸百人,百个村霸则为祸千人,千个村霸又当为祸几何?

他们为祸的再也不是某一村之一亩三分,他们为祸的将是国家!是民族!是中华复兴之希望!

什么是村霸?

他们是中国涉黑团体的原始根基、他们是寄生于中国农村的恶性毒瘤,他们是横在中国深度改革路上的拦路虎,是我们民族崛起的绊脚石!

以史为鉴,治理“村霸”须除根

毫不讳言,对于包括村霸在内的任何黑恶势力,的态度一向很明确:不仅要严打狠打,更要断根,要彻底铲除!

那么,什么又是村霸的“根”?

揪出这条“根”之后,我们又当如何铲除?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且待戎评讲一个小故事:

公元前356年,卫人“鞅”(后商君鞅)在秦孝公《求贤令》的呼唤下,抵达了当年被东方六国嗤之以鼻的“穷秦”。

当年的秦国有多穷?

国君的车找不到四匹毛色纯白的马、后妃除非重大庆典能穿丝绸,日常只能穿葛麻、而国都栎阳宫殿,除正殿有瓦,偏殿都是草顶…

是什么造成了“秦国”的穷?生产组织方式的落后。

众所周知,自公元前400年左右,中国开始了春秋时期向战国时期的过渡。

什么叫春秋?战争有节制、规模较小、惩戒为主。

什么叫战国?战争频繁、规模庞大、灭国为上。

转变的根源是什么?

土地私有制得到推行、同样的土地能养活更多的人。

封建领主制逐步瓦解,同样的税收能更多的掌握到国君的手中。

但是很不幸,就在东方六国都开始在变法下向战国迈进时,秦国却在“封建领主制”的落后生产组织下,活在春秋。

不过,卫鞅的到来解决了这个问题,公元前359年,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卫鞅在秦国展开了变法运动:颁《法经》、奖励耕织、强推小家庭制度、行军功爵制。

什么是《法经》?中央的权利触手!

什么是奖励耕织?中央的变革政策!

为何强推小家庭制度?打击地方小宗族势力!

为何推行军功爵制?破除封建领主的政治垄断!

因此对于卫鞅第一次的变法,我们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行中央之法与破除地方宗族势力!

到公元前350年的第二次变法时,无论是废井田、实县制、还是编订户口,其本质都是从更深层次的对国内宗族势力进行瓦解,转而使得底层民众的服务对象,完成从“家”到“国”的深刻转变!

国家以法为纽带,将意志传递到每一个国民,而国民也得以越过领主、宗族,将一切劳动成果直接供给国家统一执掌!

这是秦国强大的根本,同样也是中华3000年来王朝兴衰交迭的根本!

但凡是国家强盛,中央之法必盛于宗族,在底层得到贯彻。

而国家颓败,地方宗族势力则必定盖过王法,中央政权则从领导者沦为合作者乃至乞讨者!

因此,我们与其说是国强国弱才导致这种变化,还不如说是因为这种变化,才让国家由盛而衰。

这一点,我们从国共内战初期,坐拥广大“白区”的国民党政府,战争动员无论是效率还是速度,都远不及解放区人民政府的差异中,便可以看到!

虽然,国民政府动员能力的孱弱离不开不得人心的根本,但是撇开这一切,未尝没有地方大家族多番掣肘的因素在里面。

道理很简单,国民政府与地方宗族势力更多是封建王朝式的“合作关系”,一切政令乃至征收都要通过地方宗族,而解放区人民政府则完全不同。

阶级斗争理论的提出,使得最广大的农民从以宗族为纽带接受地主乡绅的领导,转变到了以阶级统一为纽带,直接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

土改分田的施行,更是从经济上架空了传统宗族势力,使得中央的任何意志,都能直接在社会生产者的供给下得到实现!

试问,转了一道手的国民党,又凭什么与直辖基层的共产党争?

事实上,之所以讲这么多,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明白一个道理:

站在国家角度而言,以家族利益而结合的宗族,在今天这样一个早已突破了山川阻隔、信息不畅的时代,甚至连最后“代言人”的角色都已经丧失,对于今日之中国,任何实质宗族的存在,于国家治理而言,已没有任何益处!

这一点,从去年打黑除恶运动中被起底的420多起“村霸”事件中,便可见一斑,

这些所谓的“村霸”,无不是靠宗亲支持而逐步攫取了村委会职权,而为了回报宗亲,上任之后更是对自家人多番留情照顾!

南橘北枳,制度引入须谨慎

不可否认,与历史一般,“宗族势力”正是今日中国村霸问题存在的根本土壤!

但是前文中戎评也提到了,随着新中国建立以来对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精神权威的双重消灭,在政权下乡的运动中,曾困扰了中国几千年的“宗族势力”,从本质上其实已经无限趋近于消灭。

但是,1982年舶自美国的“乡村自治制度”,在遥远的东方生根发芽,西方海洋文明的投票选举制度似乎在传统农耕文明的宗亲氛围下患上了“水土不服”….

不可否认,虽然在前三十余年的打击下,乡村的宗族势力虽然已经被基本粉碎,但是毕竟人还在,情还在,当选票递到手中时,乡民们又会选谁?

当然,这并非是否定实验的里程碑意义,一切伟大的变革都需要从实验开始,小岗村的17个“红手印”如此、南海边上的“一个圈”同样如此!

但是,传统宗亲关系的存在,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让选票失去了本该有的公正性,而宗亲势力的大小,又直接影响了最终的结果。

试问,当这种以宗族为核心的精神凝聚,与农村经济改革背后所蕴藏的巨大经济效益所碰撞时,又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再给大家讲一个亲身经历的小故事:

1994年,戎评外婆所在的乡村发生了旱灾,为了插秧种田,上游的张家村截断了溪水。

因为干旱,下游的村民不能插秧,派人去理论只会被打,甚至乡政府专门派了市里的气象专家去打包票2个月内必定下雨,也别村民抡着锄头给撵了去!

乡政府没奈何、下游几个村的人也没奈何。

张家村是当地扎根百年的“老姓老村”,他们一个村的青壮人数就超过了下游的几个村,在当地他们向来都是“横着走”!

一个月后下雨了,但是误了农时没能插秧的下游村民都知道,今年的收成基本没戏了。

本来,按照乡政府的“抗旱统筹”,小溪的水只要合理分配,沿线的几个村都能分水插秧,而根据当地的气象记录及预测,干旱并不会持续太久。

但是,张家村的村民在共同的血缘及利益联结下,却只想到了“一村之地”,甚至当政府出面干涉时,代表着基层行政尊严的“科学统筹”在他们的眼中不仅毫无权威,甚至被斥为“哄骗”!

毫不讳言,在血亲关系的联结下,为了几亩秧田都敢于对抗政府,倘若摆在眼前的是上千万乃至上亿,本身就具备天然优势的他们,又会凭着“宗亲”的支持干出什么事?

或许有人会说这是扯淡,农村除了种地哪来的这么多钱?

2017年,仅中央政府下拨的农业专项补助款就达到了1万亿。

2017年,超过480万村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拆迁征地完成了“城镇化”。

还是2017年,中国580万个行政村仅仅只是集体土地的商业化流转,价值就何止千亿!

正所谓有利就有弊,当中央财政大力向农村发展倾斜的同时,部分地区以血缘为核心,精神上早已得到唤醒的地方宗族势力,终究还是获得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

于是,他们在血亲的支持下向着同一个目标迈进,为了攫取基层村民自治的权利,他们化身“村霸”,不仅直面对抗法律、甚至客观上造成了迟滞中国农村改革的既定事实!

农村兴则中国兴,“村霸”毒瘤必须铲除!

截止到2017年,中国的自然村数量达到了580万个,农村人口总计达5.76亿。

占据国家人口总数41%的农村人口数据,十分清晰的向我们展示了“农村兴,则中国兴”的最朴素真理!

这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抛弃自己将近一半的人口走向真正的强大,而中国同样也不可能在农村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情况下实现复兴。

鉴于此,这也是“三农问题”被连年放在一切国家级政府经济会议的首位的根本原因!

政府对于农村改革所投注的资本和心血不可谓不大,而近些年以来中国农村所发生变化也的确有目共睹:仅仅去年一年,中国农村脱贫人口就达到了1312万!

但是,就在农村改革一片向好的今天,村霸问题、农村贫富差距增大问题、农村基层自治乏力问题…..莫不是燃眉之急!

一切该如何解决?

在戎评看来,这些问题的本质还是一个谁切蛋糕、怎么切蛋糕、蛋糕分给谁的问题!

显然,蛋糕是不能让“村霸”来切的,而发展的蛋糕也应当切实的惠及最底层的每一个村民。

怎么分?政府改革意志!

谁来分?行政力量+乡民协商!

分给谁?普通乡民!

如今,已逐渐步入深水区的中国农村改革,一如当年的秦国一般,摆在我们眼前的路只有一条:锐意改革,扫荡一切横亘在法与民之间的“夹心层”,中央意志必须完全、切实的传达到每一个国民,而数以十亿计的国民,则应毫不折扣的推动这架宏伟国家机器的冲锋前进!

2377年前,我们创造了一个令世界颤栗俯首的伟大帝国。

2377年后,一切必将重演,一切必须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