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这次“总理翻转”其实是无聊,无需要,浪费时间,损耗资源的游戏。它不但无法挽救自由党的颓势,甚至于可能造成对国家更大的伤害。如果勉强的说他有任何成就的话,其实只有一个;让自由党内极端保守右派有这个机会发泄他们内心的不满。

什么是极端保守右派?这不妨追溯到2015年2 月,我在本栏写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说起,当时我介绍说:

英国的民主政治起源于贵族和国王之间为了征税的斗争开始,最后以《大宪章》确定了彼此关系。这场对立斗争,是执政者与反对派政治斗争的滥殇。但工业革命后,这场斗争渐渐演变成了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佃农与庄主的斗争,这也是英国左派与右派(因为当时议会的议员们在国会殿堂上,支持不同的主张者,分左,右而坐)的起源。

后来,这种左右政治的思潮扩散到世界各地,传到美国,成为了共和党(右派)与民主党(左派)的分野。传到加拿大成为保守党(右派)和民主党(左派)的区别。传到纽西兰成为工党(左派)国家党(右派)的斗争。到澳洲演变成工党和自由党……但不论政党叫什么名字,基本上左、右的格局并没有改变。

“左右政治”基本上不是一件坏事,右派强调家庭价值,小政府,自由经济,保护私有财产,政府减少对企业干预…. 。左派则强调社会正义,主张应扩大政府开支,政府要扮演财富重新分配的角色,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求….。左右分治等于一个人的二支脚,一个把经济拉动上去了,另一个订定政策,把富人赚的钱通过征税重新分配给低收入者。这二支脚一前一后交互前进,既造成社会的进步,同时又扮演着双方相互制衡,避免某一方面特别扩张的弊病。这是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按歩就班的往前走的原因。

虽然,左右倾向并无不好,可是一旦发展到极端意识型态,那就不再是一件好事了。就是以这次自由党内部的总理谭保和达顿议员的斗争为例,表面上看似内部为领导人权位的斗争,但背后却是意识形态的对立,最后甚至演变成为极端右派(达顿)和右派偏中间路线(谭保)血淋淋的屠杀,实属不智!

上周五,昆士兰《信使报》有一篇评论的文章上说:其实谭保在三年前根本就不应该坐上总理的宝座。此话怎讲?因为若把谭保放在自由党的意䛊行态光谱中,他是属于党内中间派:主张接受多元文化,澳洲共和立国,建立环保概念….。若拿他的主张和工党中间派的陆克文相比,根本没有太大差别!唯一不同的大概祗是一个支持穷人,另一个支持富人而已。

但是,挑战谭保的达顿可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端右派保守主义者,他主张限制移民,(或者把新移民送到乡下去)。主张退出巴黎气候公约,强烈反对同性恋……有人甚至说他简直是另一个川普。这有一点脱离了自由党创党本意,当年罗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 创立自由党的时侯取名“自由”而没有用“保守”为名,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走极端右倾路线。因此,前自由党党魁休斯(John Henson)还在电视上痛批达顿,休斯说:他根本连自由党的核心价值都不懂,还想任党的领导人。说得也是,休斯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博士,谭保则是得到罗德奖学金,赴英国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攻读民法学士(即法学硕士)学位,而迖顿是什么出身?干了十年警察,干不下去了,跟着老爸干builder 工作,再到昆士兰理工大学读了一个商学本科。若想用他的主张来带领国家,恐怕连选民也不会同意,这是为什么自由党在最后没有选他的原因。

达顿能在这次异军突起不是没有原因的,它反应的是澳洲极端右派仍然还是有不少强烈的支持者。(否则韩珊的一族党也不会死而复生,伫立不摇),而达顿的崛起其实是有其背后目标的:——夺回韩珊在昆州和西澳的选票。极端右派选票大部分在农村地区(美国亦同),它虽然不是大多数,但在两党竞争差距不大时,却经常可以左右全局。

澳洲这次看似躱过了一次路线偏差的叉路,但如果想到下次大选我们还将面临工党极端左派的肖特(Bill Shorten)其实情况恐怕更遭,这点我们等有机会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