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這次“總理翻轉”其實是無聊,無需要,浪費時間,損耗資源的遊戲。它不但無法挽救自由黨的頹勢,甚至於可能造成對國家更大的傷害。如果勉強的說他有任何成就的話,其實只有一個;讓自由黨內極端保守右派有這個機會發泄他們內心的不滿。

什麼是極端保守右派?這不妨追溯到2015年2 月,我在本欄寫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說起,當時我介紹說:

英國的民主政治起源於貴族和國王之間為了徵稅的鬥爭開始,最後以《大憲章》確定了彼此關係。這場對立鬥爭,是執政者與反對派政治鬥爭的濫殤。但工業革命後,這場鬥爭漸漸演變成了工人與資本家的鬥爭,平民與貴族的鬥爭,佃農與莊主的鬥爭,這也是英國左派與右派(因為當時議會的議員們在國會殿堂上,支持不同的主張者,分左,右而坐)的起源。

後來,這種左右政治的思潮擴散到世界各地,傳到美國,成為了共和黨(右派)與民主黨(左派)的分野。傳到加拿大成為保守黨(右派)和民主黨(左派)的區別。傳到紐西蘭成為工黨(左派)國家黨(右派)的鬥爭。到澳洲演變成工黨和自由黨……但不論政黨叫什麼名字,基本上左、右的格局並沒有改變。

“左右政治”基本上不是一件壞事,右派強調家庭價值,小政府,自由經濟,保護私有財產,政府減少對企業干預…. 。左派則強調社會正義,主張應擴大政府開支,政府要扮演財富重新分配的角色,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求….。左右分治等於一個人的二支腳,一個把經濟拉動上去了,另一個訂定政策,把富人賺的錢通過徵稅重新分配給低收入者。這二支腳一前一後交互前進,既造成社會的進步,同時又扮演着雙方相互制衡,避免某一方面特別擴張的弊病。這是西方政治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按歩就班的往前走的原因。

雖然,左右傾向並無不好,可是一旦發展到極端意識型態,那就不再是一件好事了。就是以這次自由黨內部的總理譚保和達頓議員的鬥爭為例,表面上看似內部為領導人權位的鬥爭,但背後卻是意識形態的對立,最後甚至演變成為極端右派(達頓)和右派偏中間路線(譚保)血淋淋的屠殺,實屬不智!

上周五,昆士蘭《信使報》有一篇評論的文章上說:其實譚保在三年前根本就不應該坐上總理的寶座。此話怎講?因為若把譚保放在自由黨的意䛊行態光譜中,他是屬於黨內中間派:主張接受多元文化,澳洲共和立國,建立環保概念….。若拿他的主張和工黨中間派的陸克文相比,根本沒有太大差別!唯一不同的大概祗是一個支持窮人,另一個支持富人而已。

但是,挑戰譚保的達頓可就完全不同了,他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極端右派保守主義者,他主張限制移民,(或者把新移民送到鄉下去)。主張退出巴黎氣候公約,強烈反對同性戀……有人甚至說他簡直是另一個川普。這有一點脫離了自由黨創黨本意,當年羅伯特·戈登·孟席斯(Robert Gordon Menzies) 創立自由黨的時侯取名“自由”而沒有用“保守”為名,其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走極端右傾路線。因此,前自由黨黨魁休斯(John Henson)還在電視上痛批達頓,休斯說:他根本連自由黨的核心價值都不懂,還想任黨的領導人。說得也是,休斯是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博士,譚保則是得到羅德獎學金,赴英國牛津大學布雷齊諾斯學院攻讀民法學士(即法學碩士)學位,而迖頓是什麼出身?幹了十年警察,干不下去了,跟着老爸干builder 工作,再到昆士蘭理工大學讀了一個商學本科。若想用他的主張來帶領國家,恐怕連選民也不會同意,這是為什麼自由黨在最後沒有選他的原因。

達頓能在這次異軍突起不是沒有原因的,它反應的是澳洲極端右派仍然還是有不少強烈的支持者。(否則韓珊的一族黨也不會死而復生,佇立不搖),而達頓的崛起其實是有其背後目標的:——奪回韓珊在昆州和西澳的選票。極端右派選票大部分在農村地區(美國亦同),它雖然不是大多數,但在兩黨競爭差距不大時,卻經常可以左右全局。

澳洲這次看似躱過了一次路線偏差的叉路,但如果想到下次大選我們還將面臨工黨極端左派的肖特(Bill Shorten)其實情況恐怕更遭,這點我們等有機會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