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他的后代,个个成绩斐然。他有9个子女,其中3人是院士,被誉为“一门三院士”。

在北京大学的蔚秀园,《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了梁启超的外孙女吴荔明。吴荔明是梁启超次女梁思庄所生,退休前是北大城市与环境科学系的教授。从两岁起,她就跟着母亲住进了当时的燕京大学,从此一辈子也没有离开过。吴荔明一再表示:“我真是没什么好说的,和妈妈、舅舅们根本没法比”。确实,梁家第二代人的成就太耀眼了,与他们相比,第三代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门三院士

翻看梁启超的家庭照片,你会发现梁家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嘴型很像,都微微上翘。“我外祖父梁启超、妈妈梁思庄、小舅舅梁思礼都是这样的嘴型,我也是。”吴荔明笑着说,75岁的她很和气,甚至如孩子般可爱。

吴荔明指着照片上的舅舅和姨姨逐一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介绍,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大舅梁思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第一届中国院士,创办了东北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建筑系,是我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也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二舅梁思永,第一届中国院士,是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小舅梁思礼,是中国第一代航天人,也是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的带头人,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与家人

  除了这“一门三院士”,梁启超的其他子女也非常优秀。长女梁思顺,编有《艺蘅馆词选》,精通日语,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是父亲的助手、秘书兼日语翻译。吴荔明的母亲梁思庄,是著名图书馆学家,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图书馆学士学位。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她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方面的专家,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在目录学领域有独创成就。

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我们家有个传统,谁辈分大、年纪大就是族长。我舅舅那一代就只剩下八舅梁思礼了,所以梁家聚会都去他家,每次能聚30多人。”吴荔明说,虽然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但这个家庭的凝聚力很强,“各家的孩子都和亲姐妹一样”。

 最好的家庭教育家

在吴荔明看来,梁家后人在各领域取得的成就,与梁启超的教育和指导有直接关系。“外公和子女的相处模式,以及教育子女的方法即便在今天看也是超前的。”吴荔明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梁启超从1923年起到1929年去世,始终坚持给在海外的5个子女写信,帮助他们确定学习方向,指导他们做学问,同时又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意愿。

“母亲在加拿大上大学后,面临着专业的选择,外公曾在信中建议:‘你们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不知道你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吴荔明说,当得知梁思庄对生物并无兴趣后,梁启超马上写信:“庄庄: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之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最终,梁思庄结合自己的兴趣和父亲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成为一名图书馆专家。

梁启超对于子女们的学习成绩并不十分关注。梁思庄一次考试得了第十六名,大大伤了自尊心。梁启超得知后写信给她:“庄庄:成绩如此,我很满足了……能在37人中考到第十六名,真不简单了。好乖乖不必着急,只需用相当努力便好了。”在写给梁思庄的另一封信中,他又说:“庄庄今年考试,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着急……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

梁启超曾自述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人生观“拿趣味做跟柢”。他曾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么生命便成沙漠,要来何用?”

在他的影响下,梁家人大多性格开朗,风趣幽默。梁启超给每个孩子都起了小名,梁思顺是“大宝贝”,梁思庄是“小宝贝”,梁思懿被叫做“司马懿”,小儿子梁思礼是“老baby(婴儿)”,被梁启超译成“老白鼻”。梁启超生前曾许了个愿,60岁后不再从事社会活动,要专心致志地教育孩子,可惜他56岁便撒手人寰。梁启超去世时,最小的儿子“老白鼻”才5岁,对于父亲,儿女们却有很多珍贵的回忆。

 母亲的坎坷人生

吴荔明幼年丧父,从小跟随母亲从广州搬到北京生活,得到了来自这个大家庭的更多关爱。吴荔明家里至今保存着当年二舅梁思成为梁思庄设计的一套家具。“你看这椅子、写字台,七十多年了,一点儿不过时吧?”吴荔明指给《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看。

吴荔明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现在回想,她一个人把我带大,真是很难。”

吴荔明父母的爱情,堪称传奇。父亲吴鲁强是梁思永的“铁哥们儿”。1924年,他们一同赴美读书,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吴鲁强在麻省理工学院。在加拿大读书的梁思庄,偶尔会去美国看望哥哥,吴鲁强便对她产生了感情。“父亲当时很浪漫,他给母亲写过上百封情书,中文都是漂亮的小楷,英文都是熟练的草书,还夹有很多英文诗,每封信都热情洋溢。其中一封信中写道:‘庄庄,你是我的‘烟士波里纯’inspiration(灵感),你是我的灵魂驱使的人。记得你曾亲口向我施过命令,叫我好好地用功。我顿时就觉得精神百倍……’”

梁启超外孙女吴荔明

  吴鲁强的真挚感情最终打动了梁思庄,两人回国后于1933年8月举行了盛大的西式婚礼。在北平著名的协和礼堂,当梁思庄穿着林徽因帮她设计的白色结婚礼服缓缓走进大厅时,新郎吴鲁强突然流起鼻血,后来梁思庄回忆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是不祥之兆!”

婚后,两人去广州定居。吴鲁强在中山大学化学系做教授,梁思庄则在广州市立图书馆任职。第二年,吴荔明就出生了。可惜,不幸很快降临到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1935年底,吴鲁强在去香港出差时染上伤寒病,回到广州不久就病发身亡,从发病到去世仅仅20多天。

“爸爸去世时31岁,妈妈才27岁。”提到父亲的亡故,吴荔明感到很是悲痛,叹着气说:“那以后,妈妈和我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她没有再婚,并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了她的图书馆事业和我身上。”

梁思庄从未向女儿表露过悲伤和无助的情绪。直到吴荔明15岁那年,无意中翻开家中的一个箱子,才发现一叠母亲写给过世父亲的信:“鲁强:我今天又给你写信了……女儿已经会说北京话了……她很结实可爱,吃得很多,胖胖的……”信中语句断断续续,每封信都没有落款。这件事吴荔明从未向母亲提起过,但却对吴荔明的感情冲击很大,令她永世难忘。

母女相依为命的日子虽然艰难,但梁思庄一直保持着乐观的心态。“妈妈经常是发工资之前就没钱了,只好向邻居借10元,发了工资马上再还上。但即便这样,我们家还是长期有保姆,妈妈不会做家务。”母女俩一直过着“穷开心的舒服日子”。吴荔明结婚时,向丈夫提出“还是要和妈妈生活在一起”,丈夫欣然接受了她的要求。

1981年4月,梁思庄因脑栓塞忽然病倒,瘫痪在床。1986年,与世长辞,终年78岁。在照顾母亲的日子里,吴荔明萌生了一个想法:“母亲这一生很伟大,我想在她活着的时候把它写出来。”写了母亲,吴荔明又有了新的目标,她又撰写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并于1999年出版。

吴荔明感触最深的是,国人对梁启超的评价正慢慢地发生着变化。她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现在人们评价梁启超说:‘在每一个历史事件中,他都走在最前面。’这正是外公一生的写照。至于一部分人认为外公性格‘善变’,是个阴谋家,我对此并不认可。外公的‘善变’其实是对社会变革不断探索的结果。”吴荔明说,她晚年最大的目标就是继续写书,流传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