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10点,北京的闺蜜突然发了知乎的信息“如何评价京东ceo刘强东8月31日因不正当性行为被美国明尼苏达州逮捕并保释?”

文章里面提到“已经石锤了,强东被明州警方逮捕,取保候审。然后纽约时报报道表示,上次强东和澳大利亚性侵案也有瓜葛,没有被判刑。这次就不知道了。”

 

闺蜜问我:为什么这些富豪明星都跑到海外性侵?

作为一个在海外已经从事法律工作10年的律师,第一个反应免不了就先是要科普一下——在海外,性侵(”sexual assault”)一般指的是什么?什么情况下性侵会成立?

什么性侵?

首先,性侵不等同于强奸,更加不等同于男人强奸女人。性侵包含了所有的违背他人意志,让他人感到不适,受到威胁而所进行的性行为,包括了:

  • 强奸:强迫,不自愿的性交和性行为。
  • 儿童性虐待:通过对儿童施加强力(物理上或者心理上),迫使儿童参与性活动。
  • 猥亵侵犯:在侵犯后前,中,后对侵犯主体进行猥亵行为。

为什么会有人对其他人进行性侵?实施性侵者为什么多为男性?

在确定性侵犯罪的时候,法律概念中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性侵的主体包括了什么人。有人会狭义的认为实施性侵的人纯粹是为了解决生理问题获得性快感。所以一提到性侵,绝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一个男性对女性,使用暴力,以性器官插入女性身体,最后射精的性交过程。

实际上,法律的定义超过了人们的偏见。其制度建立的根源在于,心理学研究已经证明,性侵者实施性侵并不总是为了得到性爱的快感。更多的性侵实施人是为了享受自己对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的过程。

 

所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实施性侵者多数为男性,而被害人其实不仅仅是女性,还有儿童和通常处于弱势的男性。

在澳洲历史上,最震惊世人的男童性侵案例审判当属2013年9月到2017年3月澳洲性侵皇家委员会所主办的公开审理庭。审理的57个案例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到性侵存在于某个机构和单位中。超过400天的审理日,一共有1200个证人给了证词。皇家委员会甚至无法有足够的审理时间来处理所有受害人所举报的涉及性侵的机构,最后只能通过单个机构中受害人数,人证物证的完整度,和是否存在系统性性侵问题等方面筛选审理的案件。整个审理过程在网上直播,任何人都有机会跟进位于首都的皇家委员会的审理进程。

救世军原址

审判的第一个机构就是位于昆士兰和新南威尔士州的救世军男孩之家,1960年到1970年间,上百个男孩在这里被性侵。受侵犯的证人给出证据:他们被教官从床上拉起来,被强奸,被迫和其它男童进行性交,被关到笼子里。曾经是位于悉尼南区Bexley home的男受害人告诉委员会,他们曾经被出租给陌生人性侵。高级救世军军官也承认,过去救世军机构根本没有相应的政策和流程保护孩子。

还有一个典型的机构就是教堂和孤儿院。在新南威尔士州的男童性侵发生在1940年到1980年,受害的地点包括了全国最顶级的私校,最有名的教堂。受害人如是说:“我们没有鞋子。没有衣服…最容易发生性侵的地方是在钟楼,因为那里没有人去。“

将这些案例和所谓富豪明星的案例作比较,不难发现,出问题的其实不是富豪和明星。我们的客户中不乏富贵之人,无论学历、胆识还是创造力,都让我做律师的钦佩不已。他们跟一些“所谓富豪明星”有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所谓富豪明星”通常会被金钱和权力包裹,众星捧月,不可一世。在他们心中,因为有金钱和权力,别人对他们都是无限崇拜,他们可以对别人为所欲为。而一个真正富贵的人,金钱和权力,往往只是他们挑战更高目标的台阶。内心的自信和强大,使得他们没有更多的欲望向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

刘强东在美国的案件,由于细节不清晰,我们无法妄加评论。但是,对于刘强东涉及的澳洲的案件,有一种观点不可以忽略。这种观点认为,从流露的细节可以看出,当事人是被带入到一个相对封闭的机构和环境中的,宴会上的人非富即贵,整个环境都充斥着权力和欲望的气息。当事人在宴会中的定位,并不是在于她自己有权力和金钱,而是在于她作为有权力和金钱人物的猎物的身份。作为这种机构和环境的缔造者,纽约时报评论刘强东与这次性侵事件有瓜葛,似乎也有其道理所在。简而言之,即便建立帝国的人并没有意识自己的行为促成了严重的后果,确实是他给性侵者缔造了一个可以对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为所欲为的环境。

如何判定当事人是否同意?

在性侵案件中,一旦确认了有性行为,陪审团最关键要决定的问题就是性行为是否得到当事人的同意。这其中包括了两个要素:

  • 当事人主观上是否同意;
  • 性侵嫌疑人在性侵时是否意识到当事人不同意;

法律界定实际上是现实问题的平衡和折射。在保护弱者的时候,也要保障法律不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现实中,的确存在有部分人装扮成弱者,企图利用法律来伤害别人或者获取利益。

在为性侵案件中的客户辩护时,我们通常会为寻找当事人同意性行为的证据:比如,证明事发前双方有亲密关系的人证和物证,证明当事人本身可能所拥有的不良动机,或者本身性经验和性态度存在问题。我们曾经处理的一个案件中,在我们派出的私家侦探调出的证据中可以看到,当事人多次主动搂抱我们的客户,主动劝酒。多个证人表示,当事人正在求我们的客户为她寻找工作。这些证据后来让陪审团相信当事人存在比较大的可能性同意性行为的发生。或者至少,有理由让性侵嫌疑人以为当事人是同意的。另外,一个案件中,我们注意到当事人由于之前不幸的恋爱经历,可能存在报复“花心”男性的恶意。

 

在性侵案件中,对于法律而言,有一种非常难以界定的情形——当事人开始愿意甚至诱惑嫌疑人,但是在中途又表明不希望性行为继续发生。而男性在性亢奋下,往往难以理性地停止。证据上,你会看到,既有证据显示受害人有诱惑行为,有亲密行为,性侵过程中没有伤害。同时,又会有证据显示,受害人并认可和嫌疑人的关系,有抗拒嫌疑人的反应和行为。英美法系使用的是陪审团制度。而这类案件,陪审团往往会出现僵局,迟迟难以出判决。类似的证据,因为陪审团的构成不同,就会有不同的结论。

总之,性侵案件背后其实存在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法律只能尽力地平衡各种利益和关系,谁也无权给任何案件定性,也不应该片面地认为海外就是疯狂无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