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晚上10點,北京的閨蜜突然發了知乎的信息“如何評價京東ceo劉強東8月31日因不正當性行為被美國明尼蘇達州逮捕並保釋?”

文章裡面提到“已經石錘了,強東被明州警方逮捕,取保候審。然後紐約時報報道表示,上次強東和澳大利亞性侵案也有瓜葛,沒有被判刑。這次就不知道了。”

 

閨蜜問我:為什麼這些富豪明星都跑到海外性侵?

作為一個在海外已經從事法律工作10年的律師,第一個反應免不了就先是要科普一下——在海外,性侵(”sexual assault”)一般指的是什麼?什麼情況下性侵會成立?

什麼性侵?

首先,性侵不等同於強姦,更加不等同於男人強姦女人。性侵包含了所有的違背他人意志,讓他人感到不適,受到威脅而所進行的性行為,包括了:

  • 強姦:強迫,不自願的性交和性行為。
  • 兒童性虐待:通過對兒童施加強力(物理上或者心理上),迫使兒童參與性活動。
  • 猥褻侵犯:在侵犯後前,中,後對侵犯主體進行猥褻行為。

為什麼會有人對其他人進行性侵?實施性侵者為什麼多為男性?

在確定性侵犯罪的時候,法律概念中首先要確定的就是,性侵的主體包括了什麼人。有人會狹義的認為實施性侵的人純粹是為了解決生理問題獲得性快感。所以一提到性侵,絕大多數人想到的都是一個男性對女性,使用暴力,以性器官插入女性身體,最後射精的性交過程。

實際上,法律的定義超過了人們的偏見。其制度建立的根源在於,心理學研究已經證明,性侵者實施性侵併不總是為了得到性愛的快感。更多的性侵實施人是為了享受自己對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的過程。

 

所以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實施性侵者多數為男性,而被害人其實不僅僅是女性,還有兒童和通常處於弱勢的男性。

在澳洲歷史上,最震驚世人的男童性侵案例審判當屬2013年9月到2017年3月澳洲性侵皇家委員會所主辦的公開審理庭。審理的57個案例中絕大多數都涉及到性侵存在於某個機構和單位中。超過400天的審理日,一共有1200個證人給了證詞。皇家委員會甚至無法有足夠的審理時間來處理所有受害人所舉報的涉及性侵的機構,最後只能通過單個機構中受害人數,人證物證的完整度,和是否存在系統性性侵問題等方面篩選審理的案件。整個審理過程在網上直播,任何人都有機會跟進位於首都的皇家委員會的審理進程。

救世軍原址

審判的第一個機構就是位於昆士蘭和新南威爾士州的救世軍男孩之家,1960年到1970年間,上百個男孩在這裡被性侵。受侵犯的證人給出證據:他們被教官從床上拉起來,被強姦,被迫和其它男童進行性交,被關到籠子里。曾經是位於悉尼南區Bexley home的男受害人告訴委員會,他們曾經被出租給陌生人性侵。高級救世軍軍官也承認,過去救世軍機構根本沒有相應的政策和流程保護孩子。

還有一個典型的機構就是教堂和孤兒院。在新南威爾士州的男童性侵發生在1940年到1980年,受害的地點包括了全國最頂級的私校,最有名的教堂。受害人如是說:“我們沒有鞋子。沒有衣服…最容易發生性侵的地方是在鐘樓,因為那裡沒有人去。“

將這些案例和所謂富豪明星的案例作比較,不難發現,出問題的其實不是富豪和明星。我們的客戶中不乏富貴之人,無論學歷、膽識還是創造力,都讓我做律師的欽佩不已。他們跟一些“所謂富豪明星”有非常不一樣的地方:“所謂富豪明星”通常會被金錢和權力包裹,眾星捧月,不可一世。在他們心中,因為有金錢和權力,別人對他們都是無限崇拜,他們可以對別人為所欲為。而一個真正富貴的人,金錢和權力,往往只是他們挑戰更高目標的台階。內心的自信和強大,使得他們沒有更多的慾望向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

劉強東在美國的案件,由於細節不清晰,我們無法妄加評論。但是,對於劉強東涉及的澳洲的案件,有一種觀點不可以忽略。這種觀點認為,從流露的細節可以看出,當事人是被帶入到一個相對封閉的機構和環境中的,宴會上的人非富即貴,整個環境都充斥着權力和慾望的氣息。當事人在宴會中的定位,並不是在於她自己有權力和金錢,而是在於她作為有權力和金錢人物的獵物的身份。作為這種機構和環境的締造者,紐約時報評論劉強東與這次性侵事件有瓜葛,似乎也有其道理所在。簡而言之,即便建立帝國的人並沒有意識自己的行為促成了嚴重的後果,確實是他給性侵者締造了一個可以對他人展示力量和控制力,為所欲為的環境。

如何判定當事人是否同意?

在性侵案件中,一旦確認了有性行為,陪審團最關鍵要決定的問題就是性行為是否得到當事人的同意。這其中包括了兩個要素:

  • 當事人主觀上是否同意;
  • 性侵嫌疑人在性侵時是否意識到當事人不同意;

法律界定實際上是現實問題的平衡和折射。在保護弱者的時候,也要保障法律不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現實中,的確存在有部分人裝扮成弱者,企圖利用法律來傷害別人或者獲取利益。

在為性侵案件中的客戶辯護時,我們通常會為尋找當事人同意性行為的證據:比如,證明事發前雙方有親密關係的人證和物證,證明當事人本身可能所擁有的不良動機,或者本身性經驗和性態度存在問題。我們曾經處理的一個案件中,在我們派出的私家偵探調出的證據中可以看到,當事人多次主動摟抱我們的客戶,主動勸酒。多個證人表示,當事人正在求我們的客戶為她尋找工作。這些證據後來讓陪審團相信當事人存在比較大的可能性同意性行為的發生。或者至少,有理由讓性侵嫌疑人以為當事人是同意的。另外,一個案件中,我們注意到當事人由於之前不幸的戀愛經歷,可能存在報復“花心”男性的惡意。

 

在性侵案件中,對於法律而言,有一種非常難以界定的情形——當事人開始願意甚至誘惑嫌疑人,但是在中途又表明不希望性行為繼續發生。而男性在性亢奮下,往往難以理性地停止。證據上,你會看到,既有證據顯示受害人有誘惑行為,有親密行為,性侵過程中沒有傷害。同時,又會有證據顯示,受害人並認可和嫌疑人的關係,有抗拒嫌疑人的反應和行為。英美法系使用的是陪審團制度。而這類案件,陪審團往往會出現僵局,遲遲難以出判決。類似的證據,因為陪審團的構成不同,就會有不同的結論。

總之,性侵案件背後其實存在非常複雜的社會問題,法律只能儘力地平衡各種利益和關係,誰也無權給任何案件定性,也不應該片面地認為海外就是瘋狂無序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