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為什麼中共不對香港鎮壓?

上篇,港幣為何與美元掛勾,有讀者在回貼中說:“港幣最好和美元脫勾,和人民幣掛勾,那不就解決了所有問題嗎?”問的好,可是若你想得到,難道黨中央沒想過?問題是;如果是,這一切如果如你想像中那麼簡單,那中南海早就幹了,還輪到你來操心。

港幣因為和美元掛勾,所以港幣等於美元,美元等於港幣,兩者在香港不旦是隨時可以轉換,而且任何時侯都可以匯出國外,也可以匯回香港,也因為有這個方便,所以,有很多香港人同時在銀行具有美元和港幣,這才是香港成為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價值。

如果沒有這等功能,讓港幣和人民幣掛勾,那根本連港幣都不必用了,直接用人民幣好了。 

 

我初接觸香港是在七十年代初期,那時候,還在一家外商公司上班,公司派我去香港出差一個月,學習如何操作離岸稅法(Offshore Tax )。那時的離岸財務操作是一門很新,很時髦,很難懂的東西。

既使至今天,還是有很多人常常把它和見不得人的“避稅”(甚至說逃稅)連想在一起。而在香港,這可是一門“顕學”,甚至是香港人的“獨門絕技”。

也因為這個傳統,長久以來,香港一直扮演着東北亞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的角色。既使至今天,我們經常朗朗上口的人民幣“離岸”匯率指的仍然也還是Offshore 的概念。

一種貨幣為什麼要有兩種價格?而且還是中共官方允許的,這不是很荒唐嗎?不荒唐,就好像一個男人除了家裡有一個原配,外面又有一個女人,大家知道那是違法的,可是又沒有人可以阻止它的存在,久而久之,大家祗好默認她的存在,有時甚至還叫她“二娘”。這就是多年以來香港存在的價值。就好像明明是“一國”,那為何還要去接受它的“兩制”呢?原因很簡單,共產黨不願意接受她存在的意義,但又無法不接受她存在的事實和價値,這就是香港的尶尬,也是香港今天紛爭的原因之一。

那為什麼很多外商公司都喜歡利用香港做與中國內地資金流通的中轉站呢。它有什麼好處?

第一,方便資金調節

例如,有一家美商公司,他向政府申報投資中國1000萬,帳上也做支出1000 萬。但他會把1000萬一次直接轉到中國大陸?當然不是,因為轉入中國大陸的錢“進去容易,出來難“。所以他們會在香港設一個帳戶,把1000 萬匯到香港,中國有需要再一批批的匯入,這樣可以減少錢卡在中國大陸的風險。

第二,節稅

假如,有家法商公司要賣一套化妝進入中國大陸,這套化妝品的成本是100 元美金,在中國賣500美元,那他在中國就要繳140 元的所得稅(500 —100)* 35%(中國稅率)= 140 。所以這家公司可以先賣給香港200元,再由香港公司賣給中國450元,這樣這家公司在中國的毛利祗有50 元,另外250元的利潤存在香港,香港稅率祗有15% ,所以這樣他可以省稅這是合法的,所以不叫逃稅,(有些更狠的公司甚至請香港會計師或律師,叫他在開曼群島註冊一家空殼公司,一切帳走開曼公司,這樣就連15% 都省了)。

對中國大陸而言,香港的作用更大:

第一,它成為中國公司對外投資的門戶,功能如上。

第二,成為高官,富商,藝人…. 把錢弄到國外的門戶。因為,除了你獲准投資國外,否則這些黑錢總不能明目張胆的從國內銀行匯出吧!(中國法律規定一人一年祗能匯五萬,現在中國外匯緊,匯點小錢都很困難)現在,既然有這麼多的外商公司與國內投資,交易,買賣,自然就有門路幫他們把錢“夾帶”出境。

第三,替中國吸收外資的功能。

因為有這麼多的外商公司在香港聚資,轉錢,甚至把錢留在香港,所以,香港的銀行里聚集大量的資金。它漸漸成為中國內地,(甚至台灣公司)股票上市IPO 集資的資金來源。目前內地公司在香港上市的

公司將近700 家,佔香港上市公司總數的三分之一。對任何公司而言,資金就是“血液”,香港也變成為中國最主要的輸血中心。

中國大陸目前雖然有3萬 億美元的外匯存底,但外債也近2萬億(非官方統計是3.5萬億)這其中的一半來自香港,若香港國際金融地位消失了,那中國內地金融恐怕將面臨巨大的壓力,這是中國絕對不會讓香港喪失這個地位的原因。但是,美國卻有能力癈了香港這個武功。

根據外電報導:美國議會跨黨派正合作推動《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修訂,修正後的新法:美國國務院需要每年重新審核一次香港地位,或者只要香港政府敢就《廿三條》或者《逃犯條例》修訂立法,就可能立刻判斷香港民主人權狀況已非美國政府所能接受,有權立刻取消香港特殊地位之外。聽說最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突然訪美就是為了這件事,但沒有人可以證實。

當然,中國大陸也有牛氣衝天的五毛說;上海完全可以取代香港成為亞洲金融中心。我說這是不可能的,除非人民幣全面開放管制,可以自由匯進,匯出。還有中國要降稅。這些都是中國現在不可能做到的,換句話說,上海也不可能取代香港。

中共中央當然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在沿海主要城市推行,境外中心,免稅區….,但是,它終究還是在中國境內,中國政府經常是說變就變,外國人對它還是仍然存有疑慮的。所以香港的存在與安定對中共中央來說,目前還是重中之重的工作。

 

(九)反送中8 月16 日銀行擠兌是怎麼一回事?

有讀者要我談談反送中的“八月十六日銀行擠兌拋售中港資產行動”是什麼意思。

是的,這個運動是香港作家阿樹發動的,還好最後發現沒有太多人響應,祗是虛驚一場沒有成功,否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堪慮。

談這件事,可得從香港的貨幣制度說起,香港有自己的貨幣嗎?當然有,否則港幣怎麼來的?可是,港幣其實並不是一種“獨立”貨幣,它是美元的代用幤。怎麼說?

我們都知道世界各國貨幣都是由國家的中央銀行發行的,但香港沒有中央銀行,香港祗有金管局,那港幣是怎麼來的?說白些,它是一種私人貨幣,不是“真金白銀”的國家貨幣,有點類似中國以前的“銀票”。那這又是怎麼一個情況?

舉例來說,滙豐銀行說,今天我手中有10 億的美元,所以我依今天的市場匯率,以1 比8 印了80 億的港幣給大家在市面上流通,這個匯率雖然說每天會波動,但是,顧客隨時可以拿港幣回來,我用當天對等的美元換給你。這等於是滙豐用美元做後盾來印鈔票的,不是像一般中央銀行,是用美元,黃金,還有國家信用來印鈔票的。所以,滙豐的鈔票不是可以隨便亂印的。

這時,中國銀行(香港分行),還有渣打銀行說話了,滙豐可以印鈔票,祗要我有美元做準備,那當然也行。所以你若到香港旅遊,會發現香港有三種港幣,滙豐銀行印的,中國銀行印的,還有渣打銀行印的(十元以下則一律由特區政府印製)。

有人說,香港抗爭人士發起在八月十六日大家到銀行把錢領出來,讓香港的銀行拿不出這麼多錢出來給大家領,這樣就會發生金融風暴。

事實上,這祗是說對了一半,大家注意看,抗爭者在網路上發起的是“8 月16 日銀行擠兌拋售中港資產行動”。換句話說,他們是發起當天大家把手上的港幣換成美元。也不必領出來,(說真的,領太多的錢出來不安全,也沒有地方放)把它匯到國外,或存入這三家銀行以外的其他銀行就可以了。那三大銀行有沒有這麼多的美金可以給大家領呢?理論上說,當然有,根據香港金管局公布,香港於2019年7月底的外匯儲備資產為4,413億美元(2019年6月底為4,385億美元),所以香港各銀行的美元是沒有少的,祗是,這些美元終究是不可能放在銀行里等大家來領的,而是買了美國債券,歐元,或英鎊去了。

這一下子美元不夠怎麼辦?不怕,中國有3 萬億的外匯存底,所以可以向中國借美元。1997年,索羅斯 (George Soros) 就曾經利用這一套狙擊過香港,台灣,泰國,和韓國。結果泰國,韓國應聲而倒,造成了“亞洲金融風暴”,香港因為朱鎔基的強力介入,台灣則是外匯存底雄厚最後幸免於難。

但是如果全球聯手,那香港恐怕就難逃此一浩刼了。那為什麼人家要聽你的而去搞香港?事實上,人家不是要搞你,而是因為這樣做有錢賺。

我舉一個例子來說,上周五,美金換港幣是1美元兌7.84元,我拿7840 元港幣去換1000 元美元,而當天大家若也都拋港幣買美元,那必然造成港幣重貶,假設,周一美元兌港幣貶值到一美元兌8.84 港幣(重貶1元)那我把手中的1000 美元,就可以再換回8840 元的港幣了,這樣剛好賺了1000元港幣。

可是,中國人民銀行,香港政府,滙豐銀行會讓大家這樣搞嗎?當然不會,我相信這些人早已準備好了美金讓大家來領的,他們可能甚至跟李嘉誠、郭得勝、李兆基、鄭裕彤四家族講好了,你們每一個人給我準備10 億美元在戸頭裡,當大家在買美元時,你們就賣美元。這四個富可敵國的巨豪一出手,恐怕香港的小市民再如何聯手也是莫可奈何的。

有趣的是,在這個大颱風來襲之前。就在周四,滙豐控股(HSBC)亞太區風險長馬凱恩(Mark McKeown)宣布將於9月退休,這是繼執行長范寧(John Flint)、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黃碧娟後,短短1周內滙豐第3位高層宣布離職。為什麼在這節骨眼上,滙豐出現高層震蕩?坊間傳聞有幾種:

第一,知名對沖基金大鱷巴斯(Kyle Bass)表示,扣除已經投資在債券,股市後,香港實際能動用的外匯存底可能僅有13%,約570億美元,面對擠兌,港幣恐有崩潰風險;而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號召8月16日大擠兌,把香港的美元都領光之際,巴斯更指出,只要4、5%香港人參與擠兌,就足以崩解香港金融體系。所以這些高官看情勢不妙先下船了。事後證明,這當然是謠言,人家的辭職早就提出來了,袛是批准後才公布罷了。

第二,香港金融圈盛傳滙豐銀藉由購買美元票券的方式,早已向中國貸款高達4000億美元當作外匯存底。這數字直逼港府外匯存底總額,因此傳出港府已被“掏空”;如今范寧宣布辭職,掏空之說更加甚囂塵上。范寧在滙豐呆了四十年了,可說是這行業中的“精類”,如果他真的這麼做,等於把所有風險全部倒給中國,真是“髙人”呀。可是,銀行家最講究的是“信用”我想他這樣做的可能性不高。

第三,香港金融圈流傳三大高管離職是滙豐第一大股東中國平安所為,目的在於替此前遭遇滙豐“出賣” 的華為“報仇”。無巧不成書的是,自2017年起至今,中國平安一直買入、增持滙豐控股股權。早已成為滙豐控股第一大股東。

但是,中國平安聯席CEO 李源祥表示,平安與滙豐長期合作,相互了解的歷史很長,超過二十幾年。滙豐原來是平安的股東,在平安起步階段,滙豐在風險管理、運營管理方面給了平安幫助和支持。現在,平安是滙豐的大股東,我們之前解釋過,平安投資滙豐是純粹的財務投資,不參與經營。

最後,八月十六日香港除了祗有少數ATM 領不到錢外,其他無大事,這件事也算有驚無險的過去了。但卻給我們學習到香港貨幣是如何運作的,也為筆者下篇要談的“香港如何成為全球主要金融中心之一”打下基礎。

 

(八)香港「反送中」運動並不一定是壞事

遠在香港工作的小女皃,由於菲佣請假,要我們二個老公婆來香港兼任一下“奶爺”和“奶婆”。

我有四個孫子,一個孫女,每一個都和我們感情很好,也很親近,為了香港的小孫子,我們祗能義不容辭的搭上飛機飛往香港。誰知道到了香港剛好遇到“反送中”大遊行,除了有機會“恭逢其盛”外,也有更多的機會觀察事件的發展,當然也包含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人討論這個問題。

我的五個孫子女有三個是香港居民,理論上來講;我也算是香港人的爺,關心香港事務再自然也不過。但我又是澳洲人,再怎麼說也是“局外人”,因此祗能以“第三者”的立場來談這件事。

圖說:在香港機場抗議的「反送中」學生。本文作者八月十日下午五時攝影於香港機場。

客觀的來說,今天香港問題的產生,中國應負很大的一部份責任。為什麼?

從大環境來說,今天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人口膨脹太快了。也不知道中國政府是不是想像當年送移民入新疆一樣,有計劃的派內地人移居香港,還是香港自已的要求,總之,根據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的報告:自回歸以來,有超過103萬名內地人持單程證來港定居。這對本來已經有600 萬人口的香港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移民來香港的內地人非富即貴,我們看新聞報導,出事的孟晚舟,肖建華,還有馬雲,馬化騰,雷軍…. 都有香港居民身分,據香港入境處提供的最新數字,自香港“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實施以後,持該計劃入境香港的至今年3月31日,已有9050名內地人入境,並成功拿到居港權。這還不包括趙薇,孫儷,黃皢明,胡軍,湯唯,李冰冰,周迅,章子怡…..等大明星,基本上也都持有香港居留證。這些富豪給香港帶來財富,但也帶來房價,物價飇漲。

另一批人則是香港本身本來就有的怪現象,那就是香港本土的四大財團,和一批高官巨賈,…他們也約有100 萬人,但卻擁有香港八成的財富。這些“高階人口”雖然是香港人,但他們絕大部分也都擁有英國,加拿大,澳洲…雙重國籍的精英。他們“身在曹營心在漢”,很多人配偶子女都在他國,就連特首林鄭月娥也是其中之一。這些人主宰了香港的政治,財經命脈。但是,中共中央為了靠這些人來維持香港社會的穩定,縱容他們擴張勢力。最後,是剩下的500萬低層香港人成了“奴隸一族”了。一位Marco Liu 在電視上說: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能給年輕人提供安居,樂業,結婚,生子的機會,但是香港社會雖然高度發展,這4 個方面卻越來越沒辦法提供給年輕人。“前特首董建華自己上周也在香港基金會的午餐會上說,:“因為房屋問題,貧富懸殊,醫療教育及退休保障長期缺失,令部分青年人看不到前景,把不安,焦噪和無奈透過街頭做情緖渲泄。”很明顯,政府是知道這個問題的。董建華在位時也曾企圖改變這個問題,可惜財團勢力太大,太深,最後無功而返。後任的特首們都是官僚體系精英出身,根本更不具備改革的條件和決心了。

圖說:在香港機場抗議的「反送中」學生。本文作者八月十日下午五時攝影於香港機場。

有網友問我:“難道雙普選就能解決今日香港的問題?”我說當然不能解決香港所有問題,可是至少可以解決香港基本的需求。

我們以這次香港示威者五大訴求來說,要林鄭月娥辭職?憑什麼?如果她是普選選出來,一句話打死這些抗議者:“我是選民選出來的,祗有選民能決定我是否下台。”以台灣為例,很多高雄市民對韓國瑜不滿,但你要他下台!可以,一切要經過罷免程序來,否則免談。可惜《基本法》沒有罷免的條款,既使有,她也不是“全體港人”選舉出來的特首,香港人自然不可以決定她是否下台,而是必須那一小圈圈選舉人來決定,而選舉人又必須聼命於黨中央,這讓林鄭月娥現在進退兩難。

再說反送中的《逃犯條例》修法問題,此事如果是發生在台灣也不會是大問題,因為立法院要修法是需要向社會大眾諮詢的,如果很多人反對,一定沒有議員敢冒着天下之大不諱,去修改這樣的法律,否則他個人或黨就不得民心了,下次選舉就要被拋棄。馬英九當年牽渉中國的《服貿條例》就是這樣被擋下來的,可惜香港現有的政治結構並沒有這個功能。

最後說,事情已經發生了,怎麼解決?在台灣很容易,政府一定是要讓歩的。可是,對中共中央政府而言,絕對不能讓歩,因為中共中央沒有“認錯”功能,這是原則問題,面子問題,怎麼可能讓歩。

中共中央的思維和民主國家是不同的。他們認為:一國兩制是我給你的“恩賜”。你不乖我隨時可以收回來。可是在民主政治中的思維是:政府的權力來自人民,而且有時效性的;一般是四年,(澳洲是三年),政黨違反民意,或績效不彰?時間到了人民可以把權力收回來,換????黨做做。可惜中共中央沒有這個概念,你跟他們說也說不清楚,這才是雙方今天打不開的死結。

圖說:在香港機場抗議的「反送中」學生。本文作者八月十日下午五時攝影於香港機場。

那為什麼說這次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呢?第一,讓中共中央知道香港人終究不是你要他們怎麼樣,他們就怎麼樣的“順民”。所以,下次在制定政策時必然會更需要細密的考慮清楚,不再能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第二,告訴下任香港特首,你想擔任特首就得先考慮清楚,你已經不太可能祗是一個中央御任的地方官了,你必須考慮清楚你能頂得住來自民間的運動?第三,經過雨傘運動,佔中,還有這次的“反送中“運動”。在香港這種模式已經成型,這次也肯定不是最後一次了,這為香港人的權利爭奪埋下了基礎。第四,經過這次抗中後,有人說,有很多人會外移,香港房地產會下跌,這對現有香港資產階級是一個打擊,但對無房的年輕人正是要追求的目標,They don‘t care!

對台灣人而言,肯定也從這其中學到了一課,倘若將來有一天要和中共談“一國兩治”也知道什麼要事先先講清楚,不要事後再來抗爭!而對中共而言,既使今天打贏了香港這一仗,明天還有台灣更艱難的一仗要打,打仗不一定是每一仗都可打贏的,那天打不贏是會引火燒身的,共產黨當年是如何贏國民黨的?這點中共黨中央焉能不知?

 

(七)香港「反送中」的核心意義

讀者沙子說:

“縱觀歷史可以讓人們看到,每次的社會動蕩,會充當馬前卒的不是社會底層的就是年輕的。為什麼?他們比較簡單!而在他們的背後往往會有長鬍子的人或政體在挑唆或操縱,成功了那麼操縱的得利,失敗了,長鬍子的可以躲進別國的大使館一走了之或當時遠程操縱的也會裝傻作呆木然視之,這樣的例子還用舉嗎?“青春之歌”里有個徐遠舉處長,他對年輕人說道,你們年輕人要多研究一點學問,少參與那些主義。這話是不錯的,年輕時對主義一知半解,只是被人利用了去,年長了若沒有學問也就搞不了什麼主義,官衙門裡也不會有你的份。別看那些長鬍子的今天對你稱兄道弟的,到時無論成敗都不會再有你了。“

對沙子的說法,很能代表內地當官者的說詞,但我不表同意,然道你能說當年投奔延安的青年學子們也都“比較簡單”?當時又有多少青年學子真正暸解共產主義?可是新中國成立後,很多人不也都進了衙門當起了官嗎?不少人甚至還庇蔭子孫,否則今天的太子黨怎麼來的?甭說共產黨了,民進黨也是一個樣,呂秀蓮,陳水扁,謝長廷…. 在“高雄事件”中那一個不是當年被判刑為“暴力分子”而坐過牢的?民進黨得天下後,這些人不也當了總統,副總統,市長….?

綜觀整部中國歷史,“造反”雖然風險最大,但卻也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人前仆後繼,趨之若鶩。只要專制政體不改變,這個定律是不會變的,所以我提倡由選舉產生的民主,因為祗有這樣,我們後代子孫才無需透過“造反”,搞“革命”才能當國家領導人。不是嗎?

除了“造反”,“革命”外,現今中華青年(含兩岸三地)出路在那裡?這才是本周筆者想談的一個問題。

年輕人也許比較簡單?但年輕人肯定比我們聰明的,我自己在台灣的中原大學教過書,我可以告訴大家,我真的看到我很多的學生比我聰明,畢業後也比我有成就,如果後代年輕人個個比上一代的人笨,那今天就沒有微軟,谷歌,亞馬遜…..了。

可是今天中國年青人的機會又在那裡?政治局委員中有幾個是四十歲以下的?政治局常委就更甭說了,沒有五、六十歲以上幾乎是不可能擠進去的。偶爾看到有一位大學剛畢業生當了村官,官媒馬上把他當樣板吹捧。為什麼?少呀!別說和外國比,中國年輕人難以出頭,既使中國以前的歷史都不是這樣的,賈誼二十多歲就當了太傅。周瑜三十歲就當上三軍統帥….其他例子我就不多舉了。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科技要發生變化,都是年輕人帶頭的。牛頓,愛迪生,愛因斯坦…. 那個不是在三十㱑之前就嶄露頭角的?今天中國有13 億人口,可是年輕人的機會又在那裡?為什麼中國產生不了比爾蓋茲,賈伯斯,貝佐斯(Jeff Bezos),賴利·佩吉 (Lawrence Edward “Larry” Page) 這才是我們該關心的問題。

在大學,我曾主修過大眾傳播,一生有一半時間在搞傳媒,上周六,和前香港傳播學者俞教授飲茶。我們聊起,這次學生運動所用的媒介(media )是我們那個時代所沒見過的,他們用社媒,一下子就能號召幾萬人上街,不必有組織,也沒有領袖,這和我們傳統傳播學完全不一樣,我們讀“集體傳播”時,講的是輿論領袖 (opinion leaders), 如何以聳動的標語(如希特勒的文宣)創造大勢。但他們沒有,大家說好了就去,看情勢不妙,彼此互相在Facebook 上說一聲,就回家了,所以沙子說背後有“長鬍子的”在操控,我表懷疑,因為在他們那群體的圈子裡,對我們這樣的“老先生”很陌生,更別說操縱他們了。

在這次學生運動中,我們看到中共的官媒給他們的定位為“暴力”,“港獨”,“外國勢力介入”,看來真的很搞笑,很明顯的,他們根本沒有搞清楚這些年輕人在幹什麼,如何搞,這些官員們忽略了學生的“五大訴求”,還用傳統的那一套給他們戴帽子,貼標籤,很明顕的是“雞同鴨講”,很難化解今天香港的危機。

我不支持香港年輕人搞港獨(其實這次搞港獨的人很少)但我堅持支持他們爭取自已未來的話語權,和命運的掌握權,因為年青人才是真正是香港的未來,二十年之後,我們退下來,甚至離開這個世界,是他們要領導這個城市繼續往前走的。

歷史告訴我們,當任何一個國家的青年人起來造反時,也正是這個國家就面臨歷史轉變的時候。五·四運動如此;千萬青年奔向延安如此;俄羅斯的十月革命如此;美國的反越戰大遊行也是如此。

今日回顧五·四當年;述求的是“反巴黎和約中,把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轉手給日本”但現在大家腦中的五·四影響是,德先生,賽先生,白話文,和反傳統束縛。“巴黎合約不平等條款”反而被淡化了,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亦復如是,若運動促成了真正的“雙普選”,那歷史將記得這一頁。將來還有誰記得什麼是“反送中”?

從民主國家的機制來看,任何兩個對立的主力政黨勢均力敵時,青年人經常代表的是下次選舉的“首投族”,他們是決定誰要執政的主力,所以,在民主國家,青年人的需求也經常是政黨施政的方向,否則他們就無法當選執政了,這是民主政治保障青年的機制,可惜今天香港沒有。

我們再看台灣的整個民主運動過程中,也都是年輕人帶頭的。可以這樣說,沒有當年台灣的青年,就沒有今天台灣的民主。既使今日的國民黨,民進黨都成立“青年部”,雖然也是為了選票的考量,但也給予年輕人參與國政事務練習的機會。

既使是這樣,台灣年輕人還是不滿足,他們要走自己的路,自組政黨— 叫做“時代力量”。在2016年立法委員選舉中,“時代力量”獲得5個席次,一躍成為第三大黨。在2018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中,時代力量在台灣各地總共提名40名直轄市及縣市議員候選人,並有16人當選。最近時代力量內部產生了路線之爭,也上了媒體版面,但我認為無妨,他們總是要學習的,而比起我們這些老人,他們有的是時間和機會。

那香港為什麼會造成青年人和特區政府對着干呢?說到底,今日香港的民主祗實施了半套,特首不是人民直選出來的,部分議員也是小圈圈群中產生。年輕人參政的機會大大被壓縮,更沒有機會參加國家未來規劃,要知道那將是他們命運的決勝點呀!好不容易選出了梁頌恆,游蕙楨二位年輕議員,最後卻被取消了資格而喪失當議員的機會,所以大家應該對他們因為受到挫折而要抗爭表示理解。

我們若用民主自動調節的功能來看,今天香港若特首是全民選出來的,林鄭月娥絕對不敢如此怠慢,否則她的黨下次大選大概就沒有機會執政了。這就是民主的功能。失去了這個功能,年軽人能夠不抗爭?

再說為什麼年輕人走上暴力?6月9日,香港百萬民眾走上街頭,反對修例,那是一次和平的抗爭,但香港特首對述求無動於衷。6月15日,再度抗爭,其中有數百人摧毀立法會停車場車閘並沖入立法會示威區,有警員受傷。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全面暫停,並唿吁社會各界儘快恢復平靜。”很奇怪哩,為什麼和平示威你不理,要等到年輕人動武了你才“修例工作全面暫停”?政府豈不是暗示學生:“有種你動武看看”?然道這件事政府一點錯也沒有?

 

寫於2019年8月5日於香港上環

 

 

 

(六)港台青年的國家認同問題

在台灣,很多年青人都有“台獨”的傾向。依此,共產黨批評:這是民進黨修改教科書的後果。現在,在香港主張“港獨”,與政府抗爭的也大部份是青年,而且,他們絕大多數是97 年香港回歸以後出生的新一代,那這些人是不是表示香港的教育也出現問題?根據紅媒的說法是:香港缺少“愛國教育”(香港叫通識課程)。所以,結論是:台灣和香港都應該實施中國大陸那套洗腦式的“愛國教育”?

現在,已經有很多中國學者天天批評中國的教育制度出現問題,高官、巨賈也紛紛把子女送到國外受西方教育,而紅媒卻反而要求香港、台灣學子學習祖國的共產黨式愛國敎育?這有點荒唐吧?

什麼是愛國教育?在澳洲,你很少聴到你的子女在學校,老師要求他們學習如何愛國的,他們甚至沒有升旗典禮,所以,沒有愛國教育的澳洲,就表示澳洲人就不愛國了?不對,澳洲人愛國絕不輸給其他國家,每次大戰發生,澳洲人赴湯蹈火,獻出生命在所不惜,澳洲人的愛國教育祗有一天,ANZAC DAY 。而平常的愛國教育則是建立在大家對共同價値的認同,為保障自己現有生活方式而戰,最後才是保衛自己的家園,自己的子女,這些都是人類的天性,那需要什麼“教育”?

你說,台灣與香港的青年人不愛國?你錯了,根據台灣民調,共軍來襲時,有76% 的年輕人願意出征(比老年人多很多),他們是為“台獨”而戰?不是的,他們為保護他們的生活方式,價值觀而戰,這就是台灣青年人所謂的“愛台”。因為在這塊土地上,他們的祖輩們已經建立了制度,讓他們可以透過選舉,保證下一個領導人可以保障這個制度,保障個人的自由,當然還有個人的財產和利益。而今天香港青年也正在走向這條道路,他們喊出的“愛港”,其實和台灣青年沒有什麼不同,追求的也是大同小異。

有人說,在這次香港反中運動中,台灣青年和香港青年出現“串聯現象”?這個我一點都不懷疑,因為他們具備了共同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那天若有下一代提議港、台共建一個國家(或類似聯盟),我想這也並非完全不可能。因為,終究大家有共同的祖先,傳統,和文字,美,英,澳不就是這樣嗎?

那為什麼他們都反中呢?因為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生活方式,…..已經相去甚遠。而且中共企圖想破壞他們的共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

本來老鄧當年推出“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為的是希望給大陸一點時間,五十年後可以追上港台,最後大家自然就螎合在一起了。可是,五十年的一半己過,大陸的經濟趕上來了,制度不但沒有跟上,反而漸行漸遠,港、台青年失望了,這也許才是今天“反中”的本質。

所以,今天,當中共中央在檢討是不是教育制度出問題時,是不是也該反思一下:“到底我又做錯了什麼?”“為什麼我們那麼不得人心?有這麼多的年輕人都不喜歡我?”根據我的觀察,中國大陸祗是沒有開放言論自由,那天,真的開放了,我相信“不愛國者”也是一大簍筐。別的就不說,就看為什麼改革開放後有100 萬學子用腳選擇自由,投奔海外,很多人甚至不想回去了,就可明白。

不要把反送中運動想得太複雜,祗要用“理念”的結合做為基礎,其實問題的解決並不困難。

 

(五)香港的前途在那裡?

從我與俞教授,小麥,小陳的交談中,俞教授提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她反問大家說:「你們認為這些上街抗爭的民眾真的是為了反修訂《逃犯條例》?」「如果真是如此,那你們就未免太天真了吧。這些人的最終目標是爭取香港人更多的”自主杈“。」小麥、小陳聽了俞老師的話後,都會心的笑了!祗有我則是一頭霧水。我依直覺反應脫口而出:「你是說他們想搞”港獨”」?  (因為在台灣,若有人談「人民自主杈」,我們都會馬上想到這個人想搞台獨)俞老師說:「港獨倒不可能,也沒有必要。但不接受共產黨的統治這一點是肯定的。」

「可是再過28 年後,五十年大限到期,那時又有誰能改變「回歸祖國」這個命運?  」俞教授笑笑說:「這個時代說變就變,28 年後,誰又知道會是如何?」不過,我們大家都一致同意;這次示威遊行將是香港命運的轉捩點,將來,政府施政必須處處考慮到人民的反應。因為人民不滿意就抗爭已成為模式,將來政府不回應?抗爭人數馬上從幾萬人增加到幾十萬人,然後100 萬人,200萬人,最後300 人,香港人口不也就700 萬人,當有一半以上的人走上街頭對抗政府,港政府將疲於奔命?  」我說,台灣的學生抗爭運動也是始於當年的《百合花運動》,最後政府一路退讓,最後國民黨政府不得不全面普選。美國國會已通過「香港人民人權及自由法案」要求香港必須在2020 年實施「(特首及立法會)雙普選」否則美國將取消給予香港的特惠國待遇、沒有特惠國待遇,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將危危可及。而香港今日的學生運動將是打開這個「潘朵拉」的盒子的罪魁禍首!

那香港的學生們為什麼明知這樣做將影響香港將來的繁榮,為什麼還要硬幹呢?

這事還得從97 香港回歸以來,社會的轉變說起,回歸至今,內地至少已經有100 萬大陸人移居香港(或像孟晚舟,馬雲這樣不住香港,但設籍香港),香港成為內地人資金外逃,洗錢的中心,這也已經不是什麼秘密。這些人炒髙了香港的股市,但也炒高了香港房價,受苦的卻是香港普羅大眾。另外香港還有100 萬本地人是早已經移民國外(如加拿大,澳洲,英國,美國),而這些人也祗是暫時回香港慍錢的「移民客」,(這其中包括丈夫女兒都在英國的林鄭月娥和大部分政府官員)。所以,當林鄭月娥被批評是以暴力對付學生時,她說「我也是孩子的媽」。學生反唇相機:「英國孩子的媽,不是香港孩子的媽。」她一下子啞口無言。這件事反應了香港的二極化,共產黨支持的精英領導香港,可是這些人根本心不在香港。或如李嘉誠…. 等大批富豪,他們祗是把香港當成「工作、賺錢」的地方,錢賺到手,如四大財團之一的劉鑾雄,遠走加拿大。他們和香港本地的500 萬長住居民之間的貧富差距有如冰火兩重天。根據富比士統計,香港上億以上「億豪」總人數超過紐約,他們是中共中央「穩定香港」的代言人。剩下的500 萬中下層居民卻要遭受高物價,高房價的苦難。你說對他們而言,香港繁榮不繁榮有差別嗎?

從中共立場來看看,香港隔鄰的深圳現在GDP 已經超過香港了,粵,港,澳大橋一通車,三地螎為一體,高速鉄路,及未來的地鉄直通內地。珠江,廣州,深圳一小時生活圈正在成形,所以,香港己不具備「特殊地位」的優勢,香港過渡任務已經完成,就如當年李光耀預測的一樣:當人們最後發現,香港和內地經濟水平一致,但存在不同的網路,不同的自由度,不同的政府制度,那一國「兩制」就難以為繼了。

那為什麼中共中央還要維持「一國兩制」?因為香港至今仍然是內地向外吸收資金的「寶地」。今日港證交所中,有70% 以上的掛牌公司與內地有資金或生意往來。還有,中共大官們財產外移,還是得依賴香港。改革開放前,香港是台灣和中國大陸唯一的紐帶,今天,香港仍然是國際情報最大的交換地之一。可見中國和西方國家都希望香港「維持現狀」。英國現在對香港已經說不上話了,美國則也是僅能以「取消香港貿易最惠國待遇」為籌碼,但這種恐怖平衡相互牽制的格局目前看來非常的不穩定,任何一方突然出手改變香港的特殊地位就結束了。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會焦慮不安的另一個原因。

小麥說:香港的不穩定加以中美的貿易戰,外資正在退出香港,香港上季度的GDP 成長祗有0.5%這次再搞一個大遊行,香港又開始出現另一波的移民潮,哪天香港的「精英階層」,「富豪」完成歷史任務,再度「回歸」移民國時,香港的末落就無法避免了屆時,留下每天抗爭的中下階層,恐怕也會令中共黨中央夠頭痛了,而更令中共黨中央害怕的是香港和內地合為一體,那把這種抗爭風氣傳入內地恐將更是禍害。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中央也希望能盡量保持香港目前的穩定,可是,又如何能安撫中下階層的群眾呢?這就讓我們看下一階段的演變吧!

(四)香港「反送中」事件的本質

香港是中國領土的一部份,這是無庸置疑的。可是香港卻也是「國際人士」大家的香港,根據統計,今日香港仍然居住着超過20 萬名以上的外籍人士,單就澳洲人就達14000 人。所以,外國人關心香港是一件很自然之事,千萬別把人家關心香港說成是對中國內政的「說三道四」。

中國外交部在別人談論中國事務時,喜歡問人家「你去過中國嗎」?那現在,那些長居香港(很多甚至在香港住了一輩子)的外國人,是否也可以問問那些北京大官們,你去過香港幾次?能與我在此長期工作的人相比嗎?沒有那麼多外國人在此投入外資,創造香港繁榮,今天的香港恐怕什麼都不是。這些人不應該關心香港嗎?

大家想想,若不是鴉片戰爭失敗,香港被割讓給英國,英國人從此在這裡建立了一個繁榮的香港。那現在的香港大概還祗是像現在北鄰的海豐,陸豐一樣的一個小小的漁村。我們不妨看看東北,解放之前,日本人,俄國人統治下的東北是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地方,現在的東北GDP 處在中國的末端,而且經常是負數,政府應該考慮收回一個地方,至少要保證讓當地人民生活得更好,否則還不如像西班牙把南端的直布羅陀繼續交給英國人去統治吧!

割香港是中國的恥辱,但卻也不能因此否定外國人建設香港的事實。很多大陸年輕人不讀歷史,一味的愛國主義,認為香港是租借給英國99 年,時間到了,中國自然要把它收回來。事實不然,香港和九龍南部的尖沙咀是「割讓」的,祗有新界才是租借99 年。中國從英國手中收回香港是經過雙方長期談判完成的,英國人把香港歸還中國是有條件的,這是《中英聯合聲明》的來源,去年五月29 日,英國外交大臣約翰遜稱,「法治、獨立司法體系和自由媒體是香港取得成功的關鍵,香港未來的成功無疑將取決於《中英聯合聲明》賦予香港的權利和自由。」六月三十日,中共外交部反駁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已不具現實意義。」這種說法真的是教人震驚和遺憾。簽訂協議,尊守協議,是國際間國與國的行為凖則,中國外交部老是說「中美《上海聯合公報》中的”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基石」。人家老美也從來沒有異議,那天老美若說;「中美《上海聯合公報》是歷史文件,現在已不具任何現實意義。」那中國又能如何反應?做事情總得要講究「誠信」否則如何服人?總不能老是認為你是強國,你說了才算數吧?

中國人的「誠信」現在正在全世界的範圍內受到質疑,為什麼中美貿易談判中,美國人堅持「中國是否違反協議,由美方認定為準,中方不得有異議」其意義很明顯,人家不相信你中國人嘛!WTO 前你答應的事情,後來又遵行了多少?

為什麼台灣人拒絕兩岸政治談判?因為共產黨簽的協議從來是事後不認帳的。  1951年5月23日中共和西藏在北京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詳見本文附件)。後來中共以那是「中央」和「地方」的協議,中央是有權更改或做出解釋。結果今天我們回頭看看協議中核心部分的四、五、六、七條中共幾乎全部推翻了。今天,中國又用同樣的招數對付香港,動不動就說「《香港基本法》的解釋權在中央人民代表大會」。

現在中國的套路已經愈來愈明顯了,談判前先把它定位為是「中國內政,外人不得干預。」接着表明這是「中央」與「地方」的談判。接着談判完後,把將來對談判的協議的解釋權(甚至修改)定在中央人代,而人大的表決杈握在誰手上?我想這點大家是明白的。

我們不是說中央與地方不能談判。  1900 年前,澳洲聯邦政府成立,西澳,塔州是後來依雙方協商後加入的,今天坎培拉如果若說,協議依我的解釋為準,我想西澳、塔州會跟你上法院的。可是香港人認為不公平連訴說的地方都沒有,這才是香港人抗爭的本質。

很難得,今天我們總算看到香港人站起來向中央說:「No」!

一開始時祗有律師團體,接着學生,然後是100 萬人上街,政府還不退?接着200 萬人。林鄭月娥還是嘴硬。人民說,下次300 萬人並且發動全香港罷工、罷市。林鄭月娥投降了。在第三次示威前,發書面聲明,正式道歉。政府的聲明說:「特首林鄭月娥正式承認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社會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正式向市民道歉,定會用最有誠意丶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繼續為香港市民服務。」

我看網上有很多網友把這件事定調為「香港人也是中國人,為什麼香港人不能送回大陸審判」?我想這恐怕是對事件的曲解,香港人抗爭的是「說好的”一國兩制”你還承認不承認」?和是不是送中國大陸審判根本是兩碼子事。

聽說為了這一事件,中共中央派了韓正坐鎮深圳,最後,做出政府妥協的決定。其實,中央能夠不妥協嗎?香港政府面對的是數百萬年青人的抗爭,你不妥協又能怎麼樣?再演出一場89 年的政治事件?

時代不同了,我相信中共中央應該漸漸認識到這一點,香港年輕人祗是一個開端,兩岸統一後,台灣的年輕人更多,更激烈,當「五毒聯盟」(藏獨,疆獨,台獨,港獨,法毒)串聯成功時,將來事情恐怕還會更棘手,倒不如乘現在未雨稠謀,早做準備。

附件:

《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簡稱十七條協議)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希望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西藏地方政府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鞏固國防。

三、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四、對於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五、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應予維持。

六、達賴喇嘛和班禪額爾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職權,系指十三世達賴喇嘛與九世班禪額爾德尼彼此和好相處時的地位及職權。

七、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八、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為人民解放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

九、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十、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的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

十一、有關西藏的各項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強迫。西藏地方政府應自動進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時,得採取與西藏領導人員協商的方法解決之。

十二、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與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究既往。

十三、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線。

十四、中央人民政府統一處理西藏地區的一切涉外事宜,並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鄰邦和平相處,建立和發展公平的通商貿易關係。

十五、為保證本協議之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設立軍政委員會和軍區司令部,除中央人民政府派去的人員外,盡量吸收西藏地方人員參加工作。

參加軍政委員會的西藏地方人員,得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及各地區、各主要寺廟的愛國分子,由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代表與有關各方面協商提出名單,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十六、軍政委員會、軍區司令部及入藏人民解放軍所需經費,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給。西藏地方政府應協助人民解放軍購買和運輸糧秣及其他日用品。

十七、本協議於簽字蓋章後立即生效。

(三)香港人憂心什麼?

昨天,越過羅湖,進入深圳,好像走入另一個世界似的,所有香港發生的喧囂就像被隔音板隔絕似的,雖然相隔祗是窄窄的一條河,但在這裡,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很少人知道香港的示威遊行,更沒有人去關心香港怎麼啦,好像他們在不同的世界裡。

因為一時無法翻牆(暫時買不到軟件)因此,祗能看新華社,百度,搜狐的新聞,所看到的新聞都是類似:《外媒妄評香港暫緩修訂逃犯條例駐港公署提嚴正交涉》《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得到各方支持或許還在等待更好方案》《為暫緩逃犯條例修訂,香港特首再度向人民致歉》….我看完了所有新聞,大概也了解了中國政府的立場,沒有驚奇,也沒有例外。而祗有幾則網友的回貼讓我會心一笑。一則說:「先前不是說修訂《逃犯條例》獲得港人全面支持,那現在為什麼”暫緩”呢?」另則說「不是說修訂《逃犯條例》可以大大加強香港治安嗎?那現在怎麼說要「暫緩」?還要道歉呢?  」這些人令人有種那壺不開提那壺的搞笑,還是他們明知故犯?

倒是,百度上有一篇張元洪律師的文章:《修改“逃犯條例”香港為何反映強烈?  》還值得一讀。他說:

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中,警察抓捕嫌疑人後嫌疑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和內地不同。最為突出的是比如無罪推定、沉默權、和律師的在場辯護權。大家知道,香港由於歷史原因,犯罪嫌疑人享有這樣的權利已經上100年,大家對此都習慣且根深蒂固。

根據我自身的執業經驗觀察,無罪推定、沉默權和律師的充分辯護權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真的有時可能有機會逃脫懲罰,但這是寧願放走10個壞人也不要冤枉1個好人制度理念設計的結果,是不得已的選擇。

目前的修改逃犯條例涉及我們內地,我們國家由於歷史的原因,大家知道目前的刑事司法制度裡面好像沒有明確規定無罪推定、被告享有沉默權和甚至律師在場可以行使的充分辯護權。我們是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嫌疑人才能聘請律師,即嫌疑人是已經被偵察機關做過一次筆錄口供後才能會見律師。

很明顯的,張元洪律師說出了這其中香港人擔憂的一個原因,但是,根據我與俞教授,小陳,小麥的談話,他們又有其他不同的疑慮。

香港曾經發生「銅鑼灣書店」羅生門事件

香港有一間名為「銅鑼灣書店」的股東及員工共5人,突然間陸續無故失蹤。失蹤5人在半個月至3個月後,證實身處內地,並受有關當局拘押。

由於最後失蹤的股東李波是在香港境內失蹤,社會上有眾多團體、立法會議員及市民質疑他是否被人強行帶至內地,如果這是事實,那令人擔憂「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根據香港警方追查,李波並沒有離開香港的出境紀錄,回鄉證依然留在家中。

到了今年118日,香港警方收到廣東省公安廳警務聯絡科有關李波失蹤事件的覆函,指「經了解,李波現在內地」。到今年229日,內地《環球時報》專訪李波,謂李波是自願回內地配合調查。並承認是在朋友幫助下「偷渡」回內地,所以沒有使用「回鄉證」。同日李波在內地一家賓館與香港警方會面,晚間鳳凰衛視播出李波的訪談,表示「是自己《偷渡》回內地協助調查,是自願的,不涉及綁架」。

香港也發生過「明天系控股公司肖建華離奇失蹤案」

肖建華曾被中國股票市場喻為股市一代“梟雄”,一手締造“明天系”而在國內證券市場名聲顯赫。

鼎盛時期,肖建華擁有黃河化工、華資實業、寶商集團、愛使股份西水股份等上市公司,從而在證券市場形成了龐大的“明天系”集團。

根據2016年胡潤百富榜,肖建華家族以400億財富,排名第32位富豪。

肖建華曾是中國某某髙官的女婿,後來因為違法操縱股市,被內地調查,而躱在香港四季酒店,並継續利用四季境外地位,向內地發號施令,操控全局,去年三月肖建華在四季飯店離奇失蹤。外界謠傳,他被「綁架」回內地受審。

既然有了這些前車之鑒,那香港此次修法,是不是要把這些地下化到香港綁架擄人的行為,改為地上公開化的捕人入內地受審?這是香港人的擔憂和疑慮。我們不能說香港人的疑慮是沒有道理的。終究香港和內地是二個完全不同體制和法律系統的地方,這也是為什麼需要「一國兩制」的原因呀!現在這個現狀若被改變,那下一個動作又是什麼?香港人是否仍然保有自由,民主的公民權利?這是香港人要走上街頭的原因。

(二)修法被複雜化了

這幾天,我剛好在香港,抗爭大遊行的第二天,一大早,本來安排要帶孫子去打預防針的,但醫生助理打電話來說,中環部分地方還是管制過不去,改天吧!也好,反正天下着大雨,我也正為如何出門而發愁。既然這樣,不如找幾個老朋友來聊聊天,也了解一下香港近況。

大家約好在上環的德信中心喝咖啡,來的有前香港嶺南大學新聞系俞教授,還有她的學生,曾在《明報》擔任香港新聞編輯的小陳,還有一位我以前認識的投資銀行朋友小麥。

話匣子由我先打開,我說:97 年,我來香港,你們歡欣鼓舞,慶祝回歸祖國,那時還嘲笑台灣人「搞台獨」,現在「五十年不變」,回歸才過22年,反而你們「反中」比台灣更激烈,到底問題在那裡?

小陳說,現在,香港最主要的是年輕的一代無和內地接軌,在依附內地過程中,他們找不到出路。回歸祖國時,雖然有不少人選擇移民,但留下的人對共產黨還是充滿憧景。而事實上,剛開始時,香港也是馬照跑舞照跳,一切充滿了榮景,但匆匆二十二年已過,香港社會產生了變化,財團,富豪壟斷香港資源。物價,房價大漲,這是問題的根本原因。

小麥則說,其實共產黨對香港管的並不多,但是,問題是,共產黨為了要保持香港的穩定,推出來的建制派議員都是「社會精英」,是一群香港既得利益者,他在做立法決策時常常以「上層階級」的利益為考量,而忘記了普羅大眾的利益和感受,就以這次修訂《逃犯條例》為例,本來《逃犯條例》中規定有四十多種人將被遣送,後來,刪除九種犯罪類別。你注意看一下這些犯罪類別包括涵蓋電腦、關稅、破產、公司、證券、知識產權、貨物進出口、環境污染、…. 這九種都是「精英」們容易犯的罪。反而對普羅大眾容易犯的愛國,反黨等條款更加嚴苛。這才是問題的根源。

大家問俞教授對這個事件的看法。她說:其實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香港人不論在島內或到外地的犯罪率是極低的。以一對情侶在台灣的意外犯罪事件,來做為這次修法的理由有點牽強,香港曾經歷《東方日報》馬老闆逃亡台灣事件,劉鑾雄被澳門判刑,無「法」引渡執行事件,都沒有急迫的要求修法?為什麼反而在「佔中事件」後,急着要修法?這是人民的疑慮。

我補充說:其實台灣方面本來也希望嫌犯應該依國際慣例,彼此協商早日送台審判,以給死者家屬一個交代。但一開始時,香港方面以雙方沒有互助法拒絕,現在,又把事情擴大渲染,並企圖借用這次修法,把內陸和港、澳台捆綁成一個「一國」協議,這樣台灣自然反對,而且,台灣政府也是有戒心的,因為一旦協議簽定,那天,那個台灣人因為「過度」批評共產黨,旅遊香港時,有可能被遣送到大陸送審的危險。所以台灣政府已經表明,願意將嫌犯所有證據移交香港警方提堂,但不會和香港簽署這樣的協議。這樣一來,本來,香港政府說,要急速修法是要和台灣談判簽署引度條約,現在台灣已經說不會跟你簽這樣的條約,那香港政府又有什麼理由要急着去修法呢?

(一)法律技術層面的前因

香港發生「暴動」(引用特首林鄭月娥的定調),很多朋友要我談談對事件的看法,由於我這幾天一直在香港,看的、聽的、接觸的也不少,因此,盡我所能的為大家解說這事件前因後果吧!

首先,我們談了事件背景,為什麼會有這次的「反送中遊行」。

話說去年二月,一位香港男子陳同佳,與女友潘曉穎,腕手赴台灣渡情人節,女的不知什麼原因,假期完後沒回香港,家長依其簽署信用卡資料赴台灣找人,在警方的協助下,爆出潘女被謀殺,疑兇陳男已經逃回香港。驗屍時警方發現,潘女已經懷孕,陳男為何要殺潘女?一種說法,女的告訴陳嫌,她懷有前男友的孩子。但是,因為港台之間無刑事司法互助及逃犯移交安排,因此,台灣警方無法偵查。即使疑兇潛逃返港,已經被捕及承認殺人,但由於香港警方無法握有證據,最後只能控以“洗黑錢”入獄,無法以殺人起訴,眼看陳嫌刑期已將屆滿出獄,香港政府必須馬上修法,把陳嫌送到台灣受審的急迫性。而在台灣方面;台北士林地檢署表示尊重香港法院判決,希望對方提供司法互助,引渡疑犯到台灣審訊。去年12月,士林地檢署已發出通緝令,一旦陳入境台灣,就可依法拘捕,通緝時效長達37年半,直到2055 8 月。

這本來是一個簡單的刑事案件,修法、引渡問題就解決了。可是,香港政府礙於主權問題的考量,擔心,若港台簽署協議,可能會涉及到「國」與「國」的談判,台灣也捉此不放,因此,香港把大陸,澳門也拉進來,企圖製造是「特殊國內」關係的印象,誰知這麼一搞,人民擔憂,此門一開,香港人民隨時有可能被送往大陸受審,結果群起反對,最先是律師和司法人員上街遊行,接着是100 萬人的遊行,上周末甚至擴大到200 萬人大遊行,會有這樣的結果,絕對是當初林鄭政府始料未及的。

那到底什麼是《逃犯條例》(台灣人稱它為「引渡條約」)。基本上,它指一國家國民在他國犯罪,逃回國內,那他的「母國」是不是應該把它送回到他的犯罪國受審判?這問題向來非常敏感,你家的小孩在別人家打架,你會把他送到別人家,由他們處理嗎?

(讀者們請注意,這是「嫌犯」逃走,回到本國才會有的問題,如果嫌犯沒有逃走,而仍在犯罪國所在地,那犯罪國是100% 有杈利逮捕你,依犯罪國所在地的法律判刑的。)

《逃犯條例》(「引渡條約」)這個問題之所以復雜,乃因為各國法律不同,司法程序也不同。以歐洲而言,德國,法國是屬於大陸法系,他們主張「屬地主義」也就是說嫌犯在那裡犯罪,那裡受審;英國,以及其延伸出來的國家,如美國,香港,紐澳是海洋法系國家,是「屬人主義」,人在那裡,那裡受審。也因為各國法律有這種不同,所以國際間各國同意經過協商,雙方簽訂「引渡條約」。

另一個是:因為各國判刑刑度不同,也會經常引起爭議。例如,潘女被殺案,陳男若在台灣受審,有可能被判死刑,可是香港已經廢除死刑了,因此,陳男若被送回台灣受審,明顕的對他不利。因此若香港與台灣簽訂「引渡條約」,則有可能港方會要求台灣,依香港法律不判死刑。這也是要雙方協商訂定協議的需求性。

潘女與陳男案還算單純,因為雙方都是香港人,可是若陳男在台灣殺死的是台灣女人,那問題恐將會變得更複雜,因為陳男依台灣法律應判死刑,可是,港台雙方協商又訂為依香港的法律不得判死刑,那受害者的台灣家屬肯定會跟你抗爭到底。

各國國情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引渡條約並不是在聯合國之下,大家協議,共同遵從的協議,共同訂定的準則,而是由國與國之間相互信任,而共同訂定的協約。

引渡條約涉及各國刑度不同,因此在全球並不普遍,中國僅與五十五個國家簽訂引渡條約,而其中法國、西班牙及意大利….等先進國家,與中國的引渡條約門檻也僅為一年或以上的罪行,超過一年沒有國家願意把人民送到中國去審訊的。

現在,很明顯的,問題還是在於中國的司法制度,它並非無罪認定審判,也不一定公開審判,而且很多「政治」犯罪也會被審判⋯⋯因此香港人的抗爭就變得有其合理性了。

為什麼,「香港早已回歸中國,那為什麼一直未能與內地達成移交逃犯協議?」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表示,一般逃犯協議是由國與國之間簽訂,他推測中央不希望與香港簽訂類似協議,因不符香港的憲制地位,「據我了解中央是不反對修例,但不代表支持簽一條國與國之間的協議」。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