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六(5月18日),澳大利亚联邦大选将举行。从今天开始电视上将禁止播放政党宣传广告,不过报纸和社交媒体上则没有这样的禁令。专家表示随着选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误导性言论、相互抹黑和恐慌宣传战的力度可能会加大,这个时候也是选民最需要理性面对不实宣传信息的时候。

什么是恐慌宣传(scare campaign)?

在澳大利亚历史上,在大选期间曾多次出现恐慌宣传战(scare campaign或fear campaign),而且始作俑者都是两大政党。

2016年,在澳大利亚时间最长的竞选中,工党曾推出了一个针对联盟党要取消国民医疗健保Medicare的恐慌宣传。而在霍华德执政时的2001年,挪威集装箱船只坦帕号(Tampa)救起百余名寻求庇护者的事件也成为澳大利亚新边境保护政策出台的催化剂。由于选民担心大批寻求庇护者涌向澳大利亚,该宣传为联盟党赢得当年的大选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类恐慌宣传由来已久,虽然这种做法不受欢迎,却十分奏效。这也就是为什么恐慌宣传在大选中屡禁不止的原因。

从上一届2016年的联邦大选开始,华裔选民也成为这种竞选乱象针对的目标。媒体指责自由党在维州奇瑟姆(Chisholm)选区利用部分华人的恐同心理,在微信上对“安全学校”计划 (Safe Schools program)以及同性婚姻问题展开了恐慌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选区从工党落入自由党手中。

今年的联邦大选期间,主流媒体也纷纷大篇幅报道了在华人经常使用的微信平台上出现针对工党的恐慌宣传,试图激起华裔选民对难民问题的担忧。

胡培康曾是澳大利亚第一位国会华裔自由党参议员陈之彬的中文秘书,他现在是墨尔本华人社区的一位领袖。他说在澳大利亚民主政治中,两党相互抹黑,特别是在大选竞选期间很常见,但是所有这些宣传资料都要经过党内授权,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今年比较特殊的是华人社区有一个微信群,群里发布了没有来源、没有授权的抹黑信息和材料。”

“这给澳大利亚社会对华人有疑虑的、甚至对华人有歧视的人有机可乘。因为我们华人没跟主流社会保持一致。”胡培康承认恐慌宣传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华人社会本身就存在这方面的担忧。

“这些恐慌材料都会抓住一个小点,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那些[英语]语言能力不行,或者说社交范围有限,信息来源就靠微信的人。”华裔作家、评论员罗介雍(Jieh-Yung Lo)也有同感。

“根据我的经验,澳大利亚华人,尤其是最近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由于对澳大利亚的政治和时事知之甚少,容易受到危言耸听、不实消息和误导性信息的影响,”他在一篇为ABC撰写的观点性文章中指出。

然而,他指出华人社会其实不仅仅只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还有像他父母那样来自越南的华人,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东帝汶、台湾、香港的华人。当然,还有澳大利亚出生的第二代华人。这些人并不依赖于微信获取大选信息。

胡培康也说:“事实上,这些微信群里面的内容,他们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只是一个小范围里面的[传播]”。

“澳大利亚的华人总体上对澳大利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也是表现得很成熟的,也不会因为这些所谓的道听途说的东西影响他们的判断力。我们华人完全由自信参与澳大利亚的政治。”

前不久,在华人聚居的墨尔本博士山(Box Hill)举行的一次见面会上,联邦影子司法部长马克·德雷福斯(Mark Dreyfus)证实工党已经写信给微信的母公司腾讯,要求该公司加强监督,删除不实信息的帖子。

“我们希望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必须要更负责……在美国总统选举时曾遇到过问题,我们看到了微信在本届澳大利亚大选中的问题。那些拥有这些社媒平台的公司要采取更多行动。我们知道他们有算法可以提供帮助,[这些公司]不能成为传播假新闻,从而影响选民意志的平台。”

对于这一点,胡培康认同社媒平台需要自我监管,但是需要把握好度。“我认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觉得脸书、推特和微信等需要加强自我管理。但是这要与保持言论自由上找到一个平衡点。”

世界多家媒体公司,包括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华盛顿邮报》和法新社AFP及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独立监督网站FactCheck.org推出了“事实核查”(fact checking)服务,以试图澄清网上和政客的不实之词,特别是在大选期间。

怎么才能叫做民调?

一些华人由于英语程度不是很好,对澳大利亚政治、选举,甚至民主的架构不甚了解,因此选择华文媒体做为了解选举信息的途径。殊不知澳大利亚媒体也有其观点和倾向性。

迪肯大学博士研究生杨凡对ABC说:“[某些华人媒体]可以看得出来有它自己的agenda-setting(报道倾向)。从媒体的职业道德上讲,媒体是应该拥有专业性、客观性,但是很大的程度上,大部分媒体是有导向性的。[这些媒体]却是被政党左右,被赞助者左右。”

在莫里森总理宣布大选日期当天,澳大利亚本地两家在华人社区中颇具影响力的自媒体新足迹论坛和今日悉尼网站及App即推出网上调查,请读者投票选择投哪个政党。这两家自媒体及《澳大利亚人报》称之为民意调查并反映华人的意向。

对此杨凡指出,不是任何一个网上问卷调查就可以称之为民意调查。她认为这两个网上调查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意调查有很大差距。

“我觉得它这个问卷没有办法很明确、很精确地反应华人对本地大选的民意……因为这些问题[问得]太广泛了,没有针对性。”“它是一个调查,但是它没有涉及到民意的部分,”杨凡说。

她还认为这个网上调查只局限在两个自媒体的受众,不能代表整个澳大利亚华人社区。

杨凡表示,类似于《澳洲华人选民青睐XX政党》的标题也具有极强的误导性。要做一名了解情况的选民(informed voters),人们需要注意到在醒目通栏标题下的各种破绽。ABC就这两项网上调查联系新足迹和今日悉尼,请求其就调查的初衷及其结果是否具有民调代表性发表评论,但两家自媒体均拒绝置评。

新南威尔士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统计专业负责人斯考特·西森教授(Professor Scott Sisson)在接受ABC中文网采访时说,不是什么调查都可以称之为民调的,媒体在报道时也要十分小心谨慎。“[民调]需要你抽样的个人来代表更大的群体,每个人能自由地给出对你的问题的实际意见,以及你有足够的抽样个人,[这样才]可以对你结论的准确性有信心。”他认为这类网上调查一般只会引起有着强烈想法人群的关注,不能充分代表目标人群(包括所谓的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抽样,因此就存在“偏差”。

“当你的抽样与目标人群有偏差时,你就需要试着使用例如人口普查这样的数据去纠正调查抽样中的偏差。”同时,西森教授说一般来讲,如果问题组织得不精准也会造成受调查者故意或无意地表达出错误的观点。还有一点,西森教授说就是每个好民调都要告诉读者误差的范围,因为任何调查都会出现误差。

杨凡也表示虽然这两个网上调查的参与人数不算少,均超过两千余人(截止到5月1日),但是要看的是调查结果是否准确。

“不能说样本越大,它调查的结果就越精确。而是说样本的多样性越强,样本的调查才越精确……例如样本的组成上的多样性,男性、女性,教育水平、来自不同的地区……这个问卷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没有做一个参加问卷调查人士的分析。”

“两项中文[媒体]进行的调查更象是两党的宣传攻勢,”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院的高佳副教授说。

他还指出即使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调结果现在也受到人们的质疑。“在新媒体时代,民调的方法本身就有问题,可靠性在下降。”

那么那些经过所谓政党授权的宣传是不是就靠谱呢?

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政治广告宣传不仅在传统媒体上铺天盖地,也渗透到了网络媒体上。尽管根据法律规定,从本周三(5月15日)开始就不允许在电视上播放政治广告,但是在报纸和网络平台上,选战还在如火如荼地展开,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澳大利亚富商之一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的政党团结澳大利亚党(UAP,又译联合澳大利亚党)计划花费6000万澳元,在各个平台包括传统的电视以及诸如YouTube的数字平台进行宣传。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政治营销研究员安德鲁·休斯博士(Dr Andrew Hughes)在接受ABC采访时说这是有史以来竞选投入费用最高的政党之一。

不仅如此,休斯博士还说:“这很像商业营销广告的模式,但现在被用在了政治之上。”

该党一个30秒的YouTube视频已有500万次观看。这个视频说:“在[西澳州]卡拉萨(Karratha)不远处,一座由中共手下的公司拥有的机场建造完成……你知道这一切吗?他们试图不让我们知道这一切”。这则广告是经过该党位于布里斯班的总部授权的,但是这则广告招来了不少批评,认为这是在制造恐慌。这座机场属于一个由中国矿业公司运作的铁矿。而帕尔默则与这家中国公司存在商业纠纷。

ABC报道说团结澳大利亚党的网页上有关其政纲的只有区区177个字。胡培康表示,由此可见,即便由政党授权的广告或信息也可能会出现“误导”的问题。“这种现象在每次大选的最后冲刺阶段都会很严重。为的就是在最为重要的关头做好最后一搏,获得选民手中的选票。”他建议华裔选民要做了解情况的选民。

“首先,人们要多了解本选区各党派候选人的政纲和他们的表现。其次,多关注主流传媒的信息。对于家里收到的广告宣传资料都要看看有没有授权过。这会帮助大家更好地参与[澳大利亚的]民主政治生活。”

胡培康还提醒大家在看到一个十分抓眼球的标题时,要动动脑筋想一想是否有可能,查一查真不真实,不要一看到就相信,并且大肆发表评论,转发他人,为假新闻推波助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