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在重庆极力唱红打黑(图源:Reuters)

重庆模式——这个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后出炉的所谓新发展模式,一度在中国备受推崇。当地党校诠释称,该模式的实质和核心是重塑了重庆共产党组织的灵魂,重树重庆共产党干部的形象,重建重庆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重拾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与决心。即连港媒也高调背书,说这是重庆版的科学发展观,是对共产党传统的回归。

从2010年到2011年,薄熙来的声望亦达到巅峰。即便面对记者诱导性的发问,“重庆模式会不会成为中国模式”,他仍自信笑谈,称回答这个问题“会显得我有野心”。似乎中南海咫尺可望。

但到2011年中,形势却似乎微妙地急转直下。这一年六月,薄熙来率领千余人的红歌合唱团,浩浩荡荡开进北京,试图至少找到一位政治局常委为其站台,以期在惶惶中为自己增添些定力。只是非但常委们集体缺席,连政治局委员也无一露面,红歌现场的薄熙来尽管依然笑容满面,但形单影只,颇显萧索。

再之后的故事便尽人皆知了,自王立军奔亡美国驻成都领事馆那一刻,薄熙来的政治生涯便已告实质终结。他冲击了中共的基本规则,成为中共厉行反腐的最根源起点之一。

不久之前,因中国两会后的舆论需要,重庆市再度大篇幅、成系列批判薄熙来和孙政才,并将前者定性为“资产阶级政客”,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

颠覆中共传统基因

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政客”是一个天然的贬义词,有着来自基因层面的抵触。《重庆日报》在文章中说,薄熙来“热衷于政治表演,哗众取宠、沽名钓誉,要么只说不干、弄虚作假,要么杀鸡取卵、寅吃卯粮,要么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完全一副资产阶级政客的做派。”

这和半个世纪前中共文革中批判走资派的表述异曲同工,“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欺上瞒下,玩弄资产阶级政客的卑劣手法,抗拒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可见世殊时异,虽然反腐和文革在意义上南辕北辙,但中共对“政客”的厌恶却是一以贯之的,对虚伪的“政治表演”,根底上便不信任,极为排斥。

 

西方式选举中执政能力并不重要(图源:Reuters)

从这一点来看,始终在“表演”的薄熙来,走向败落实属必然。他在重庆花样百出的唱红打黑;履职三年在渝的各种讲话、批示、文章等就以百万计;“世纪大审判”“10万人红歌会”“知名媒体看重庆”……林林总总皆旨在为其拉抬个人声势。如果说中共以其政绩尚可在初期容忍薄对噱头和排场的喜好,那么一旦察觉其政治异心,自然便不会再姑息。

薄的“政治表演”和乖张作风,与中共推崇贤能为官的“初心(电视剧)”,早已离题万里。

从《史记》说开来

既然薄熙来被当作官员的反面典型,那么中共眼中的贤能官员又是什么样的,标准在哪里?贤能二字,一曰道德、一曰能力,任缺一者则要么是德不配位、要么是有德无才,危害都比简单的平庸要大得多,唯有二者结合才是理想状态。

历史的看,纵览中国各朝史书,有两类官吏最为受到推崇。如早到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循吏列传》,便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及李离五人,虽然皆位高权重,却仁厚爱民、清廉自正,在政绩和道德层面均是士人典范。

同样在《史记》中,司马迁亦列出《酷吏列传》和《佞幸列传》,对这两类官员进行批判。他们或者热衷于严刑酷法、肆意杀戮,或者吮痈取宠、专事谄媚,为人所不齿。

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奴隶社会晚期,中国便已经对国家组织中的统治阶级有了比较清晰的好恶标准,此后随着儒家大扬逐渐固定为主流史观,“贤能”成为选官的唯一指标,并深刻浸染了中国人的现实基因。

再往后看,历代以降,前述所指的两类官员便渐而突出。一类如诸葛亮、包拯、海瑞、于谦等人,他们贤达清廉、为民请命,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保持极高水准,人格光辉古今卓然;另一类则事实上是所谓“酷吏”的某种变形,他们都是一时之选的伟大政治家,推动乃至主导了时代的变革,尽管在个别层面存在过错或非议,但作为甚伟,瑕不掩瑜,譬如商鞅、李斯、张居正、管仲等各朝名相。

时间走到今天,中国虽然从人治迈入法治,但孕育于文化土壤中的价值观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中共建政以来,受到官方肯定的官员依然不出“贤能”二字,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周恩来、孔繁森、焦裕禄、杨善洲;如略有争议但杰出引领中国前进的毛泽东邓小平。此两类人,同中国历来史观所宏,仍旧恰合。跋扈张扬,制造冤狱、一心谋权的薄熙来,显然不在其中。

选举选不出贤官

西方政治将民意放在最紧要位置,虽然字面上保障了个人权利,但却逐渐走向片面。比如2016年美国大选投票率只有57.3%,也就是说成为美国总统的候选人,其支持率可能只占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剩下那么多人的民意又由谁来代表?

对西方选举政治的警惕,如低投票率和治理能力欠缺,是促成中国极度排斥“政治表演”的另一关键推力。

再则对程序正义的极端追求致使西方政治体制易进易出,近者如特朗普和马克龙,就任总统之前均毫无从政履历,是完全的政治素人,乃是依靠对选民心理的精准把握及强大的宣传策略成功,其本身的能力是不可知的,仅有单薄的口头承诺可供参考。

这就使得西方政客长于选举而弱于施政,他们总是高喊合乎潮流的政治口号,捉摸急剧煽动力的宣传方式,以期在“易进”的大门前,能够击败其他竞争者;而“易出”的设计,又导致各届政府间常常在政策上彼此翻覆,以兑现对选民的承诺,彰显自己与对手的截然不同。还看特朗普,在其上任后,短时间内几乎将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清扫一空,却并不理睬是否会给民众造成损失。

与西方相比,中国是完全不同的路径。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至少在领导人层面,绝大多数都以政治为终身职业。他们没有西方政治下的竞争压力,无需通过攻讦同侪哗众取宠。唯一的上升标准便是“拿得出手”的政绩,以及经受住监察机构的检视。在中共《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中,中国的官员选拔结合了政治、品德和民意的方面,“贤能”仍是核心。

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的选拔制,和数千年以来一样,依旧强调伦理、强调责任,是在培养“公仆”而非职业“政客”,推崇的是“默默耕耘”而非“沽名钓誉”。

在重庆“自立王国”的薄熙来,既犯了文化的大忌,也犯了为官的大忌。他冲击的并非简单是中共的规则,更是对中国稳固的“贤能”价值观的破坏。西方的选票制度不可能充分体现民意,也未必能选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薄熙来想在中国走这条“捷径”,最终只能水土不服,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