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这篇文章想揭示一下中国社会的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

先看一下两位大咖的事迹,作为序幕。

1917年11月18日,有一只3000多人的北洋军队,溃败到长沙一所著名的学校附近徘徊。这所学校有很多学生,他们就像待宰的猎物。

在这些学生中,有一个湖南人判断:溃军并没有发动进攻,那么显然它不知道长沙防卫力量的虚实且群龙无首。于是,他带着几百个学生志愿军,拿着木枪,虚张声势,在警察的帮助下,把溃军全部缴了械。后来由商会出钱把溃军遣散,使长沙免于一场战火。

这个人姓毛,字润之。

其极高的格商勿庸置疑。

时间倒退9年,1908年,地点转移到了上海,有一个精瘦的浙江青年出现在了黑暗的街头,嘴巴里骂着「娘希匹」,和一伙人潜入一个监狱里,解救出了一些黑帮成员和革命者。在跑出监狱后,他向远处的天空望了一眼,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黑帮。

他姓蒋,字介石,又名常凯申。

其格商甩别人几条街,也毫无疑问。

这是现代中国最有名的两位大咖。他们的出场,隐隐约约决定了他们以后的「商业模式」。

润之发现,当时中国市场的主要矛盾是屌丝的基本需要和剥夺性的公司生产之间的矛盾。所以,必须把屌丝作为主要的利益同盟,借此扩展开去,并和广大精英建立「心理同盟战线」。他走的是「以屌丝包围高富帅」的路线。

凯申则不是这样。他对市场的研判是:中国市场的主要矛盾是个人的实力与公司权力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其商业模式是找到风投,找到高富帅作为利益同盟,并运用个人实力爬到权力顶端,制约各路精英。

这两种商业模式都符合市场实情,都是成功的。但润之所运用的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原理更厉害,商业模式更符合趋势。所以,1949年,他们决出胜负,凯申退出中国大陆市场。

1925年,润之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书中,把利益同盟的原理阐述得非常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关于心理同盟的原理,他没有用一本书的规模去进行阐述,但也留下了「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样的语录。

壹 

序幕揭开后,来看一下崔永元事件所碰到的一样东西:权力禁忌。

它的显示时间是6月24日。

从5月24日还击范冰冰开始,刚好满一个月。

一个月来,崔永远以一己之力手撕拥有庞大利益链的娱乐圈「阴阳合同」黑幕,完全就是一个孤胆英雄。

可是美国的电影一般是这样演的:

某个内心有正义感的人,被卷入了一个诡异的事件中,遭到黑恶势力的伤害。他没有沉默和屈从,而是起来和黑恶势力斗,并且和权力机构配合。但后来的剧情揭晓,权力机构中的「BOSS」,正是黑恶势力幕后的老大,那个事件正是他策划的,背后有一个惊天的阴谋……

当然啦,那是美国的电影套路,控诉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中国社会欣欣向荣,好威武支持有希望了,满满的正能量,这些剧情是不存在的。

嗯,我们务必有这样的觉悟。

可是或许有别的剧情吧?

我们看一下崔永元怎么说。

6月24日,他连发两条微博,只间隔两分钟。

第一条微博说,前两天某总局着急忙慌地想「再听一次情况汇报」,结果有两个不明身份的人一脸严肃地跟着听。他们是传说中的「蜀黍」。

第二条微博说,他再也不想和某总局打交道,板上钉钉的证据摆在那儿,还天真烂漫好奇心满满,恨不得让你提供对方数钱的抖音。

至此,我们应该搞清楚一些情况了。

贰 

事实上,从一开始,小崔就「犯规」了——触到了没有文本,或不会把文本显示出来的权力的游戏规则。

一个被设定了只是权力支配的客体的人,怎么可以在网上抖出「阴阳合同」,借助舆论给权力施加压力,让他们如何如何呢?权力是听你的,还是听领导的?

更何况,权力对政娱关系的「建构」,由于影响力很大,需要很多幕后操作,而且要具有稳妥的可控性,不能推到前台来。

可小崔公之于众,偏偏客观上把这一点亮明了:直说,查,还是不查吧?

这相当于用舆论倒逼权力。

这并非崔永元的本意,但一旦亮出「阴阳合同」且引发轩然大波,他要想挽回客观上用舆论倒逼权力的局面,不给领导增加麻烦,就只能道歉并且否认有「阴阳合同」的存在,而这样一来,他和娱乐圈大佬们的对决将丧失全部筹码。

所以他只能被逼着往前走。

但用舆论去倒逼权力履行职责,或维护正义,已经是2012年前的往事了。6年来,政治社会背景早已发生巨大的变化。还在让「民意」去对权力要做什么什么指指点点,权力何来的权威?

民众被告知似乎应该清楚新的游戏规则——虽然是不写在纸上的。

这也是一个转变,值得体制内人员高度注意。既然权力的监督已经主要是内部监督,那么,官员的风险、晋升就主要是受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那么,弄懂政治结构变化的趋势和方向,以及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跟对人和跟对趋势,就相当重要了。

崔永元是名人,在行使舆论话语权上,有一定程度的「豁免权」。

所以,虽然人家不一定高兴,但也能轻松化解「阴阳合同」施加的压力。

化解很简单,把你晒出来的「阴阳合同」当成一种「网络举报」即可。同时,表示高度重视,责成相关权力机构去查。

但接下来的一切,应该隐身于幕后。

所以,在接过「阴阳合同」这个山芋时,权力机构会跟崔永元形成一个契约,没有口头的契约(想必有吧?)也会有心理契约:你「举报」后,材料交给我们,就不要再在网上去说了。

可是,小崔明显没有在这个契约上签字,不仅继续披露,而且把一些人的马云爸爸都扯进来了。

这就超出权力秩序,让它感到焦虑和风险了。

权力当然会作出反应。

 

叁 

严格来讲,没有谁可以单打独斗。一个孤胆英雄,如果缺乏「盟友」,他一天都坚持不下去。崔永元之所以站出来,固然是因为敢自我担当,但也是因为他坚信自己站在了某些人一边,或有些人会站在他一边。

换句话说,崔永元至少有心理同盟。

无论是润之所说的革命,还是大咖们所说的创业,或是在体制内外的生存博弈,都无法绕开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这个「首要问题」。忽略这个问题的人是没戏的。

原因也很简单。

用IMC心法所说的社会游戏规则的原理来讲,社会游戏规则无非是分配两种东西:利益和心理。分配的结果决定了一个人的社会处境和心理处境。

但「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是人群、结构、观念的一个博弈场,因此,各群体或个人,会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去影响游戏规则的制订和解释,去在结构上增强实力,在观念上获取话语权,使对利益和心理的分配有利于自己。

房地产最大拐点即将来临

利益同盟

先说一下利益同盟。

如果愿意的话,凡是在同一个利益结构,或利益链上具有「共容利益」,或利益趋向一致的群体,都可能会成为利益同盟。他们之间当然也有利益剥夺或狗咬狗的现象,但面对利益链条上处于对峙地位,或预设了是剥夺对象、博弈对象的群体,毫无疑问是利益一致的,且有共同的诉求。

比如,房地产这根利益链,就有很多群体成为利益同盟。

政府、房地产商、炒房者、房产中介、已经买房「上车」的人,这些人在房地产这根利益链上是利益同盟自不必说,像建材、钢铁、装修等相关产业也是。维系这个利益同盟的共同利益的,就是房价上涨。所以,他们都有希望房价上涨的诉求,因为这会具有利益预期或扩大利益增量。

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个利益同盟在政治-社会-经济-人心这个结构中的实力是碾压性的。游戏规则是由他们制订,而他们也操纵了这个社会的话语权。像「丈母娘」之类,都会自动地成为他们的心理同盟。

到现在还看到某些人寄希望ZF这个「盟主」去降房价,让人实在不知道去说什么好。

那这个利益同盟的利益获取从哪儿来?当然是从没有买房的人身上,从那些已经买房的人对自己未来的透支,从社会经济结构中其它的行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从所有人所支付的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从经济-金融风险,从社会生态的破坏……

我认为,这个利益同盟之所以二十年来如此坚固,是因为它通过这种透支的方式,可以不断地吸纳原有的反对者加盟。在2018年前,它的结构是开放的。当然,从2018年起,结构越来越封闭。

润之的商业模式之所以成功,恰恰是因为凯申推崇的那种商业模式,是对社会底层封闭的。但当时的中国恰恰是一个在政治-社会-经济-人心结构上二元化的国家,社会中上层和社会底层是脱节的。只要给占绝对多数的人输送利益和心理能量,就足以颠覆一切。而办法,就是同时把利益同盟变成心理同盟。

肆 

心理同盟

关于心理同盟,我想说一下20世纪初意大利GCD领导人葛兰西。因为他提出的「文化领导权」概念绝对经典。这是心理同盟的一个主要内容。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战争的一系列创伤使欧洲社会阶级矛盾达到了空前尖锐的程度。从1918年到1923年,在德国、匈牙利、奥地利等地相继爆发了起义和革命。在这些革命中,不少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是,所有这些起义和革命最后都失败了。

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在「革命条件」都成熟的情况下,俄国可以取得并巩固十月革命的胜利,而其它欧洲国家却不行,即使夺得了政权,最终也巩固不住呢?

葛兰西像润之一样,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他发现,那是因为俄国在国家的结构和功能上,跟西欧压根就不是一回事。

俄国是什么呢?其实跟润之时代的中国类似。它的政治经济结构对社会底层是封闭的,中上层社会和社会底层脱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实力取决于「枪+人+钱」。换句话说,谁在一个具有社会控制能力的利益同盟中成为「盟主」,谁就可以控制「国家」。

在这样的社会,公式是:国家 = 政治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里,国家说穿了就是在政治结构里的那些人,那些机构,那些制度。至于政治结构之外的人,或者是权力管治的对象,或者可以忽略,他们并不真正参与政治结构,变成利益或心理同盟。

这是人类社会的进化,还没有摆脱专制痕迹时的普遍现象。拳头不管是不是真理,但控制国家由它说了算。至于草民百姓,不服也得服。

但西欧在社会进化上,早已甩这样的社会一条街。

葛兰西发现,像德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西欧国家,国家并不仅仅是政治社会,叫「国家」的那种政治结构,也不仅仅是政治社会,还有市民社会。用他的话来说就是:

「通常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即用来把群众控制得与特定的生产和经济类型相一致的专政或强制性机器——而不是把它看作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平衡。我所谓市民社会是指一个社会集团通过象社会、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

在这里,葛老师所说的「市民社会」仍然很晦涩。其实现在欧美的「中产阶层社会」就是「市民社会」。它干的事情就是通过私人性的、非暴力性的社会组织,把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无形中也行使着一个国家的领导权。

这种领导权,就是「文化领导权」。

由此,得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公式:

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西欧的起义和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并没有获取关于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说,无产阶级没有和社会其它群体形成心理同盟。

这种局面,甚至持续到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对美国社会的判断。他发现不仅中产阶层,即使是工人都没有任何「革命意识」,都是认同资本主义的。于是,他发现,恐怕只有社会边缘人,才有「革命意识」了。可是这些人成为革命的心理同盟有什么意义?革命的利益同盟又在哪里呢?

 

伍 

可以看到,只有利益同盟不一定靠谱。利益同盟要想持续发挥威力,必须同时也变成一种心理同盟,或尽可能在社会中获取心理同盟。

心理同盟跟利益同盟一样比较复杂。但大致是指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有一些共享的东西,在特定情境中可以形成一个心理共同体。比如,在「北京人」、「上海人」、「东北人」这样的旗帜下,一大帮人会感觉大家是一路的。当然,在这个旗帜之外,或脱离了特定情境,心理共同体就消失了。

第二个层面:有共同的情感情绪投射的地方。比如,大家都去骂马蓉,都去吓尿美帝。

第三个层面,有所谓共同的「三观」,在价值观念上差异不大,大家的自我容易从对方身上获得支持,有认同感。

第四个层面,属于相同的心灵气质,比如在某瓣装文青的,在某乎装知识逼的,自我感觉就很良好,而其它人则对装逼天然讨厌。这些心灵气质让社会形成了很多亚群体,大家一看就不是一路人,搞不到一块。

第五个层面,是相信或信仰某种意识形态,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还是别的东西。

第一、第二个层面的心理同盟是情境性、即时性的;第三个层面的心理同盟也受情境约束,形成心理共同体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不强;第四、第五个层面的心理同盟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

润之所说的「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以及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是在第五个层面上说。这是政治家的眼光。

「统战」,翻译一下其实就是争取到更多的心理同盟,从而巩固利益同盟。

把我在《格商》(点击查看)里讲的一种思维——分解性思维——稍微运用一下,我们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奥妙。

很多东西(尤其是跟观念有关的东西)有这样的特征:或者它因为很复杂,所以是混沌的,或者有人要把它弄得混沌让你头脑混沌,从而达到别的目的。

这个时候,分解性思维可以发现真相。

比如,「国家」、「祖国」这样的概念。

分解一下:

国家 = 土地 + 政府 + 人民;

祖国 = 传统 + 土地 + 人民。

看到没有?「ZF」很谦虚,暂时不出现在「祖国」的公式里。

所以抗日的时候,你听到润之等人说「国家在危急中」这样的话吗?只听到「中华民族危急」之类对不对?而凯申们,提到的好像更多是「国家」吧?

为什么说「保卫祖国」比「保卫国家」更有效果?

用公式一看,原来「祖国」除了土地和人民外,跟传统是联系在一起的。自然情感更浓,更能激发心理能量是不是?

20世纪80年代,张明敏老师唱了一首歌「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你看,用的是「祖国」而不是「国家」。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香港人(那时香港还没回归),而是当时一直在对海外华人进行统战。你不一定马上直接认同ZF,但你肯定认同这个传统这片土地这些人民啊,进而,而ZF恰恰可以代表这些啊。

对于「祖国」,海外华人充满浓浓的自然情感,可是对于「国家」,那需要看一下了,可能他们的国家已经是美国、新加坡。不仅国籍已不是,而且对ZF很难谈得上有多少自然情感。

所以当招商引资,要获取海外华人的认同时,打的一直是「祖国」牌。

但现在好像很少用「祖国」去说事了。

因为现在「厉害了,我的国」。

这种话语方式,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海外华人的认同,增强心理同盟。很多时候,利益同盟的建构是通过心理同盟这条路的。

陆 

我们来分析一下崔永元事件。

可以发现,崔永元的诉求不是利益,而是公道,他并没有利益同盟。

因为事涉娱乐圈的偷税洗钱等嫌疑,权力原本应该作出利益反应,因此应该以利益同盟的形式和崔永元形成合作。但前面讲的,崔永元触到了权力禁忌,也打乱了权力按自己的方式对政娱关系的建构,崔永元反而只是成为一个「添麻烦」的人。

他的心理同盟呢?也就是声援他的社会舆论。这些舆论也只是局限于心理同盟而已,没办法变成利益同盟。另外,这个心理同盟主要是第二个、第三个层面上的,明显不牢固。

而且,它的情境是网络,大家是一群社会原子,以网络ID而不是现实中的实体出现,主要是借助于观念,借助于心理能量的激发才聚在一起形成舆论。因此,只要一些东西无法显示,只要情绪进行了释放、转移,这个心理同盟就很容易解体、消散。

很多曾经激起舆论巨大关注的事件一段时间后不了了之,利用的就是这种心理同盟的软肋。

娱乐圈呢?表面上看,因为忌惮于崔永元的「一抽屉合同」以及他的心理同盟而保持沉默,但其实在利益同盟上,他们的实力是压倒性的。想一下马云兄也出现在崔永元晒出的图里就知道。更何况,政娱关系的建构,其中的空间,是可以进行想象的。

心理同盟呢?看上去弱一些,但实际上在这场博弈中,也不太需要。

所以,崔永元是值得尊敬的。无论结果怎样,这都已经是一个可以写入以后的史册的事件。

柒 

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可以有这样的关系:

利益同盟可以变成心理同盟;

心理同盟可以变成利益同盟;

不是利益同盟,但是心理同盟;

不是心理同盟,但是利益同盟;

强化或弱化利益同盟,可以影响心理共同体;

强化或弱化心理同盟,可以影响利益和心理处境。

这就提醒我们,不能仅仅以单一指标去看问题,而应综合地从利益同盟、心理同盟的角度去看。只从阶层的角度去区分人是错误的。

像HM药酒「跨省抓捕医生」案。即使有舆论介入,但谭秦东仍在询问中出现了「精神疾病」症状,并且道歉。HM不伤分毫。而滥权者更是没什么事。

这背后牢固的利益同盟我们就不用去想象了。

但是,这几天有个消息显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它的利益同盟。它状告上海律师程远「侵犯名誉权」,一审败诉。

今年3月,程远在其公众号上发表文章《广告史劣迹斑斑的HM药酒获「CCTV国家品牌计划」,打了谁的脸》。于是,HM进行起诉,要程远在CCTV或人民日报发布道歉信,并赔偿商誉损失费一元」。

看得出来,HM只要拿下了在医学上似乎有权威的医生和在法律上似乎有话语权的律师,谁也不敢再对它指指点点。

但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不在内蒙古,而是在上海。

6月13日,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程远写的那篇文章不具有贬损原告企业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违法性,驳回HM的诉讼请求。

判决书说,文章是对食药品安全之公共利益的关注,应属受保护的言论自由之范畴,「原告作为知名企业,对于社会公众的评论和舆论监督应负有更多的容忍义务。」

这种姿态显示出:法官并不是HM的利益同盟和心理同盟。他们还在坚守自己在法律上的专业判断,坚守一种叫做「正义」的东西。

事实上,他们是这个社会很多对「正义」还有所尊重和敬畏的人的心理同盟——这些人,可以是社会上层,可以是中产阶层,也可以是社会底层。

拥有良知,拥有正义感的人,是不分体制内外,不分阶层的;同样,好人,坏人,也是分布在体制内外和不同的阶层里。

固然,政治-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会让不同身份和阶层的人处在不同的利益处境。官员和白领当然不是同样的利益处境。但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正如F所显示的,心理同盟的弱化,会影响到属于心理同盟的所有人在社会中的利益处境和心理处境。如果一个社会是扼杀自我、不守底线者的心理同盟影响游戏规则,那好人、坚守良知的人在博弈中就难以胜出,最终,很多位置被相对立的心理同盟占据,那老百姓面对的就是一群不管自己死活的人了。

所以,好人、坚守良知的人在体制内外越能具备话语权,越拥有实力,越能创造「公共善」。

我发现,从IMC关于真自我体系和假自我体系的博弈分析来说,假自我体系在维护其心理同盟和利益同盟时几乎是本能式的。不说大的,像你被伤害了,想要讨个公道,都有人出来要你「宽容」。「宽容」者就是伤害者的心理同盟,他们采用了密切的分工:一个作恶,一个给你施加道德压力不让你自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