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一位患有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老妇对警察痛苦又无奈地哀求着。

这段对白,出自中国大陆最新上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这是一部票房、口碑俱佳国产电影:在点映期间票房过亿,上映第一天已经有十多万中国网友给出了9.0的高分。作为一部有可能成为现象级电影的作品,它切中了许多中国人的要害——生老病死,是每个人内心的隐忧与伤痛。

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家庭(图源:VCG)高昂的药费随时有可能拖垮一个殷实家庭(图源:VCG)

徐铮在电影中的演出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图源:VCG)徐铮在电影中的演出被认为是“教科书级别的表演”(图源:VCG)

摇摇欲坠的中产

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年初那篇刷爆朋友圈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即使是平时被视作殷实的中产家庭,也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病痛面前无力无措,而因病倾家荡产的真实案例绝不在少数。

许多读者也许不是中产,但对这篇文章的读后感是一致的:感到脊背冒冷汗。他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这样的“流感”或相似严重的大病临头,他们同样没什么胜算。正是这种痛苦的提醒与认识,让他们产生了共鸣,它是共享的哀鸣。

在一般的学术描述下,中产阶级是以理性著称的,趋利避害,甚至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一旦被家中“病人”拖入无边无际的医疗生态中,就发现要花费前所未有的力量去聚拢“理性”,但所有基于理性的选择,真的是“理性”吗?作者在扪心自问,读者也找不到答案。

流感下的中年,是中产阶级的中年,是中国国情下的中年,所以通感丛生,让读者的心神难免摇曳生姿。如果“流感”正是中产危机的隐喻,风要往哪个方向吹?在ICU外计算卖房款能顶多少天费用,上有老下有小的不安中产,不进则退,又要在不完美的中国何去何从?

保护创新还是保护人民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然而,这些仿制药并未获得中国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此假药非彼假药。仿制药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它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动辄几亿美金的研发经费和数年的研发时间。

但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现实的。

有人指出,这里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药厂可以改变药物开发模式,降低成本;政府应该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个人可以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而社会上的公益组织更应该发挥功能,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

值得一提的是,《我不是药神》有意无意地不去触碰这类问题的红线。电影的矛头没有指向制度,也没有指向医药公司,而是取巧地指向了人心。医药公司代表有他们的立场,警察站在自己的执法立场上也没有错,印度仿制药治病救人,但也的确不符合法规。没有谁是绝对的好,也没有人是绝对的恶,这是规避风险的方法,也不能说不是现实。

保护制度还是保护人民,暂时还没有正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