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第一財經》1月19日報道,1月15日,未來論壇2017年會暨首屆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在北京舉行。在上午關於未來教育的圓桌討論中,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饒毅教授(資料圖)

在討論中,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未來科學大獎科學委員會委員饒毅再發一串犀利言論。因為理念不同,饒毅和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現場“相愛相殺”了一番,直言自己對於錢穎一同時參加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和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意見非常大”。饒毅自己還為此寫了一封信給錢穎一,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因為怕錢穎一不高興。

饒毅說,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了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饒毅甚至“質問”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麼被拷問的?

除了吐槽湖畔大學,饒毅還“炮轟”了美國教育,稱特朗普當選代表了美國教育的失敗。

饒毅指出,儘管中國很想學習美國的教育體系,認為它是鼓勵創新的。但是美國教育有自身無法迴避的弊端,比如它長期為權貴家庭子弟服務,這代表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沒有。美國教育對考試成績有缺陷的權貴子弟開路,放棄了基本的底線。

他認為,此外,美國高等教育給中國的教訓是:美國普通人如果自己能力不夠,不會反思自己能力的問題,而是會歸結於別人的問題。這是美國高等教育對普通人的腐蝕,我們的教育改革要避免這一點。

在1月15日的未來論壇2017年會上,頂級科學家、教育家、投資人聚集一堂,對如何改進中國的教育,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創新社會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在討論一開始,1986年圖靈獎得主、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John HOPCROFT就拋出問題:“如果你是中國教育部長,你會怎麼做?”這個問題引發了參與討論的科學家、教育家和投資人的激烈討論。

以下為論壇圓桌討論實錄的部分內容

John HOPCROFT(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系工程學與應用數學教授,1986年圖靈獎獲得者): 我可以從最後開始,專家可以去評論一下,如果你們要成為教育部的部長的話,會怎麼做?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 有一件事是可以做的,也是很有意義的,就是現在中國所有的學位都是教育部和國家發的。大學的學位證書不能是大學自己發的,都是全國統一的。所以他的教育部要管很多事情,回答你的問題,為什麼要管很多呢?因為學位是他發的,而且只有一家發,其他的大學,只是在運作、運行,所以他就要管很多很多事情,剛才李凱教授講了原因,要管很多事情,其中這是一個基本原因。

其中一個改革的方向,各個大學自己發自己的學位,這樣的話,大學之間是有競爭的,而且大學的聲譽是非常重要的。其實跟這個類比的是經濟改革,改革前,所有的國有企業都是國家全部都管,有計劃的,現在教育上也是,每一個教學項目招多少人,中外合作的項目都需要教育部批准,因為這個學位都是一家發。有一個擔心,各個大學如果都發學位,會不會發濫了,有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經濟改革初期也有這種擔心,一樣的。怕如果每個企業都可以自己定價,每個企業都可以決定自己生產什麼,是不是也會濫呢?

事實證明,這裡面取決於市場的競爭,取決於一些監管等等,同樣的道理,每一個大學是不一樣的,有自己的聲望,他很在乎自己的聲望,大學特別在乎自己的聲望,因為大學跟企業不一樣,學生的質量和教學的結果和研究的結果,在社會中的聲望是極其重要的,而且大學延續的時間又很長,從世界的各個大學中可以看到,如果每一個大學自己發學位,自己有自己的特點,有自己的特色,同時又關注自己的聲望,這樣一種良性的競爭會既使得教育部管的事情不會這麼多,另一方面,它也會改進高等教育的質量。

張磊(高瓴資本集團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校董事會董事): 我想說兩點,我覺得剛才講到了教育的發展西慶也講了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和大的問題,我想距離,因為我們談教育可以談一整天也談不完,今天我就想講一個高考和教育不公平的問題。其實高考在中國的體系中,以及在中國現有的政治、經濟發展環境中對中國來說是最公平的選擇,對更多的窮人子弟,雖然是獨木橋但至少有機會能改變命運,很多人在會場也通過這個實現了社會流動性。

但我最近有一個事情是比較值得警惕的,我非常不同意在中國現階段就立即實現像耶魯這樣的招生政策,我們不見得不成績為主體,中國的制度還是有很多合理性的。可是很值得警惕的是,隨着社會經濟快速的發展,使窮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對教育資源以及備考資源的佔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跟當年的形態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了,這是我覺得在這上面要進行一些改革,是能夠照顧到包括教育公平的問題的。另外我覺得改變現狀的另外一點是要鼓勵多方位的辦學主體,既然這個社會發生了變化,不只是一個,也不見得是把全部的橋拆了,但至少不能只建一座橋,要有多種橋,甚至有擺渡船幫助大家以各種方式到達教育和自我認知、自我豐富的彼岸。

我非常同意西慶講的這一點,對教育的多樣性的要求,有精英教育、有普惠教育、有技能性的教育,還有剛才講的對職業的教育,我覺得這種多樣性的要求更需要我們要儘快對教育制度進行改革,使教育參加的主體多樣化。換句話說,我希望借這個機會呼籲教育的供給側改革。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認為如果是在2016年11月8日以前,剛才這些問題都值得討論,可是特朗普的當選代表着美國教育的失敗,也就是說我們得注意中國的教育在哪些方面學習美國的教育,哪些方面避免美國的失敗,包括美國的教育家應該認為這是美國教育的失敗,至少有兩個層面是美國教育失敗的結果。第一,在美國的精英高等教育中,包括耶魯這樣的大學,當時普林斯頓和哈佛也沒有例外,他們長期為權貴家族的子弟,大大低於正常標準入學,像特朗普這種不讀書的人,不僅入學還可以課程及格,這是全世界很奇葩的問題,這代表了美國教育的腐敗。所有的教育都需要有一定的標準,不能低到連基本常識都不懂的人,能從美國的高等大學畢業,這個畢業就代表美國教育長期存在的問題。

這個問題首先中國不能學,各個學校一定要有一定的標準,所以我們的考試成績優缺陷但避免了另外開一條路,為權貴家族開路。第二,這個問題還有關目前中國大量權貴家族被美國的精英大學錄取,而且低於標準地通過各種所謂的環節。美國高等教育的腐敗成份在對中國進行腐蝕。我們如何避免以後只要有美國名牌大學的學位就可以到中國來橫行,這就是中國的民眾堵住美國腐敗分子對我們的影響。

從普通也是general的大學來說,不是精英教學來說,美國人民在全世界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經過辛勤努力改善自己的狀況的情況下,美國人民不思進取,美國一般人民把自己的無能當做別人的問題,而以堵住全球化而不是rechange自己,讓自己適應現在的社會,這是美國普通高等教育對美國普通人民的腐敗,美國人民要在這種腐朽的教育制度重型過來,所以我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面臨著更大的危機,在沒有這些問題解決的情況下,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國墮落只會越走越遠,而不會像有些人認為的在制度的限制下會很快地恢復。這是我對現代高等教育特別是美國高等教育的教訓對中國教育的啟示。

我認為中國今天設立未來科學獎,正好與美國反智主義傾向是相反的,我們要認可和要肯定的就是探索真理、追求卓越的人們,自然科學是比較容易有共識認可追求卓越的人,他們帶來的是智慧,而不是腐敗。所以我認為,我們未來科學大獎在中國的設立,實際上是向美國宣戰,我們就是認為特朗普極其積極地支持者,包括像考試很差的一些人都是反智主義的,我們就是要走一條與特朗普為代表的相反的道路,我們認為特朗普的當選、特朗普繼續做這些事只會導致一個結果,就是特朗普會使中國變得偉大,Trump make China great again。

Richard Charles LEVIN(Coursera首席執行官,耶魯大學前校長): 一個人說教育不好不能代表教育就真的不好,其實我是非常不同意的,最開始我們要談的這個問題其實是教育的變革,我再說幾個點吧,張磊說的關於差異化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來說當然希望看到非常一流的高質量的教育以及研究機構的出現,對他們來說,有一點是非常正確的,但另外有一點我剛剛也提到了,就是關於掌握技能的這種教育或者是在職的培訓,對一流的教育機構來說,他們現在做的還不夠。

所以我們現在要着眼的地方就是如何提高二流的、三流的提供職業在職培訓教育的教育機構他們的效率以及他們的規模,我相信我說的技術可以在這方面發揮非常重要的作用。現在也已經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看到了技術在這方面帶來了一些革新。另外,我也非常同意李凱剛剛說到的,要讓一個研究機構和教育機構往前走,其實是取決於多方面的因素的。

如果我們看一下中國一流的大學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其實還不夠強,如果他們希望成長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的話,需要有更多的學術成就,政治的因素就應該在學校里更加地弱化,不要什麼事都需要經過黨委書記的簽字認可,這是行不通的,這樣中國的一流大學才能在世界起到更多學術方面的引導作用,這會是非常有幫助的。

Jeffery S.LEHMAN(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兼美方校長): 我想要說的是,我同意大家的看法,但是說到教育的管理,我們其實是希望達到兩個方面的平衡,一方面是教育的快速發展,大學的快速發展,他們希望在教學方面取得更好的質量。第二,是質量的控制,這和其他的行業並沒有什麼樣的不同,我們一般性的想法是,如果你希望快速地推動創新,我們必須要進入到一個自由的市場上,每個人可以自由地做、自由地競爭,如果要進行品質的控制的話,不能允許這樣做,你必須處於二者之間,即一個自由的市場和中央的規劃之間達成平衡。

一方面我們可以讓人們自己做出教育質量的判斷,我會告訴教育部的部長說,中國現在有太多的集中的中央的規划了,可是也不可能直接走向一個極端進行完全沒有監管的自由的市場。質量的控制需要透明度良好的高質量的信息,這樣的話可以讓人們去評判提供的教育的質量。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們把討論拉回方向性的問題,因為我們錢穎一老師在杭州參加兩個大學,一個是施一公領導的西湖大學,一個是馬雲領導的湖畔大學,我對錢穎一同時參加這兩個大學意見非常大。我曾經寫了一封信,修改了三遍最後沒有寄出去,怕他不高興,我還不能把它讀出來。

因為施一公和包括錢穎一在內的幾為同仁建立西湖大學目的是進行精英教育,是希望培養一批自然科學、經濟管理的領袖和中堅人物,讓中國在發展過程中在未來的畢業生中獲得一些推動力,而從我們其他人的角度來看,穎一居然“被攀附”的湖畔大學,那不過是一個看起來是賺錢培訓班,那跟我們的大學教育至少看得過去是南轅北轍的,方向性相反的。有可能這兩個大學都不代表中國的高等教育的方向,但也有可能是代表兩個決然相反的方向。在這樣一個苗頭出現的時候,我在想錢穎一的良心是怎麼被拷問的?

錢穎一(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饒毅在幾個月之前已經跟我交換過看法,可是我沒有答案,今天問題的討論跟我們這個很相關。我確實是在推動杭州的兩所大學,西湖大學還沒有,現在是高等研究院,希望將來是大學,湖畔大學雖然叫大學,但是它還不是教育部意義下的大學,因為它現在做的事情是培訓年輕一代的企業家。我覺得這個討論也是我回答饒毅教授的問題,跟我們的討論非常相關,就是高等教育的服務、它的使命、它的目的,或者說它的任務task是多元的、多方面的,人才的需要也是多層次的,剛才很多人都講到要考慮到多元性的方面。

至少,我看到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兩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是我們的企業、社會感覺大量的培養出來的學生沒有實踐經驗,不能馬上發揮作用,不好使用,這是大量的企業反映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一類。還有一類對於精英大學、對於高層次的精英大學的抱怨是,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創造性不夠,你說這兩種抱怨都對不對呢?都對,因為這個社會、這個經濟既需要大量的、有技能的生產者,也需要有創造性的創造者,所以我覺得這不是either or or,不是只要這個不要那個的問題,西湖大學或者說西湖高等研究院的目的旨在辦小型的、高端的、世界一流的大學或研究院,我覺得這是中國極其需要的,這就是我為什麼非常支持,儘管我不是自然科學家。

同時,剛才你說到湖畔大學,它一點不賺錢,它是往裡投入了巨大的資金,是為了培養中國年輕一代的同樣具有創造性的,但是不是在自然科學界而是在創業方面的創造者。一年只是40個人左右,有幾千人、上萬人報名,也是為了教他們一種教學方法,剛才LEVIN教授講了技術的變化,在線教育是不同於課堂教學的。經過我過去10年擔任清華經管學院院長的歷程,我也感覺到有另一種不同於教室中教學的方式、課堂中教學的方式,英文叫體驗式學習Experiential Learning,實際上像湖畔大學這樣的,包括經管學院也在嘗試通過實踐項目學習,這個也是一種將來的方向。其實醫學院早就採用了這種方式,現在商學院也在更多地嘗試。

所以,回答你的問題,我覺得這兩個大學都是代表了中國將來高等教育的發展的方向,所以,我只不過是在這裡做一點力所能及的事情。

饒毅(北京大學講席教授、理學部主任): 我覺得討論這兩個大學的方向跟美國建國的歷史是有密切關係的。美國建國的一個故事是五月花號,一批追求自由的人到美國,美國還有一個不太想說的是弗吉尼亞的Jams Town,這個簡單地解釋一下這個傳統就是今天的特朗普傳統,長期在歷史敘述說美國人不好意思說,但到今天終於爆發出來,特朗普的當選不是一個人代表美國有一批希拉里·克林頓說的我完全贊同的,一群人造成的結果,而不是一個人造成的結果。

我不是政治家,美國一直有一批只看眼前利益的人。那麼我們中國當然也有不同的人,錢老師說我們既要有施一公也要有馬雲代表的兩種教育,他說這叫多元化,我認為這就是方向性的不同。我們中國有這麼多人,老錢說申請馬雲的大學,這也代表中國的人民也有這樣一大群人。如果我們不在這過程中提倡施一公的方向,壓抑馬雲代表的方向,我們以後也會走入即使發展了一段程度也會翻車,也會從世界的高峰跌落下來。美國1991年到1995年是世界的高峰,最後變成世界人民都唾棄的民族和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