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8月17日的《中国研究院》第56次研讨会裡,明镜集团执总裁何频和有军事专业背景的、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民间学者原乡居士、王军涛博士、中东事务观察家马聚、南美问题观察家孙延讨论了中国国内政局的走向。今天《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明镜电视编辑张洛尹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这场讨论。该节目文字稿收录在《明镜月刊》杂志第104期。

法广:前三十八军军长徐勤先的司机刘建国有军事专业背景,又经历过六四,他怎麽看待中国国内现在的政局呢?

张洛尹:刘建国先生认为,国内现在已经到了人民无法再承受下去的局面。中国肯定要变,但要发生大变,目前还缺少些东西。他以六四为例说,八九那麽多的部队进了北京,赵紫阳本来有机会,但他的思维定在那儿了,有局限性,无法有突破。而现在如果再发生这种情况,最缺少的是赵紫阳这种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这是在中国是最可怕的。有渠道或者有联络员,或者他自己手裡有一个团队的政治家现在还没出现。

法广:原乡居士怎麽看呢?

张洛尹:原乡居士认为,中国发生大变的所有的条件,都已经具备了,但为什麽没有发生呢?第一个原因,是中共高度发达的维稳机製,叫防变机製。当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什麽,就是这样的一个民情,像炸药包一样的,炸药包谁来点?它需要一个组织,不是某一个人。它需要组织,有一个领袖。任何一个政变,政变也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从筹算,它从预谋到计划,到联係、筹备。比如说,准备物资,进行安全的通讯,到筹备人力,到製定政变计划,政变之后怎麽办,怎麽联手政变,防政变是一个技术活,政变更是一个技术活!在这个技术活呢,它唯一需要有个组织。这样的组织,在中国,当然在中共这种长期的维稳体制下,它早早就打掉这样的组织,打掉这样的潜在领袖。

但原乡居士认为,中共今天所有的统治支柱正一个一个支被撤掉,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它的经济危机,它的粮食危机,所有的都在爆发,但是老百姓的怒火,也正在增加,这就是一个剪刀差。他认为,社会的大变就是一场大地震一样,它可能不能预报,但是它还是有很多细节和信心,可以给有些人,给他们提供他们决策或者行动的信心。

法广:马聚先生怎麽说呢?

张洛尹:马先生认为,如果是真正的民变的话,相对政体在过渡之后,社会会相对比较平稳。如果是军变或者外部势力导致的变化,那这个国家的动荡是老百姓需要去承受和面对的。他认为,如果是激进的变革或者是暴力的变革,也许会製造出一个更邪恶的旋涡。

法广:孙延先生是怎麽说的?

张洛尹:孙延预期,在2025年以前,中共未必能倒台。他对共产党从来没有乐观过,更对共产党一点信心都没有。

法广:王军涛博士是怎麽说的?

张洛尹:王军涛认为,判断国内这个变局,要讲四个因素。第一个就是变有三个。一,问题。问题现在空前地大,包括我们知道,中美现在在开战。过去中美关係不错,现在中美之间发生很多问题。中国和周边国家也有很多问题。而且金融啊,经济啊,很多问题都要出来了,这都是过去没有的。二,就是这个导致了各个阶层的不满。第三个,就是这些不满的情绪和问题,已经导致了体制裡头这样的一个分裂。这个分裂,就是有很多的出于自己的利益,还有出于一个对社会公正、反独裁、反政治倒退的想法,对习是很不满意。

那还有一个就是对核心的这个维稳、这个防变,共产党早就有一套东西。特别是管自己的队伍,自己的高级干部队伍,它早就有一套东西。所以共产党这个兵变不多,特别是大的这种军事兵变不多。但是这些因素还在继续较量。

王军涛认为,中国已经在大变前夕,只是这个变还没发生。

法广:何频总裁的看法是什麽?

张洛尹:何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权力交接的历史,就是政变的历史。无论是在50年代的高岗事件,60年代的刘少奇事件,70年代的林彪事件,80年代的华国锋、胡耀邦事件,还有天安门事件、赵紫阳事件,到后来的江泽民和胡锦涛,表面上是进行了和平的权力交接,但实际上,后面也是政权的暗箱操作。到了习近平时代,实际上也是进行了一场没有看见的政变。衹要政治文明机製不建立起来,这个政权远远达不到一种稳定,达不到一种安全。所以其实中国会不会在大变前夕,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30年以前也这麽说,60年以前也这麽说,可能30年以后也这麽说,但是有一点肯定的,只要中国任何一天不达到一种文明的机製,政变、军变、民变和官变,哪一种变都有可能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