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爆發貿易戰以後,整個中國社會彷彿都陷入了一個低氣壓狀態,這與之前中國社會普遍處於一個較為樂觀的情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貿易戰之前,儘管中國社會也認為國家存現不少問題,例如樓市問題,但由於中共自身反腐帶來了很多積極的改變以及各項經濟數據也頗為理想,社會對於國家整體狀況依然信心滿滿也相對樂觀。但在貿易戰爆發後,中國社會彷彿遭遇了“醍醐灌頂”的深刻教育,不僅一夕之間變的“清醒”了,隨之而來的是信心也彷彿一點點的流失了。

隨着最近中國經濟的各項數據陸續出台和已有問題惡化的交雜,更是讓這種氣氛開始向不安甚至恐慌的方向轉變。

樓市虛火依舊旺盛、嚴重壓縮居民消費,P2P大量倒閉、民間糾紛驟增,股市長期走熊、企業融資愈難,債市違約潮頻發、信用風險空前加劇等。中國強調要為企業減稅降負,但是企業的感受卻不同,特別是當政府開始實施稅務局徵收社保費之後,企業的負擔進一步加劇。有些輿論強調,中國企業尤其中小企業將因為成本大幅增加而出現倒閉潮,隨之而來的則是失業潮的出現。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全部陷入衰退。

此外,社會民生問題也日漸突出。退伍軍人事件一度引起政治波瀾,各地房租和物價普漲導致百姓生活成本加大,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逾2.4億,社保陷入枯竭危機。不久之前,北京最大的打工子弟學校被關停引起社會極大關注,而長生疫苗更是引起全中國社會的極大憤慨。

中美貿易戰當然不是引起這些問題的原因,但貿易戰讓“日益清醒”的中國人開始更加關注自己的問題,開始了解中國問題的嚴重性。隨着了解的深入,悲觀主義有抬頭的跡象,而且蔓延速度十分快速,社會影響也十分驚人。

悲觀主義是現實的直接反映。但恐慌過後,還是要理性的看待中國的現實問題和變化。如果綜合分析這些困境的性質,會發現除了經濟發展規律固有的問題之外,更多的是在於政府“糾錯”所致。換句話說,當前中國的經濟動蕩和社會問題是政府對過去政策“錯誤”的改正的一個結果。

2003年,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卸任之際,曾經在最後一次的全體會議中強調,“我搞了50多年的經濟工作,我能深刻體會到我國的這種”綜合征“,日子稍微剛好過一點,就搞浮誇的作風、盲目的自滿,莫名其妙的折騰、無知的決策。”而朱鎔基的這一番話,無不點出了後來中國政府工作中的一些核心問題。

朱鎔基當時強調“我講過房地產的過熱,但是我發現絕大多數同志都還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我非常擔心的就是搞”城鎮化“。現在”城鎮化“已經跟蓋房子連在一起了,用很便宜的價格把農民的地給剝奪了,讓外國人或房地產商搬進來,又不很好地安置農民,這種搞法是很危險的”。15年過去了,房市成為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障礙之一,朱鎔基的話得到了驗證。

中國大量P2P的倒閉和債市違約也是如此。儘管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小,但中國社會卻沒有深刻反思這場金融危機的意義,反而開始重蹈美經濟危機的老路。虛擬經濟開始大行其道,迅猛擴張。在此過程中,中國政府並沒有制定健全的相關政策,也沒有在政策執行上保持嚴格和全面的執行。這最終為經濟發展嚴重失衡,實體經濟遭遇困境,經濟嚴重泡沫化埋下了禍根。而實體經濟的相對衰落,對後續的社會就業、人口流動、大城市病、社保問題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以此類推,沸沸揚揚的北京市政府所謂“驅趕”低端人口,長生疫苗事件、退伍軍人事件、最低比例繳稅等現象,其共同點幾乎都與政府最初的政策不完備以及後來的執行無力有關。正是政府在源頭出現了過度的“寬鬆”,為後續的社會和經濟發展出現很多無規無法可依、甚至違違法的現象埋下了隱患,並最終導致了目前一系列惡果的產生。

在引進外來務工人員的時候,“本來”就應該考慮他們的居住、保障、兒女教育等問題,在制定企業繳稅政策時“本來”就應該考慮到企業成本和它們的應對。在推動疫苗產業時,“本來”就更應該注重嚴控的執行。在發展虛擬經濟時“本來”就應該考慮到實體經濟衰落對包括退伍軍人在內的社會群體造成的不良影響。

但這麼多“本來”該做的事情,政府都做的不夠充足甚至完全缺失。日積月累,終於在互相影響下集中爆發。因此,當中國政府開始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某種意義上來說,更是對過去政策和作為的一種“糾錯”。現在的中國社會感受到的疼痛與其說是經濟發展進入了震蕩期,倒不如說是整個社會處於“糾錯”或“治療”的震蕩期。既然是糾錯和治療,就意味着要把很多錯誤進行改正,意味着中國會遭遇“良藥苦口”甚至遭遇手術的痛楚。

中國的經濟發展,早告別了粗放型模式,這種變化是巨大的。從經濟內在規律來說,都需要中國更嚴格、全面、和細緻的政策進行輔助。而嚴格全面細緻就意味着中國必須對當前存在的錯誤進行糾正。這是中國社會經濟回歸健康發展的一種必要秩序。中國不能夠讓“浮誇的作風、盲目的自滿,莫名其妙的折騰、無知的決策”以及由此所導致的困境再繼續下去。

在“糾錯”導致的巨變面前,中國社會出現猜疑,不安,沒有信心,甚至慌亂,都屬正常。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早已讓中國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於其它國家的道路,沒有經驗可循。因此在發展道路中出現的問題既有自身短板的原因,也是任何事物成長的必然經歷。

習近平強調要依法治國。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出現了繁榮發展的良好局面,但不良因素也在不斷積累。一些“發展”是在很多“不依法治國”和“執法不嚴”的情形下出現的。同時習近平也指出改革剩下的都是一些“硬骨頭”,解決這些硬骨頭,需要大氣力來解決。這已經證明了中國面臨的困難是十分艱巨的。“糾錯”需要中國政府全面提升自己的執政理念和水平,“糾錯”對中國這個巨量的經濟體來說,影響面極其深遠的,也是一個極其困難的過程,但更是必須突破的過程。糾錯的代價的確很大,但這是必須的付出。

中國社會發生某種範圍和某種程度的震蕩是在所難免的,尤其伴隨着中美貿易戰的突如而來,更是讓這樣的巨變產生了更多的不確定性。對過慣了“風平浪靜”日子的中國社會來說,要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面臨過無數次的問題和困難,經歷了多次的社會劇變。在改革的動蕩和社會的前進中,每一次劇變都成就了中國的一次蛻變。困難最終都成為了中國不斷前進發展的驅動力。

此刻,中國社會進入改革和糾錯的陣痛期,但面對這一切中國社會可以一時不安甚至恐慌,但中國不能丟失信心,這不是自我催眠,而是正確認知自我後的必然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