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李小萌进入央视,先后主持过《半边天》《东方时空》《24小时》《新闻会客厅》《新闻1+1》等节目,也因为在珠穆朗玛峰、汶川地震现场的直播报道而被人们记住。2010年,李小萌同时获得中国播音主持金话筒奖和金鹰奖。2012年,李小萌女儿出生,三年后她正式从央视辞职,把重心放在女儿的陪伴上。

今年,李小萌选择复出,人们看到由她担任总制片人、主持人的大型访谈节目《你好爸爸》在东南卫视开播,三期之后,#你好爸爸#话题在微博的阅读量达到1.6亿。这还只是李小萌复出创业的冰山一角。

在传统媒体板块复出,李小萌也曾经有过犹豫,要不要恢复到主战场上做硬新闻。她的转型是有风险的,“虽然还有一些人知道我,但新闻和教育的标签完全是两样的。”她在微博上分享和育儿有关的内容,有粉丝说,我关注你是因为我关注新闻,现在你就说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我关注你干嘛,取关了。

“但你不可能永远取悦这个世界,要有自己的选择。”

 

【回归篇】

复出

邻座孩子餐桌上的痛哭,给了她启发

公众对李小萌的记忆,更多停留在她过去的身份上——央视主持人。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10周年,那一天,李小萌的微博访问量激增,很多网友说:就是过来看看小萌好不好。2008年汶川地震,她深入地震灾区,在采访路遇的一位老大爷时,忍不住流泪的画面感动了无数观众。

2012年,李小萌的女儿出生,2015年,她辞去央视的工作,专心陪伴女儿成长。李小萌对辞职并没有纠结和过多留恋,她觉得自己在新闻领域中各种节目形态都尝试过了,对于再往前一步的空间却有点迷茫。再加上她将近38岁才有的小孩,孩子对她的牵绊特别强烈。所以,人到四十,孩子两三岁,事业也正好到了一个瓶颈期,她做了一个选择。

 

虽然辞职了,但李小萌还留着以前工作时的思维惯性,她那会儿看了大量和孩子教育有关的书,像探求新闻真相一样来研究亲子教育。让李小萌感到焦虑的是,现在,有相当数量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孩子,辜负了白纸一张的生命。比如孩子在有一个阶段是爱摞积木的,一次吃饭,一个孩子把盘、碗、勺都摞起来,结果妈妈一巴掌打在他手上,说干什么?孩子一顿哭,“孩子这么好的探索过程,就这么被打断了,心里会特别难受。”李小萌亲眼看到一岁半的小男孩,愤怒得就跟大人一样,啪啪拍桌子,“可以感受到孩子内心的挫败感已经积累到极点。”

在一次关于教育的演讲之后,发生了一件让李小萌吃惊的事,分别有两家投资公司表达了想要投资的意愿,并且无论她做什么都投。这让已经朦朦胧胧产生创业念头的她,嗅到了来自市场的讯息。

于是,去年开始,李小萌筹划自主创业。她不喜欢拖沓,只要想好的事就会付之行动。从前期公司定位、筹划、商业模式确立、再到人员招聘,她都亲力亲为,参与其中,2018年4月公司正式成立。

初衷

很多父亲,并不懂子女关系中的平等

李小萌以前在央视的同事王凯,做的《凯叔讲故事》是一个针对孩子用户的产品,逻辑清晰,变现方式清楚,投资人最喜欢这样的东西。李小萌也尝试过,有没有可能去到王凯的团队里合作。后来她发现,她的热情不在给孩子生产东西上,而是在寻找最好的教育模式以及父母成长上。

《你好爸爸》

而在父母和孩子的相处模式中,“爸爸”的角色又是最容易被误读的。爸爸挣钱、创业、社交,他们觉得只要把钱带回家,就尽到了这个义务。鲁迅在1919年时,写过一篇文章叫《我们怎样做父亲》,李小萌看完之后很惊讶,100年前鲁迅就给出了新型的做父亲的理念,父子或者父女之间没有恩只有爱。恩代表赐予、期待、回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有武断、专制;爱是平等的,付出的,不计回报的。“现在也没有多少父亲能消化这些。”

“你想让你的女儿将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就先去做一个那样的男人,她的幸福拴在你身上,可能大多数父亲没有去想过这些。”当李小萌对“爸爸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这个现象开始分析时,看了一些专业书,印象最深的就是《The Father》(《父性》),从社会学、人类学去分析,会发现父亲跟家庭的“游离关系”是一个世界共性话题。

经过这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李小萌带来了《你好爸爸》。

契机

不想让女儿觉得,女人就应该不工作

促使李小萌回归到工作中,除了对于当代教育的关注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女儿。有一次,李小萌家来了一个朋友陪女儿玩,到了晚上朋友要走女儿不让,朋友说,明天我要上班,女儿说,你不要上班,我们家的人都不上班。全家当笑话听哈哈一笑,可李小萌认真了。她专门跟女儿谈,“爸爸、妈妈、姥姥、姥爷年轻的时候都特别努力工作,妈妈工作了20年,因为有了你暂时休息了,而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挣钱,是你要对别人有用,帮助别人,或者是改变一些你觉得需要改变的东西。”可是小孩光这么说不行,作为家长,你得做给她看。

“如果我不这么辛苦的工作,每天只是美美的呆在家,那她可能以为女性就可以是那样的。”在李小萌看来,对于女儿的养育,最可怕的一条就是,只要养得漂漂亮亮的,将来嫁个好人就完了,“如果小时候就不断有这样的灌输,对女孩影响太大了。首先你得自己行,你选择回家做一个贤妻良母,还是在外面为自己的事业打拼,都可以。但是你得有能力做选择,你既可以是一个律师,也可以迅速转型做瑜伽教练。这才是一个主动的人生。”

有时候女儿也会问她,妈妈,我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东西?李小萌就告诉她,妈妈是让你将来有很多渠道和方法去了解这个世界,学会爬树,可以爬到高处去俯瞰这个世界,视角跟在地面不一样;学数学,也是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掌握了越多的方式,你越自由,你能够在水里游泳,也可以在陆地上呼吸,那才是自己真正的自由。

改变

在节目里念广告冠名,并不是种堕落

如今复出,李小萌也有一个改变,原来在央视的时候,凡是要在节目中念广告、冠名的事,她都能闪过去,都不说。这次在《你好爸爸》中,“由什么指定赞名播出”的台词都由她自己来念。有个之前的同事说,“建议这段广告能不能别让小萌姐说,为了保护她这么多年的形象,让别人说行不行。”李小萌很感激同事对她的保护,但她觉得,念广告就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我现在自己做这个项目,它是一个产品也是商业行为,没有别人赞助就没有我这个节目。那我为什么不能给人家好好说这段话呢?这是对人家该有的回报,我打心里边感谢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堕落。”

节目里要把广告产品送给采访对象。第一个送的是夏克立,夏克立是在台湾发展的职业主持人,对这种“广告”环节非常熟悉,他在录制时很自然地说,太棒了这个产品我可以送给我老婆。这给了小萌很大的触动,让她觉得这才是职业的做法。“我以前有一种‘轻商’的嫌疑,觉得沾商业我不乐意,现在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再有就是,在商业里就要按商业逻辑办事。”

至于在个人感受上,李小萌说,没有差别,工作就是工作,有焦虑,有烦躁,当然也有成就感,“在一个团队中磨合与争执,共同去打一场硬仗,这些就是工作本身的魅力。”

【成长篇】

从《半边天》到《东方时空》

——打破播音系不会采访的定论

从大学毕业工作到现在,李小萌没有做过朝九晚五坐班的工作,但是她的工作时限远远超过了朝九晚五。刚毕业来到央视《半边天》,她一边做主持人,一边做编导,工作量在组里排第一,被大家称作“工作狂”。李小萌并不觉得辛苦,她在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儿,那时候也不怎么考虑收入,“你越考虑收入越不见得有,你先做你愿意做的事,价值反而就慢慢出现了。”所以,回忆起那段在央视打拼的时光,李小萌感觉挺开心的。

李小萌曾在《半边天》做过一阵执行制片人,后来她发现不对,这事儿她干不了,不但需要天天坐班,还要为了多给组里要两本挂历一趟趟跑办公室,这不是她想要消耗精力的地方。当时李小萌已经在节目组里呆了五年,该长的本领也长得差不多了,她想到一个性别符号没那么强烈的地方,去更宽阔的空间尝试。

就这样,李小萌来到了新闻中心,去了《东方时空》做直播。每天早上从6点到8点半,做两个半小时的滚动新闻直播。不久后,具有实验性的“早新闻”停播,李小萌想去《东方之子》。那个时候领导并不放心让她去做这样一档采访任务很重的节目,领导说,“播音系不会采访,在我们这是有定论的,那谁和那谁都是出名了的不会采访啊。”随后领导话锋一转,“但是我可以让你去试试。”后来,《东方之子》节目组聚餐,领导说,“小萌,你改变了我对播音系不会采访的固有印象。”

李小萌在央视工作了20年,有一点她很自信,她从来没有说过不想说的话,即便是做《新闻会客厅》《东方之子》,以及各种大型事件的直播,稿子也都是她自己去组织材料。

四十岁时选择平静地离开

——特怕别人给她加上央视的前缀

2008年汶川地震,是央视第一次做大规模灾难性报道,大家一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做,每个人都在野蛮生长。李小萌在地震灾区采访,面对灾变面前仍不忘记感恩的“朱大爷”时,难受得在镜头前失声痛哭,这个画面让很多人记住了她。

玉树地震李小萌也去了,也在持续关注灾情,但当她面对节目该如何呈现的时候,觉得自己已经缺乏了进一步的创造力,“我可以在那儿说这灾情怎么样,多少房子塌了,现在灾区交通堵了,这些都是公众需要的信息,可是我不能这么去重复自己。”

在李小萌看来,重复特别难受。她说,自己是很平静地离开央视的,没有任何情绪波动。作为一个新闻女主播,在40岁的黄金年龄,离开了这里。

可当年李小萌能够去中央电视台,对她家来讲是一件大事儿。那时候她本来有机会作为正式的事业编制进到北京电视台,因为爸爸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近亲回避,李小萌要是在央视工作,只能打黑工,但父亲说宁可打黑工,也要进中央电视台。所以李小萌就在央视打了好多年的黑工,劳动合同法被强调了以后才签了企聘合同。李小萌上过好几次央视的大挂历,但台里其实有规定,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上。“也许大家都以为我就是正式职工吧。”(笑)

 

李小萌说,她完全不留恋过去的生活,就没有这种心态。好多年前央视给主持人们做过心理评估,李小萌的评估结果是,没有所谓名人带来的心理上的那些特点,就是把这份工作看成是一个职业。

所以,李小萌觉得自己一点没有所谓的“央视光环”,直到现在,她都特别担心别人介绍她时提到“央视主持人李小萌”,她一定要提前跟人家交代清楚,自己已经从央视离职了。

那些“新闻往事”

登顶珠峰50年

去珠峰是2003年,那是央视历史上真正的直播真人秀,没有脚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全靠现场和之前的准备。那次的经验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教会我在一个极端的状态下如何去工作,如何跟人相处。当时我们在5150米高海拔的地方住了40天,节目结束很多人就赶紧撤了,因为到海拔低的地方人才会舒服,但我用了两天爬到6500米,那是前进营地连牦牛都到不了的地方,再往上就得靠攀冰的冰镐才能往上爬,我最终走到了6700米。那个时候想的就是,如果我不上去,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维和报道

2006年,我去苏丹、海地、利比里亚、科索沃做维和报道。去利比里亚的时候,就发现了不同的世界,人生真的太不一样了,他们人均寿命就40来岁,所以那些人根本不用考虑养老、教育,只求今朝有酒今朝醉。我们在苏丹的时候,看到游击队的士兵,他们的枪就挎在身上,我还笑着上去问“唉,你们在干吗?你们是士兵吗?”结果陪着我们的警察一下躲到车后头去了,可能因为我是女的,又笑眯眯的,那些人就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了几句简单的英语。等我回去,那警察都急了,说,你这是干嘛?要害死我们吗?我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只是觉得好不容易碰到,又怎么能退缩呢?

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在北川比较低的地方休息,忽然前边就乱了,乌泱泱的人都在往外撤,同事说上面的堰塞湖要决堤,水马上就要下来了。我的摄像,还有编导两个男生问我怎么办?我说咱得往那边去,撤了就什么都没了,我们仨就逆着人流往前走。幸运的是水没下来,可那个时候,就觉得这才是该做的事。

采访那个老大爷,我哭了之后,确实有点崩溃,回到帐篷里就躺在那儿,编导什么都没说,把素材全本传回了北京。晚上,节目组跟我连线,我听到节目中自己最后的哭声都傻了,心想怎么这个也播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开始后方领导是想把我哭的镜头剪掉,因为哭得太凶了,但又觉得,这不是我一个人哭的事,在那个时间点上大家都需要一个出口,观众也需要有宣泄。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做媒体的成就感,你真实的去呈现,而且大家都接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