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让人们想起前几年他们提过的“国有化”。马云曾表态,“只要国家需要, 随时准备把支付宝献给国家。”支付宝作为覆盖5亿人的巨型第三方支付平台,背后拥有庞大的金融数据,而其股本中的两家外资背景,使得政府对金融安全与风险的监管焦虑成为萦绕阿里头顶的阴云。而马云似乎早就为其想好出路。那就是引入国资背景的战略投资,比如师从淡马锡模式的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这当然可以从资本运作上考虑,但更多被外界解读为投靠政府、化解政治焦虑的明智之举。电商垄断巨头京东的CEO刘强东也曾说过,共产主义可以实现,所有公司都可能国有化。

刘强东涉案,京东发声:请一定告诉你的孩子,做人要紧紧守住底线

在中国历史上,私营企业最大的忧虑就是面临被迫的“国有化”。不管是历朝历代具有垄断性质的盐铁业国有化,还是清末民初的官办企业,或者共和国早年的国有化改造。改革开放后,私有经济和私人资本获得了飞速发展,甚至某些行业比如互联网大数据等行业,产生了垄断性的企业巨头,如阿里巴巴、京东、腾讯、百度等。这些垄断性的巨头的命运如何,是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

与此同时,国进民退再度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据《证券时报》北京时间9月3日报道,包括国资委、地方政府、中央事业单位在内的国有资本正在参与或已经完成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交易,国旅联合、三聚环保、华塑控股等20余家民营上市公司,均正在或已经完成相关股权转让事项,且均有国资接盘方,受让股权合计超过30次,交易金额超百亿。其中,三聚环保、新筑股份、金力泰等民营公司更是彻底变身为国营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上国资抄底扫货,国资控股掌握公司控制权,再次引发了“国进民退”的担忧。

为何会出现如此普遍的国有化或国进民退的焦虑?

这种怀疑与近些年明显左转的政经环境不无关系。近年来,中国社会有一种明显忧虑情绪,担忧国家经济政策的严重左转。而中国政府的政策信号也往往被如此解读。比如,强化金融监管,造成对金融市场的冲击;经济去杠杆与大量私营实体企业的倒闭潮,以及社保追缴,都在执行层面令私营企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经济改革成为壮大国企,削弱私企的国进民退的怀疑再度引发社会焦虑。

但这种国进民退的结果可能并非政府的初衷,而可能更多是执行扭曲的问题。从中国政府高层的角度来说,其为扭转十几年来的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造成的经济结构的失衡,在背负着巨大的政府和企业负债的同时,要在稳定经济增长和调整经济结构之间进行平衡。严格的经济金融监管,强力的去除政府、企业的高杠杆,化解各级债务危机,是陷入经济危局的中国政府不得已的改革之举。然而,不幸运的是,经济增速的下滑和中美贸易战的不利局面,让这项改革增添难度。

从具体政策执行来说,政策上的协调不足和执行方面的阻力、以及既有体制的不公正产生的扭曲,使得改革政策在基层受到各种程度的变异。治理污染的环境整治运动,存在变相压制中小企业生存的现象。金融去杠杆,在具有歧视性的金融体制下,中小私营企业成为被迫去杠杆的对象,发生“国进民退”的问题。出于建设全国保障体系考虑的社保入税,成为中小企业难以承担的又一项重负。减税、减负的扶持中小企业政策,营业税改增值税,也都产生新的问题。

如果说,历史上的历次改革都伴随着阵痛期,但明确的政策预期则是挺过改革阵痛期的苦海明灯。而政策预期的模糊,若不能为经济寒冬中的企业提供明确的希望,则是造成普遍忧虑的根源。中国政府应该为社会各界提供更为明确的社会预期,才是真正的稳定民心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