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人們想起前幾年他們提過的“國有化”。馬雲曾表態,“只要國家需要, 隨時準備把支付寶獻給國家。”支付寶作為覆蓋5億人的巨型第三方支付平台,背後擁有龐大的金融數據,而其股本中的兩家外資背景,使得政府對金融安全與風險的監管焦慮成為縈繞阿里頭頂的陰雲。而馬雲似乎早就為其想好出路。那就是引入國資背景的戰略投資,比如師從淡馬錫模式的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這當然可以從資本運作上考慮,但更多被外界解讀為投靠政府、化解政治焦慮的明智之舉。電商壟斷巨頭京東的CEO劉強東也曾說過,共產主義可以實現,所有公司都可能國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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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私營企業最大的憂慮就是面臨被迫的“國有化”。不管是歷朝歷代具有壟斷性質的鹽鐵業國有化,還是清末民初的官辦企業,或者共和國早年的國有化改造。改革開放後,私有經濟和私人資本獲得了飛速發展,甚至某些行業比如互聯網大數據等行業,產生了壟斷性的企業巨頭,如阿里巴巴、京東、騰訊、百度等。這些壟斷性的巨頭的命運如何,是很多人都關心的問題。

與此同時,國進民退再度成為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據《證券時報》北京時間9月3日報道,包括國資委、地方政府、中央事業單位在內的國有資本正在參與或已經完成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控制權交易,國旅聯合、三聚環保、華塑控股等20餘家民營上市公司,均正在或已經完成相關股權轉讓事項,且均有國資接盤方,受讓股權合計超過30次,交易金額超百億。其中,三聚環保、新築股份、金力泰等民營公司更是徹底變身為國營企業。中國資本市場上國資抄底掃貨,國資控股掌握公司控制權,再次引發了“國進民退”的擔憂。

為何會出現如此普遍的國有化或國進民退的焦慮?

這種懷疑與近些年明顯左轉的政經環境不無關係。近年來,中國社會有一種明顯憂慮情緒,擔憂國家經濟政策的嚴重左轉。而中國政府的政策信號也往往被如此解讀。比如,強化金融監管,造成對金融市場的衝擊;經濟去槓桿與大量私營實體企業的倒閉潮,以及社保追繳,都在執行層面令私營企業成為最大的受害者,經濟改革成為壯大國企,削弱私企的國進民退的懷疑再度引發社會焦慮。

但這種國進民退的結果可能並非政府的初衷,而可能更多是執行扭曲的問題。從中國政府高層的角度來說,其為扭轉十幾年來的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造成的經濟結構的失衡,在背負着巨大的政府和企業負債的同時,要在穩定經濟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之間進行平衡。嚴格的經濟金融監管,強力的去除政府、企業的高槓桿,化解各級債務危機,是陷入經濟危局的中國政府不得已的改革之舉。然而,不幸運的是,經濟增速的下滑和中美貿易戰的不利局面,讓這項改革增添難度。

從具體政策執行來說,政策上的協調不足和執行方面的阻力、以及既有體制的不公正產生的扭曲,使得改革政策在基層受到各種程度的變異。治理污染的環境整治運動,存在變相壓制中小企業生存的現象。金融去槓桿,在具有歧視性的金融體制下,中小私營企業成為被迫去槓桿的對象,發生“國進民退”的問題。出於建設全國保障體系考慮的社保入稅,成為中小企業難以承擔的又一項重負。減稅、減負的扶持中小企業政策,營業稅改增值稅,也都產生新的問題。

如果說,歷史上的歷次改革都伴隨着陣痛期,但明確的政策預期則是挺過改革陣痛期的苦海明燈。而政策預期的模糊,若不能為經濟寒冬中的企業提供明確的希望,則是造成普遍憂慮的根源。中國政府應該為社會各界提供更為明確的社會預期,才是真正的穩定民心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