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時逾40年。這四十年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新的發展瓶頸和改革深水區也正在形成。教育、醫療、住房、稅制等問題,覆蓋全面幾乎成為每一個中國人的難題,中共備受詬病。面對龐大的社會和無比複雜的民情,中共總是進退兩難。

現任中共領導者習近平,2013年就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為他執政任期內的重要目標。確立了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國防和軍隊6個方面繼續改革的要求。5年已過,這場屬於習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戰役推進到了哪一步?中國人感受到獲得感了嗎?”

北京時間9月11日,中國主流新聞門戶網站網易發布整改公布,決定自9月11日12時起停止財經頻道更新,進行深入全面的整改,大力整頓違規行為。

至於網易財經觸動了哪項法規,公告並未言明,但從網易被刪除的部分“諫言”稿及中國網民的評論來看,此次網易的整頓再成中共輿論管制的靶點。

管制基因與危機感

自十八以來,中國在輿論管制上的頻頻動作確傳遞出緊縮的信號。

而事實上,中共歷來重視輿論管制,這種重視一般認為是內部認識與外部刺激的共同作用。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共繼承了將媒體作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武器與輿論管制工具的思想主張。早在中共建政前,中共中央在延安開展的“整風運動”,對中共創建的報紙開展 “從不正確的立場說話”的批判,對“增強黨性”“執行黨的政策”的宣導即是中共早期較有規模的輿論管制工作。

如果說除了馬列政黨的輿論管制情結,發生在中國20世紀80年代末發生的 “六四學運”,90年代初的蘇聯解體才是讓中共保持關於加強意識形態管制警鐘長鳴的外部刺激。

“蘇聯解體”的前例、 “和平演變”的威脅讓中共在全國範圍內開啟了將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一元化的統一社會思潮。

在這一指導思想下, 2011年中共制定“五不搞”、2013年“七不講”、“不得妄議中央大政方針”等輿論管制政策,及至2013年8月19日至20日中國全國宣傳思想會議的召開,對黨管媒體、黨媒姓黨、鞏固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等的強調,中國輿論管制在政策方針上已收緊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在中共獨尊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一元論下,與政策方針相配套的在法律層面推出的網絡實名制,在機構改革中的中宣系統實權化,在媒體管制中的去多元化都給外界一個強烈的觀感,中共對輿論管制的烈度正在逆轉其“正統意識形態”衰落的局勢。

而中共在輿論管制上的強勢真的就是其初心寫照嗎?又真的是其執政下的民眾訴求嗎?

不可忽視的矛盾

事實上,無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提出的“黨報要反映群眾”,“黨報要允許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評”還是時任中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關於“黨性要與人民性相統一”的主張,都反映了管制並不是中共執政黨的目的。

顯然這種管制也並不符合當前中國輿論生態。

根據今年最新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當前中國網民規模超8億,且正保持穩健增長趨勢。也就是說當前的中國有接近60%的人口正通過網絡接收來自全國甚至世界各方聲音,成為中共輿論管制中的最大變量。

根據2018年8月22日至23日中國全國思想工作會議中的內容可知,中共也正在竭力爭取這8億變量為增量。問題在於在發達的信息洪流中,中國民眾的意識形態已然多元化,對輿論管制的敏感度更加發達,且對言論表達的願望更加強烈。

而反觀中共近年來對網絡言論的撲殺,中國民眾早已心知肚明,即使他們對“404”、刪帖、禁言等小動作心照不宣,可一旦發生諸如“疫苗事件”“Me Too”運動,這種心照不宣就會打破默契形成洶湧的民意,強勢的輿論管制此時便會成為民眾討伐中共的佐證。

正在崛起的龐大網民的強烈表達訴求與中國趨嚴的輿論管制已然形成一個矛盾。

這種矛盾是中國社會發展與頂層設計之間的矛盾,且這種矛盾會在既有輿論管制狀態下演變成政權與民眾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中共將如何解決,時至今日,恐怕採取一味的高壓已然不能奏效。 在中國改革進入第40個年頭之時,中共帶領下的中國如何賦予民眾獲得感關係著中國民眾衡量其執政能力的判斷,放鬆輿論管制,交還民眾話語權是彌補中國民眾話語剝奪感一個頗受歡迎的舉措。而在既定方針政策之下,如何讓民眾感受到言論表達獲得感是考驗習近平領導班子的一個命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