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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知道的爱国科学家李景均

为回国差点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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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的一个夜晚,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四岁的孩子,匆匆走过了通往香港的罗湖桥,桥的那头,有人正在等着他们。在踏入香港的那一瞬间,这个男人回头一声长叹,掺杂着不舍、委屈和终于到达彼岸的放松。

那个夜晚,中国失去了一位在遗传学上宗师级的人物,也让一颗爱国的赤子之心受到了打击。这个男人在几年前,冒着日本人的枪林弹雨,带着新婚妻子从香港逃回内地,经过的,也是这座罗湖桥……

1941年,一艘从美国开往上海的邮轮,在临近上海的时候,听说上海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不得不再次变道,最终在香港靠岸。这艘邮轮上,有一位刚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遗传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年轻人,他叫李景均。1912年,李景均出生在天津一个富商家中,从小念的是教会学校,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四年前,他远赴美国留学,也正值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四年后,日军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中国,国家风雨飘摇,人民饱受涂炭之苦。

在这个时候,李景均毅然放弃了美国优越的生活,他是康奈尔大学的博士,随随便便在美国找一个轻松的教职工作,安安心心地搞学术研究并非难事。但他惦记着苦难中的祖国,于是带着新婚的美籍华人妻子,要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想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国家。

回国的路程是艰难曲折的,乱世之中,真可谓九死一生。

船在香港靠岸后,原本以为这块英国殖民地是安全的,没想到数日后日军成功偷袭珍珠港,趁势从深圳进兵香港,击溃了自顾不暇的英军,香港沦陷。李景均和妻子被困在香港两个月,身上少量的现金已经花完,包里的支票又没有银行愿意兑现,每日在饥饿、惊恐中煎熬。如果不是因为幸运,遇到了一位老朋友,给予了及时的资助,恐怕夫妻俩早已饿死在香港。

在朋友的帮助下,李景均夫妻走小路绕过了日军的驻守,花了整整38天,才从香港到了桂林一个哥哥的住处,安顿下来。

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句话究竟隐含着什么意思?

2

“伪科学”到美国后成了“真大师”

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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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的条件是艰苦的。1942年,李景均的第一个孩子生出了,但就在妻子生下孩子没几个小时,因为躲避日军的轰炸,他就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躲进了防空洞。等到第二年,他带着孩子坐火车前往重庆看望家人,孩子不幸在旅途中患上了痢疾,死在了他的怀里。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国家正在战乱之中,个人的不幸算不了什么。李景均在悲痛之余,只盼望早日赶走日本人,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研究学术,为国效力。

1946年,李景均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农学系主任兼农业试验场场长。任教期间,他写下了《群体遗传学导论》,这本奠定了他学术地位的著作,先后在苏联、美国出版,视为世界第一本群体遗传学的大学教科书,将近半个世纪都是该领域最权威的著作。当外国的专家们知道这本书是一位中国人写的时候,几乎不敢相信。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多少人知道遗传学,更没有多少人知道李景均的价值。1949年,北大、清华、华被大学三家农学系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本来一个新成立的大学,正是李景均大展身手的地方,可是,当时掌管学校的,是一位叫做乐天宇的人,身兼校长和书记。当时中国学界受到苏联极大的影响,在遗传学领域,苏联科学家的“米丘林学说”被奉为经典,不容任何人质疑。

简单介绍一下“米丘林学说”吧,这种学说认为,遗传不是“物竞天择”,而是物种为了适应环境,自己做出的进化,比如长颈鹿为了吃到更高的叶子,不断伸长脖子,导致它们的后代脖子越来越长。

这种禁不起推敲的学说,早就有人做过实验来推翻了,德国的科学家魏斯曾将雌、雄的老鼠尾巴都切断后,再让其互相交配来产生子代,而生出来的结果也依旧都是有尾巴的。他一直这样重复进行,至第二十一代的子代仍然有尾巴。后来的现代分子遗传学已证明了,生物的性状功能无论再常用或不常用,都不会编码到染色体中,导致变异或进化,那只是出现在科幻故事中的场景。

但当时苏联专家说什么我们就信什么,李景均因为持不同意见,校长兼书记的乐天宇就将他的课程全部撤下,并声称李景均的学说是“伪科学”。“他是在反动教育系统下培养出来的人,从未接触过 “进步”思想,所以不懂苏联科学的新概念。”

李景均当然不服,他写文章辩驳,一条条有理有据,乐天宇在学术上争不过他,就给他“扣帽子”,说他反对苏联科学就是反对共和国,还有人说,李景均的太太是美籍华人,好几次去美国大使馆 ,“不知道他们搞什么鬼”。

“学无所用,逼上梁山”。那是1950年,对于知识分子的运动还没有半点风声,但李景均已经有了出走的想法。因为,如果要留下来,他就不得不承认苏联的学说,他做不到,而且,“把一个纯学术间题扣上政治帽子,变成人身攻击,诬蔑为敌人,不能容忍。”

那时候出国只能是偷跑,被抓住就会当成叛徒,后果很严重。为了营造出一家人只是短暂去外地旅游的假象,他给乐天宇写了请假信:“身体欠佳,请假数月,请勿发薪”,还把家里的米缸加满了米。

几经辗转,他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找到了教授工作,并加入美国国籍。1960年被选为美国人类遗传学会主席,在匹兹堡大学任教期间被视为该校公共卫生学院的创始人,并被诺奖得主马勒称为遗传学界的领军人物。曾经的“伪科学”到美国后成了学术的“真大师”。

等到90年代,兴起了回国探亲的热潮,有人问李景均想不想回去看看,他都一笑置之,从走出罗湖桥的那一刻起,他此生再也没有踏入中国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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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的远见,

捍卫了学术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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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均的出走,曾经是中国科学界一件震撼的事情。当时大家都想不通,新中国那么光明的未来,怎么就留不住你呢?

的确,1950年,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尝到运动的滋味。每个人只要服从组织,都会安排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尽情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李景均,看的更远也更宽。苏联遗传学家瓦维诺夫的遭遇,让他看到了一种悲惨的可能。

在瓦维诺夫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李景均还特意发文纪念,文中提到了瓦维诺夫悲惨的遭遇:身为的苏维埃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的瓦维诺夫,因为反对“米丘林学说”,被人指控为英国间谍(证据是他曾在英国留学),被捕入狱,最终因为营养不良死在了狱中。

后来发生的事也说明,李景均是有远见的。知识分子被卷入运动当中,受尽屈辱。当初逼走李景均的那位乐天宇校长,也被下放到偏远农村,患上佝偻病后才被特许返城。

 

更重要的一点是,李景均不会因为“淫威”而放弃自己的学术尊严。李景均看到的当时学术界,是一个谁官大谁就说了算,谁不服就给谁小鞋穿,明明是学术的事情,却要牵扯上道德、扣上各种帽子,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敢于提出不用意见的人,被驱逐出体制,甚至不容于社会。而妥协屈服、奉承溜须的人,受到重用,也正因如此,一群人只知道迎合上级,不敢提出异议,为了满足上级指标,邀功请赏而置学术尊严于不顾,造假作弊之风,浮夸务虚之气,将学术界搞得乌烟瘴气。

在这种氛围下,出现“放卫星”,各种“造假门”,将“伪科学”当成经典来研究、宣扬、教育下一代,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不仅仅是学术的悲哀。

多希望中国能有更多的李景均,为了守住学术的尊严,科学的底线,桀骜不驯,即使被排挤出体制内,也能在新的地方,发挥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