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全國出生人口1523萬,比2017年減少了200萬整。沒有像此前許多人預期的那樣跌破1500萬,這個數字還成。

統計局的公報里包含了這樣一段話:

「從年齡構成看,16至59周歲的勞動年齡人口89729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為64.3%;60周歲及以上人口24949萬人,佔總人口的17.9%,其中65周歲及以上人口16658萬人,佔總人口的11.9%。」

簡單計算下就是:2018年,我國16歲以下人口的比重(17.8%)首次低於了60歲以上人口的比重(17.9%)

1990年的日本,60歲以上人口佔比17.5%,比2018年的中國略低;0~14歲人口佔比18.2%,比2018年中國16歲以下比重略高。如果都採用同年齡段口徑,則比中國還要再高一些。

也就是說,當前中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大致進展到了日本1990年左右的水平,比1990年的日本略嚴重一些

日本人口年齡結構變化

來源:《日本統計年鑒2019》

如上表所示:從1990年到2017年,日本0-14歲人口佔比從18.2%下降到12.3%,60歲以上人口則從17.5%上升到了33.9%——老人的數量接近兒童的3倍。

根據此前的文章:《別笑話日本,我們的少子化將來得更慘烈》,中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進程會比日本走得更快一點,中國未來20~30年的人口年齡結構走勢,會類似略微加速版的日本1990年至2018年。

1990年,日本人均GDP4.75萬美元(換算成2018年美元),2018年的中國人均GDP約1萬美元,沿海核心發達地區約2萬美元,分別是當時日本的1/4和1/2不到。

塞冬此前的文章曾有過總結:

1. 中國是世界上很稀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國家,和中國類似的只有一些前蘇聯、東歐國家、幾個小島國,以及泰國,目前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速都比較低迷。

2. 世界歷史上,凡是達到中國當前年齡結構的地區,全都進入低速增長甚至停止增長

3. 現有的發達經濟體,在其跨過中等收入階段的時期,都比當前的中國年輕許多。

4.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周期和經濟周期有較強的同步性。人口高峰時期,經濟通常高速發展,人口低谷時期,經濟通常陷入低迷。

那麼中國經濟也會因為老齡化和少子化而陷入低迷么?中國會不會因為人口問題而無法走出中等收入陷阱?

對此,塞冬的看法是:

  • 說起老齡化、以及由此帶來的種種問題,人們經常會拿中國和日本來對比,但這個比較對象可能是有問題的。
  • 相比於日本而言,中國的發達地區在土地制度、教育和產業模式上更類似於韓國+新加坡+香港的組合。
  • 和這些中小規模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是個巨型統一市場,這會帶來許多方面本質上的不同。
  • 基於以上特點,中國的經濟仍會保持增長、發達地區的產業升級仍將繼續,越來越多的前沿製造業會迎來突破,我們的宏觀目標也將逐步達成。
  • 但是,中國的少子化和老齡化進程會比日本來得更快,年輕人的壓力會更大、婚育意願會更低,中國的發達地區將普遍成為高效、緊張、壓抑的高度發達社會。

話不多說,下面繼續用數字說話。

統一大市場

和其他「未富低出生率」國家和地區不同,中國是全球體量最大的單語言統一市場,這會帶來以下獨特性:

1. 人財物自由流通,馬太效應顯著,年輕人口持續湧入中心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保持年輕和活力。

2. 巨型市場催生出金字塔尖的超高收入行業,讓前沿製造業和高端服務業不斷升級。使得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的發展中經濟體能誕生出遠超一流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崗位。

3. 發達地區在保持年輕和活力、擁有超高收入崗位的同時,也有在財政、社保和基建上反哺其他地區的義務——人口向上走、財稅往下流。

4. 再配合上全球罕見的限制大城市規模的土地制度。(參見:《我們並不是「命中注定要住擁擠的房子」》

這四點造就的結果就是:相對於其他經濟體而言,一方面中國大城市的吸引力會更強,而另一方面中國大城市的生存難度會更高。

因此,在討論我國的婚育和人口話題時,需要特別注意這一獨特性所帶來的影響。

和中國體量相似的是歐盟和美國,但它們都沒有完全滿足上述四點條件:

歐盟人、財、物自由流動,但語言不統一、成為統一經濟體的時間也不長,這使得歐洲的人口流動比中國要弱。

歐盟的中等以上國家(和省可比),人均GDP相差3~4倍,比中國各省差距更大(江浙vs雲貴甘2~3倍),按理說應該帶來更大的人口流動性。

但是,在歐盟中等以上國家中,人口流失最嚴重的如羅馬尼亞,從蘇東劇變至今人口減少了13%,而中國人口流失最嚴重的如貴州省,戶籍人口在省外的比重高達20%。如果中國沒有大城市的戶籍和土地約束,落後地區人口流失比例還會更大。

歐盟的財政不統一,這使得歐盟發達地區對落後地區的財政補助規模比中國少得多。10年前希臘爆發債務危機,歐盟和IMF對希臘提供了1100億歐元的貸款援助,10年後這一援助計划走向尾聲,平攤到每年100億歐元出頭——只是貸款,不是白送。

而中國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是這樣的:

(單位:億人民幣,2017年)

來源:國家財政部

最後,由於語言不統一,歐洲無法形成世界級的互聯網巨頭。除倫敦的金融中心外,歐洲沒有中美這樣規模龐大的互聯網超高收入群體,城市和產業的馬太效應沒有中美這樣嚴重。

歐盟最大的都市區倫敦和巴黎,人口在1200~1400萬量級,美國的人口是歐盟的65%,但最大都市區紐約達到2000萬量級(MSA口徑)

」一體化「帶來的優缺點,在歐盟國家近年來發生的種種爭吵中已經討論得很清楚:

深入的一體化、精英人口集中,能帶來有競爭力的高端產業(互聯網、金融、科研、文娛),但會讓地區和階層之間的差距拉大,落後地區人口快速流失、愈發沒有希望。

到底是追求小國寡民的小確幸,還是追求大一統經濟體帶來的高端效應,這是歐洲各國/各階層之間不斷博弈的話題。

美國是3億+人口的大一統經濟體,馬太效應顯著。美國近15%的人口生活在top3 都市區,近40%的人口生活在top 20都市區。(參見文章:《為什麼必須把房產轉移到省會及以上城市》

美國早已完成城市化,但至今仍在」大城市化「。同時信息中心和權力中心的收入遠遠甩開全國平均水平——在這一點上中美是很相似的。

下圖是美國人口top25都市區(MSA口徑)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情況。互聯網中心舊金山和首都華盛頓遙遙領先,都是10萬美元級別。排3~5名的分別是:科教中心波士頓(8.5萬),互聯網副中心西雅圖(8萬),首都副中心巴爾的摩(7.8萬)

數據來源:美國統計屬

雖然美國也有大一統巨型經濟體的馬太效應,但美國和中國的不同在於:不人為限制特大城市規模、絕大多數地區沒有剛性土地約束(少數地區有Urban Growth Boundary,城市發展邊界)。美國群眾在特大城市紮根、在特大城市郊區擁有獨棟的難度相對更小。

同時,美國財政的轉移效應更多體現在階層而不是地域,常住人口增加的地區,財稅和公共服務也隨之增加。沒有中國這樣顯著的「人稅分離」、常住人口向上走、公共服務往下沉的現象。

經過上述分析,我們再來看看中國的獨特性對婚育意願可能帶來的影響:

統一大市場讓城市化和大城市化更加迅速,人們被浪潮裹挾,不滿足於小地方的小確幸,而是一代又一代努力向上流動。

統一大市場帶來大量邊際成本低、規模效應大、人均掌握資源和信息量多的超高收入崗位。雖然全國人均GDP尚未達到1萬美元(歐洲落後地區水平),最富裕的京滬人均GDP也剛摸到2萬美元門檻(歐洲中等偏下水平)。但大城市的高收入群體常常會感慨——歐洲的收入並沒有多高啊。

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是42萬人民幣(稅前),家庭稅前年收入75萬人民幣可以打敗3/4的美國家庭,120萬可以打敗90%,160萬可以打敗95%。

2017年~2018年美國家庭收入分佈,基於2014美國普查數據預估

美國是發達國家中最富裕的一檔,人均GDP比英法德高出40%~50%,打敗大部分美國家庭就相當於站在了全球家庭收入的頂端。

許多大城市中產階級看到上面的數字都會發出這樣兩個疑問:

稅前42萬就能打敗一半美國家庭?是不是低了點。42萬扣完稅和生活開支後,在強二線買房都得攢好久,就不用說一線了。

大城市中產家庭拿着全球最頂尖的打工收入、生活在一個發展中國家,按理說應該綽綽有餘,為什麼還會那麼焦慮?

第一個是土地控制的老問題,不再贅述。可參考此前的文章《我們並不是「命中注定要住擁擠的房子」》《生存空間零和競賽,一線居民苦難行軍》

第二個問題,塞冬想製造一個概念——「大市場荷蘭病」:

一邊是人均GDP不到1萬美元、人均月可支配收入2352元(包括非勞動力人口)這樣一個並不算富裕的基本國情(來源:國家統計局,另一邊是中小發展中經濟體里非常罕見的大規模「高級打工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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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病「是指荷蘭曾因油氣出口收入大增而對其他產業帶來的負面影響——爭奪其他產業的勞動力,降低其他產業的競爭力。

ps:在通常意義上,「荷蘭病」更多指的是自然資源類「初級產業」過度繁榮對中高端產業帶來的影響。塞冬只是想借用一下這個概念,這裡的「荷蘭病」對應的並不是初級產業,而是相反。

統一大市場超高收入崗位對婚育帶來的影響:

1. 許多年輕人願意耗費更多青春去博一個幾率很小的「好未來」,不斷追求更高的學歷和更大的城市。

2. 已經身處好坑裡的大城市中產家長,為了避免子女跌落到收入少一個數量級的「社平工資崗位」,不得不投入極高比例的家庭收入用於子女教育,形成一個渴望子女繼承「高級打工權」的教育軍備競賽

3. 超高收入崗位讓大城市/特大城市的吸引力變得更強。但大城市土地約束 + 財稅/公共服務下沉,讓大城市年輕人的婚育能力進一步下降

財稅下沉的規模有多大,我們來看一組數字。下面是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相對GDP比重最大的15個省市區:

數據來源:財政部、中國統計年鑒

巨額轉移支付的結果是:

  • 全國同崗位同級別的財政供養人員,工資差距不太大,甚至艱苦地區更高。
  • 財政供養人員大多常住於城鎮。特別的,對於產業落後地區而言,財政供養人員的投資和消費,就構成了該地區城鎮經濟的主力支柱。
  • 相對落後地區體制內崗位的收入是社會平均水平的幾倍,普遍存在對體制內崗位的崇拜。

分析我國各地城鄉人均可支配收入數據可以發現這樣的規律:

  • 拜轉移支付所賜,全國各地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沒有想像中的那樣大。只有少數體制外產業發達的地區收入很高——長珠三角、京津、山東半島、福廈等。
  • 全國農村的平均收入差距極大——雲貴、廣西、湘西、甘南、藏區,太行山區、中原塌陷區等地,和發達地區農村差距顯著。

對於大量接收轉移支付的相對落後省市區而言,在許多人的語境里,「有份正式工作「基本等同於進入體制內崗位且有編製。

以貴州省為例,2017年,國有單位的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達到8.45萬元/年,是人均GDP的2.22倍(不是同一個概念,只是數學意義),而上海的這一比例則只有1.17倍。貴州國有單位的平均工資,和上海市總體的平均工資差不多(98.7%)

貴州省平均工資超過8萬元/年的國有單位類別如下圖所示,總人數137.8萬,只佔貴州總就業人員的6.8%。在這137.8萬人中,公共管理、教育、衛生三個行業就佔了85%——公務員、教師、醫生,是落後地區的主流好出路(數據來源:貴州/上海統計年鑒2018)

這也符合轉移支付的初衷:儘可能讓全國各地的公共服務更加均衡,不能因為收入差距過大而讓落後地區的公共服務和教育醫療系統癱瘓。

客觀上,大規模的轉移支付在佔全國人口多數的相對落後地區形成了一個規模不大的體制內高收入群體。

如果說金融和互聯網是特大城市群眾追捧的高收入行業,那麼體制內編製就是相對落後地區群眾對子女的最大期盼。

體制外群眾考慮的是「如何讓孩子躋身正規工作」,體制內群眾擔心的則是「如何讓孩子繼承正規工作」。無論是向上的期盼還是防止跌落的擔憂,都會讓競爭加劇。

中西部大城市對教育的軍備競賽也不比一線城市輕鬆多少,京滬群眾們擔心的問題在小地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塞冬和老家的體制內家長們聊天,大家理想中的子女教育打怪升級路徑如下,為了能實現這條路徑,許多人無力生二胎:

學區房 -> 好小學 -> 課外補習 -> 好中學 -> 一本及以上大學 -> 參加公務員和國企考試,得到一份「正規工作」。

於是,上面提到的「荷蘭病」、以及由此導致的學區房和課外班的經濟壓力,就不止是一線城市的專利了。

巨額轉移支付一方面讓相對落後地區有了不少高收入崗位,另一方面也讓相對發達地區的財政難以支撐新流入人口的公共服務。

買房難、建檔難、就醫難、入托難、上學難……不只是東部發達大城市面臨這些問題,中西部大城市的情況也類似,轉移支付也發生在省內。

還是以貴州省省會貴陽為例:

前段時間,致公黨貴陽市委向政協會議遞交了一份《關於進一步推進貴陽市學前教育工作的建議》。文中的數據顯示:

貴陽市兩城區的幼兒園中,外來孩子佔比高達47%,而全市幼兒園的在園兒童中,只有31%在公立幼兒園。全市共有小區335個,其中181個未配建幼兒園。

「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依然存在,困難和矛盾依然突出,任務依然艱巨。」

年輕人向上移動、財稅向下移動,資源和人的不匹配,讓年輕人集中的大城市婚育壓力增加。

以上獨特性(大市場馬太效應/「荷蘭病」、人口和財稅流動方向相反、大城市土地約束)造成的結果就是,無論用怎樣的維度來對比,中國目前的生育率都是相對較低的:

維度1:如前文所說,中國是極少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國家。如果把曾經富裕過的前蘇東國家排除掉,那中國和泰國就是全球唯2的「不富裕、也未曾富裕過」的低出生率國家。

維度2:中國大陸周邊的東亞國家和地區(日韓台),在和中國發展程度類似時(美元名義GDP),生育情況普遍好於當前的中國(如下圖)

來源:世界銀行、各地統計年鑒

維度3:美國亞裔和白人的總和生育率都在1.6左右,亞裔移民美國後普遍比母國生育率更高。

美國同樣是巨型統一市場,人口和產業的集中效應極高,但由於財政和公共服務更多隨人走、極少有土地約束,這讓美國在早已完成城市化的今天,許多地區的人口遷移速度並不亞於仍在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人力資源在空間上的高度市場化配置,有利於產業結構的快速轉換和不斷升級。

在本節的最後,塞冬想強調的還是這個老觀點:

人口隨產業流動,公共服務和住宅用地隨人口流動,隨行就市,讓資源更合理地分配,讓流動中的年輕人獲得更多生存空間和公共資源,才是王道。

高教快速普及

中國的另一個獨特性是高等教育的普及速度,先來看一張圖:

中/美/日/全球大學毛入學率變化 

來源:世界銀行

可以看到,中國在短短10年內(2007年~2017年)就實現了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含大專)從20%到50%的跨越,比日本、美國和全球同時期的速度都要快得多。

我國的85後人口中,只有15%~20%有機會能讀大學,而95後則攀升到了40%~50%,主要原因有兩個:

1. 85後高考時,全國高校每年錄取300萬~500萬人,95後高考時增加到了700萬量級。

2. 最重要的是,全國出生人口從85後的2300萬~2600萬快速降低到了95後的1400萬~1600萬,打了6折。

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從全球經驗來看,是普遍和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率高度正相關的。

注意,這裡不是說大學入學率的提升是壞事。

上一節講的統一大市場和本節講的大學入學率飛速提升,這兩點都是我國能持續進行產業升級的重要前提,下一節將重點講。

先來看兩張圖,感受一下周邊發達社會的未婚率:

香港/台灣地區、日本、新加坡未婚人口比例

來源:香港統計署

  • 如上圖所示,30歲~34歲的香港男性中,從未結過婚的比例達49.4%,基本佔一半。日本是43.9%,台灣則高達59.4%,新加坡最低,也有37.4%。
  • 30歲~34歲的香港女性中,從未結過婚的比例是37.4%,日本是32.7%,台灣仍然最高,為42.5%,新加坡最低,為25.4%。

把年齡段再提升5歲,35歲~39歲的港台(地區)韓男性中,仍然有1/4~1/3男性從未結過婚。女性的比例低一些,也有1/5~1/4女性從未結過婚。

再來看受教育程度和未婚率的關係:

香港分年份/年齡/受教育程度未婚比例

從上圖可以看出:

  • 過去20多年,香港各年齡段的未婚率都有顯著提升。
  • 具體到不同學歷人群,接受過高等教育的香港女性中,35歲~39歲仍未結婚的達到27.3%,而只接受過小學教育的香港女性,該比例只有6.2%。
  • 男性則沒有這樣的區別。在大年齡組別中,不同學歷的男性從未結婚的比例是接近的。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男性結婚率比只有中學學歷的還更高一些。

最後再看一組「陸港配」的數據:

來源:香港統計署

如上圖,香港婚姻中一半出頭是香港本地人內部婚配,陸港婚配的比重也很高,長期相當於本地婚配的8成以上。在所有陸港配中,港男陸女的數量是港女陸男的2倍(20年前是10多倍),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陸港經濟差距的縮小。

把香港替換成大陸大城市,數據的趨勢可能也是類似的,也符合人們的常識:

1. 高學歷女性大比例晚婚、不婚。

2. 高學歷男性的結婚率並不比中低學歷男性低、甚至可能更高。

3. 在婚姻市場上,外地女性凈流入。

再來看一組上海的數據。

根據2018年底上海發佈的《改革開放40年女性發展調研報告》,上海男性和女性的初婚年齡分別達到30.3歲和28.4歲,比10年前分別提升了5歲和5.4歲。上海的初婚年齡已經達到歐盟平均水平,超過美國、英國、法國。

相比10年前,各年齡段男性青年有配偶的比例變化不大,而女性在25歲~29歲年齡組降幅為11.5%,30歲~34歲年齡組降幅為7.6%。

從2013年到2017年的4年時間裏,中國的初次結婚人數下降了26.8%(中國統計年鑒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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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的平均初婚年齡介於26歲~27歲之間(六普全國近25歲、近年來多地平均增長1.5歲~2歲)

因此在2013年~2017年,初婚的主要還是85後,當時的出生人口還沒開始大幅斷崖。

未來5年~10年,一方面初婚主力人群變為數量比85後打6折的90後和95後,另一方面,年輕人高等教育入學率翻番、快速城鎮化帶來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比重大增,每年的初婚人口還會繼續下降。

因此,無論從任何角度來看,2018年出生人口下降200萬都只是個開始。

過去幾年,由於85後人口高峰和二胎放開後的突擊生育,我國出生率大降的趨勢還沒完全顯現。

以2017年為例,出生人口只比2016年減少了60多萬,主要原因是全面二胎放開後,二胎出生增加了162萬,而一胎出生則減少了249萬,比上一年少26%。

塞冬的估計是,3-5年內我國出生數量會降低到1000萬~1200萬量級,死亡人口超過出生人口,全國人口開始負增長。

其中,偏遠地區、基層、人口流失地區將首先感受到出生人口斷崖的寒意。

這裡先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齊齊哈爾:

齊齊哈爾在2010年人口普查時,常住人口537萬,2012年修訂2020年城市總體規劃時,預計到2020年常住人口達到574萬。

然而結果卻是,2017年齊齊哈爾常住人口只有534萬,比上一年減少10.5萬,比2010年還要少3萬。

2017年,齊齊哈爾作為一個500多萬常住人口的城市,小學入學人數只有2.8萬(2010年時還有4.2萬)。每年上學的小孩人數只有總人口的二百分之一量級,人均活到200歲才能實現人口不減。

小孩出生數量也差不多,一年3萬左右,出生率(出生數/總人數)是日本2018年的78%。

整個黑龍江2017年常住人口3789萬,年出生23.5萬,出生率是日本的85%。

在全省普遍老齡化、少子化、人口外流的同時,剩下的人口但凡有點能力的都在向哈爾濱集中,哈爾濱的出生率雖然也不算高,但能達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4%。(來源:國民經濟公報、統計年鑒)

於是又回到上一節的話題——中心城市、省會,在普遍老齡化和少子化的同時,仍能持續保持年輕和活力。

統一大市場所帶來的年輕人口層層向上集中和高等教育入學率的急速提升,也為我國中心城市群的產業升級提供了充足的後備力量。

產業升級模範

有一部紀錄短片叫《是誰偷走了台灣的薪水》,片中講述了兩位台灣地區年輕人的選擇和困惑:其中一位漂在台北,拿着摺合人民幣約8000元每月的薪水,而另一位則去了韓國首爾,月薪約1.5萬人民幣。

片頭是韓國和台灣地區20年的變遷,台灣地區被韓國趕超,從高薪社會變為相對低薪。

左圖女生畢業後漂在台北,右圖女生勇敢走出去到韓國打拚。

首先,是首爾打工女的自述:在韓國1.5萬RMB一個月很普通,但在台灣地區來說卻是很高的薪水。

然後是台北打工女的無奈,覺得工資只能養活自己,沒辦法攢錢買房,也無法贍養父母。

她覺得台灣缺乏高薪就業崗位,畢業起薪5千RMB,想吃苦賺大錢也沒地方可吃,這一點和大陸的中小普通城市是蠻像的。

首爾打工女則認為,韓國雖然收入高但壓力也很大,並沒有覺得很快樂。平時生活很節儉,雖然一個月1萬5,但全身上下衣服加起來也不到200人民幣。

除了上面兩位台灣年輕人外,記者還採訪了一位韓國年輕人,她在LG工作,月收入約1.8萬人民幣。她講述了自己通過艱難面試擠進大企業的故事:

每年幾十萬韓國人競爭五大巨頭企業的職位:三星、LG、SK、樂天、現代,錄取率極低。

沒有好文憑就進不了大企業,進不了大企業就拿不到高薪水,拿不到高薪水就應付不了高物價的生活,所以必須從小補習到大,一路名校過關斬將。

可以看到,韓國的情況和前面所說的」超大市場荷蘭病「是類似的:

  • 巨頭企業形成高競爭力產業,帶來遠超社會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崗位。
  • 巨頭企業的高薪水讓大城市吸引力更大,同時生存難度也更大。
  • 為了進入少數巨頭企業,不得不從小到大投入高昂的教育和培訓成本,花費很大精力和成本參與競爭。

最後,雖然韓國的生存壓力更大,但低薪水的台灣還是成了首爾打工女回不去的家鄉:

看到這裡許多人會問:韓國這個5000萬人口的中型國家為啥也會產生塞冬你說的」大市場荷蘭病「?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韓國的特點:

1. 高度融入全球市場、主動迎合大市場需求,不做自成體系的自閉玩家(如日本)

2. 政商結合、舉國之力扶持巨頭財團,在融入全球的同時,在諸多領域持續保持高競爭力,從追趕者逐漸成為引領者。

韓國的自貿協定地圖

日本在許多領域經常是自成體系、點錯科技樹、一條路走到黑,一些產品和商業模式只在日本玩得轉,卻錯過了更廣闊的全球市場。相比起來,韓國則更加主動擁抱和依賴其他大市場。

2017年,韓國的GDP只有日本的33%,但貨物進出口額卻達到日本的76.8%。

台灣地區的人均GDP在1992年突破1萬美元,韓國則要晚3年。而到2017年,韓國的人均GDP已突破3萬美元,台灣地區則只有2.4萬美元,韓國成為東亞地區繼日本以後第二個人均GDP突破3萬美元的中等以上經濟體。

「融入大市場」 + 「扶持大財團」,讓韓國以中等體量、借全球市場,在許多領域成為世界級的重要玩家,成功實現產業升級。

韓國的高競爭力產業此前介紹過許多,具體參見《當不靠譜數據遇見超樂觀估計——林氏「吉林藥方」一周年(下)》《破局「中國芯」》兩篇文章,這裡不再贅述。

韓國可以說是全球最成功的後發國家,是二戰後唯一一個從後進生到人均3萬美元的中等以上國家。

除了巨頭企業占國民經濟比重高以外,韓國還有幾個特點:

1. 人口高度集中:浙江和韓國的面積和人口都比較相似,首爾都市區的面積是杭州行政區的70%,人口達到2500萬+,佔全國的一半。

2. 製造業佔比大:韓國是全球製造業佔GDP比例第2大的中等以上國家,僅次於中國,是發達世界裏製造業比重最高的。

3. 生育率最低: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倒數第一,TFR只有日本的81%、千人生育率是日本的90%出頭。韓國的發展階段比日本略低,但少子化進程卻比日本更快。

4. 高工作時長:根據OECD的數據,韓國是發達經濟體中工作時間最長的,平均工作時長是美國、日本的116%~124%。

5. 移民率極高:韓國是發達世界中極罕見的大量對外移民的國家,韓裔美國人的數量在21世紀增長了近8成,約4%~5%的國民長期生活在美國,而同期日裔美國人的數量持平略跌。韓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並沒有降低人們移民離開韓國的意願。

6. 自殺率極高:根據WHO的數據,韓國的自殺率排全球第10、發達國家裡第1,是日本的1.4倍、美國的1.5倍。

7. 高教快速普及:在主要經濟體里,只有韓國能達到中國的高教普及速度(如下圖)。在類似發展階段時,中韓的高教普及速度都比日本快得多。把中國的高教入學率曲線向左平移20年大致就和韓國相當。

從上面這些韓國的獨特性可以看出:一方面,韓國成功跨過中等收入區間、順利實現產業升級、高等教育快速普及、躋身進入真正的發達世界,而另一方面,則是極大的競爭壓力和不高的生活幸福度。

下面是近年來韓國大學生的三個常用詞:

  • 「金勺」(Gold Spoon):生下來就含着金鑰匙的富二代。
  • 「地獄朝鮮」(Hell Joseon):形容韓國是一個讓年輕人看不到希望、備受挫折的高壓力國度。
  • 「N-po世代」:「po」在韓語中是「放棄」的意思。「N-po」最初指的是「3-po」,即放棄3樣東西——約會、結婚、生娃。後來逐漸增加到「延期畢業」、「無法就業「、」無法買房「等等……

韓國年輕人流行詞

韓國的「勺子階層劃分」

如上圖所示,韓國現在流行把社會分為4大階層:

  • 金勺,占人口比例0.1%的頂級權貴。
  • 銀勺,占人口比例3%的高收入階層。
  • 銅勺,占人口比例7.5%,家庭年收入5萬到8萬美元的中高級勞動者。
  • 土勺,其餘普通勞動者。

韓國年輕人對「地獄朝鮮」的吐槽,主要是這幾點:

  • 階級落差大,年輕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
  • 競爭壓力大,需要從小到大一路完美簡歷才能進入巨頭企業。
  • 居住空間小、房價高,在大城市立足艱難。
  • 最後就是韓國自己的特色——非常嚴重的等級文化,對長輩、學長、上司的絕對服從。

吐槽「地獄朝鮮」的漫畫

塞冬此前發過一些介紹中國產業升級的文章,中國未來的產業升級路徑和韓國會很像,韓國的優勢產業也正是我們在追趕的目標。

年輕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平均學歷快速提升、統一大市場的巨大內需、下游組裝產業鏈對上游核心零部件國產化的需求,這是我國產業升級能持續進行的基本面。

以芯片為例,可以感受下中國芯片製造設備投資規模的增速(更多可參見《破局」中國芯「》)。在芯片、液晶、造船等多個韓國領先的支柱產業上,中國都是韓國最強大的追趕者。

各地區芯片設備投資

與韓國不同的是,中國統一大市場所造就的自主互聯網和金融體系,會在中心城市造就出規模龐大的高端服務業崗位。

更多可參見:《有理想的中國IT企業,正在全球攻城略地》《何以「京深杭」(上)》

可以預見的是,中國的中心城市和強省會,在未來仍然會保持活力,產業鏈條向中高端不斷延展。同時也會因為前文說過的幾大獨特性,而讓年輕人的壓力更大、婚育率更低。韓國年輕人的諸多困境也或多或少發生在當下的中國。

分流教育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韓國、新加坡和香港地區,是世界上總和生育率(TFR)最低的三個經濟體。2017年,這三個地區的TFR只有日本的80%~85%。

香港的土地問題已眾人皆知,被人為控制的土地供給讓香港居民的居住條件極為惡劣,這被普遍認為是造成香港居民超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下圖是香港2009年和2018年的住房價格對比,在此期間,香港房價漲了2倍多到3倍。目前港島均價約20萬港幣/平,九龍16萬~17萬,新界11萬~12萬,住宅單位價格全球頂尖。

香港各地房價2009vs2018

來源:data.gov.hk

目前,香港30歲的女性只有3成有孩子,35歲的女性只有一半出頭有孩子,40歲的女性仍有超過1/3沒有子女。

香港各年齡女性有孩率

來源:香港統計署

相比於香港而言,新加坡的住宅供給情況要好得多。和香港人為控制土地供給不同,新加坡自立國以來就大力填海,人為擴大生存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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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建國時,國土面積580平方公里,現在已增長到710平方公里,並將在2030年達到760平方公里。

新加坡的人口增長也非常迅速。包括公民和非公民在內,新加坡在2000年時只有400萬人,2010年突破500萬,現在達到550萬,比2000年增長了近4成,並計劃在2030年達到近700萬。

新加坡的人口增速,比大部分中國大城市更快。

相比之下,香港從2000年到2010年,人口從670萬增長到740萬,只增長了10%,增速是新加坡的1/4。

新加坡填海區域

下面兩圖分別是新加坡私人住宅和組屋的價格指數,以2009年為100,目前分別是150和130左右,漲幅只有香港的一半。

新加坡私宅價格指數

數據來源:data.gov.sg

新加坡組屋價格指數

數據來源:data.gov.sg

2015年,有82%的新加坡人生活在99年產權的公共住房——組屋裡。下面是一個組屋的案例,位置如下:

平均面積從45平米到115平米不等(地毯面積),5-room是典型的三居室,地毯面積110平米,第一個小區貴一些,價格是60萬~70萬新加坡元(300萬~350萬人民幣)。換算成建築面積後,每平米大致2萬-2.5萬元。比香港和中國大陸的一線城市便宜太多,甚至不如中國大陸的許多二線城市。

戶型圖如下所示:5-room算是比較舒適的三室二廳二衛,更大的3-Gen就是四室三衛了。

新加坡的住房壓力遠不如香港,也比許多中國大陸大城市更低,為何生育率仍然全球墊底?

對於新加坡的婚育壓力,許多人將其歸咎於殘酷的分流教育,感受下新加坡教育系統圖。

來源:新加坡教育部

新加坡自立國以來就有很強的危機感,李光耀一直強調精英主義的教育理念,希望把新加坡的兒童培養成世界上最具競爭力的高素質勞動力,新加坡財政的教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約20%(中國是15%)

1978年,李光耀推動成立了一個教育研究小組,該小組得出的結論是:新加坡中小學應該因材施教,從小對學生進行分流,把天才兒童和落後兒童分班教學、區別對待。從1980年開始,新加坡學生會在三年級末和小升初時通過考試進行分流。

小升初時學生們會根據成績被分配到直通(不用中考、初高中連讀)、特快、快速、普通學術、普通技術等幾條通道。在很小年齡就被分配好了未來的社會角色。

1984年又啟動了GEP(gifted education program),天才教育計劃,約1%能通過鑒定的學生能進入天才班,接受更高階的教育。

新加坡教育部的GEP鑒定說明(機翻)

精英化教育讓新加坡學生的學業表現一直非常優異,在著名的PISA測試中,新加坡經常名列前茅——整體上東亞發達地區都非常優秀,反映了東亞群眾對教育高投入的傳統。

2012/2015年PISA測試結果

超過90%的新加坡學生需要上課外補課班,優質補課班需要提前1年~3年排隊等候,知名補課老師年收入可以達到百萬新幣(500萬人民幣)以上。

激烈的教育軍備競賽和過早決定子女未來所帶來的焦慮,是新加坡群眾不願意生育的重要因素。

新加坡總理府的婚育調查表明,新加坡父母不願意要小孩或者不願意要更多小孩的top2原因分別是:經濟開銷大(61%),在新加坡養娃壓力太大(56%)

新加坡婚育調查

有個新加坡紀錄片叫《無關階層》(Regardless of Class),介紹了新加坡的階層差距問題。下面是一些視頻截圖。

「如何看待富人?」

片中採訪了不同分流渠道的學生,看看家長和自己對未來的期望是什麼。

首先是3位可以免去中考、直接參加高考的「直升項目」(IP)優秀學生:

學生A:「希望以後能進入大學讀政治或者法律,未來從事外交相關工作。」

學生B:「父母希望我每科都拿到『A』。我希望至少能進入新加坡國立大學(NUS),要是能留學的話就更好。」

學生C:「我文科比較好,母親非常堅定地希望我未來能學法律。如果有一門功課只拿到『A2』我會比較失望。」

然後是兩位被分流到「普通(技術)路線」(NT)的「差生」。

學生D:「我從初一就開始掛科,父母只希望我每科及格就行,並不期待我考出好成績。」

學生E:「父母希望我每科能過就行。我希望未來能進入職業技術學院,出來之後找個好工作。」

接下來是被分流到「普通(學術)路線」(NA)的中等生,他談到學校快慢班之間的同學關係:

「我基本不和快班(Express Stream)的學生一起玩,因為快班的學生大都瞧不起我們。他們覺得我們比較笨,不怎麼和我們說話。」

「有個女生更是過分,她對我說:『你是來自NA的,你比較笨。』那會兒我剛升初一,之後我在學校就不怎麼說話了」。

讀IP項目的優秀學生A說:「學校讓我們參加的各種課外活動,通常都是由快班和IP項目的同學組成,NA和NT的同學機會較少。讓我和NA、NT項目的同學交朋友,難度是會比較大的。」

NT項目的「差生」E說:「快班的好學生們並沒有對我們不好,他們只是無視我們,彷彿覺得我們不存在。」

主持人問:「如果不分流,而是把大家混合在一個班,會更好一些么?」

優秀生A認為:「我個人覺得混合班的建議可能對縮小差距並不是非常有效,這甚至可能讓差距拉大。因為這些學生可能會發現自己無法應付,並導致完全放棄自己。」

兩位來自NT的「差生」說:「其實挺尷尬的,有時候感覺他們說話的方式都和我們不一樣,他們說話的方式和我們說話的方式,讓人覺得他們是上層階級,而我們不是。」

的確,如「差生」們所言,光從這段簡短的訪談中就可以看出,IP流的學生在英語複雜句式和高等詞彙的使用上,就比NA、NT流的學生要好得多。不同階層的學生成長在不同的家庭環境中,原生家庭帶來的視野和能力差距就足夠巨大。

新加坡的教育部門認為,分流教育讓不同資質的學生能更合理地找到適合自己的教學模式、讓教育的效率和針對性更高。無論是各層次的入學比例,還是各種國際教育評估測試指標,新加坡的數字都是亮眼的,這說明新加坡的教育體系很成功。

對於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國內教育圈的許多研究也大都持正面評價。過去二三十年,新加坡包括教育制度在內的許多探索,也是中國學習的目標。

當然了,我國的基礎教育還沒有像新加坡這樣官方的、系統性的、非常早的多次分流體系。更多的是隨着階層差異拉開而逐漸形成的半市場化潛移默化分流,每個地方的情況也都不大一樣——學區房、課外培訓、點招選拔、分班教學、鼓勵職業教育等等。

無論是新加坡這樣的官方分流,還是自髮式分流,都會帶來高昂的教育競爭成本。根據滙豐銀行的一份報告,香港地區和新加坡是全球子女教育投入top3的經濟體,遠高於歐美一流發達世界。

階級落差太大,幾千塊的社會平均收入是不可接受的,與其生出高風險上職高的小孩,還不如不生,或者只生一個精細化培養——這是東亞發達城市中產家長們的常見心態。就像一個賭徒,如果很早就知道自己必然要輸,那可能就不進賭場了,或者少玩幾把。

最後就形成了家庭把資源集中在少量孩子身上,以試圖擠入知名學校。而top大學畢業生薪資最高的出路之一就是去課外培訓班當老師,繼續「傳銷式」的培養新一批用戶。

小結

最後對本文做一個簡單的總結:

1. 我國的老齡化和少子化程度比1990年的日本更嚴重一些,未來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也會比日本的類似階段更快。

2. 在研究我國的婚育問題時,需要考慮到」統一大市場「這個重要變量。它會讓馬太效應更嚴重,大城市吸引力更強。再配合上我國巨額轉移支付和大城市土地約束,大城市年輕人的婚育難度會更大。

3. 大市場形成的特大城市超高收入行業和轉移支付形成的落後地區高收入體制內崗位,讓人們對「高級打工權」的競爭壓力加大,讓教育軍備競賽更嚴重。這是第二個重要變量。

4. 中國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速度最快的國家,這一方面顯著提升了我國的人力資源質量,另一方面也會讓我們的晚婚晚育、不婚不育進程走得更快。這是第三個重要變量。

5. 統一大市場+高教快速普及,為我國的大城市提供了充足的、高質量年輕人力資源,我國的產業升級仍將繼續,但大城市是高壓力、高壓抑的——參考韓國類似階段。

6. 土地約束和教育壓力可以參考香港和新加坡。無論是否願意,年輕一代在城市和大城市的比重都在顯著提高。如何讓他們更容易地在工作地定居、安心地結婚和生娃,將決定我國未來生育率的基本面。科學地理解人口、資源和信息流動的客觀規律,更合理地進行資源分配,更多地將統一大市場的正面意義發揮出來,才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7. 雖然中國是全球極少有的「未富裕低出生率」國家,而由於婚育壓力的普世性基本規律和我國獨有的一些特點,我們的少子化速度會更快。但我們的產業升級仍將繼續,經濟發展仍有潛力,過度悲觀也是沒必要的。

城市化、大城市化、經濟發展、學歷提升、競爭加劇、大城市高房價、對教育資源的競爭、對階層躍升的渴望、對階層下降的擔憂……等等這些導致婚育意願下降的因素,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不是中國獨有的。

但中國會有一些特點,讓這一進程加速。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客觀地認清這些特點,了解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順勢而為而不是逆規律而行。

中國的人均GDP還差一點才到1萬美元,但由於城鎮化和高教普及,新一代年輕人大比例向上流動。居住在人均GDP1.5萬~2.5萬美元城市市區(強地級市、強省會、一二線城市)的年輕人比例是比較高的。

這些生育的主力軍,他們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所接受到的價值觀念,總體上大幅超過平均人群,已經不亞於10年~20年前的韓國/台灣地區、甚至日本/新加坡/香港地區。因此,了解周邊發達社會極低生育率是怎樣形成的,很有必要。

而基於以上分析和預測,我們會很快見識到新一代年輕人自身數量少+超低出生意願對出生數字帶來的巨大影響。

未來兩年,我們將迎來新一輪人口普查、十四五規劃和多規合一,而人口趨勢是我國各類規劃所強依賴的基礎數據。只有對未來的人口走勢有客觀的判斷,才能在這樣一個密集窗口期內作出正確的規劃。

人口流出地區高估人口,尋求更多土地指標和固定資產投資,人口流入地區低估人口,限制土地指標和公共資源供給——這種傳統老套路,難以再繼續下去了。對客觀規律的不信、不聽、不管,會讓情況惡化。

雖然基本趨勢難以根本逆轉,但排除影響生育的障礙、減緩少子化的速度,是個迫在眉睫的需求。近年來大家對人口危機已越來越有共識,對少子化根源的分析也日漸明晰,現在需要的就是針對性地解決問題——了解新一代年輕人的想法、理解他們的訴求、為一線創造價值的年輕人減壓。

希望我們能迎來這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