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口發展,將人財兩空;注重人口發展,才有可能人財兩旺。

2019年2月5日,農曆正月初一,大批民眾湧進四川成都武侯祠,逛廟會過大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文|易富賢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研究員

人口並非經濟發展的充分條件,而是與自然資源、基礎設施(包括交通)、區位、政策等一樣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在年輕勞動力充足、經濟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非人口因素還顯得更為關鍵。但是人口這個必要條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條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礎設施,優化經濟結構,將「非資源」(如太陽光、氮氣)轉變為「新資源」(如太陽能、氮肥)。隨着經濟的發展,非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不斷下降,比如中國的自然資源租金佔GDP的比例,從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鐵、高速公路、機場等的修建使得一些邊遠地區的交通和區位條件得以改善;發展模式變得越來越成熟、趨同,小灶式的經濟政策對區域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類區域經濟政策,雖然有一定效果,但都遠不如當初深圳那麼有效了。而人口(生產、消費、創新)越來越成了影響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國是長期低生育率,勞動力在快速減少,人口結構在快速老化,人口越來越成為區域經濟的制約因素。因此,本文聚焦於人口本身對經濟的影響,也歡迎其他學者從其他方面予以補充。

01

歷史上人口變局對中國區域經濟的影響

中原地區長期是中國的人口和經濟中心。但是西晉永嘉之亂、唐朝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難,導致中原地區人口減少,江南卻因為相對安穩而人口增長較快,精英層衣冠南渡,加上氣候因素,人口和經濟中心不斷南移。比如說安史之亂之前,江西只佔全國人口的2.8%,而到元末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卻佔全國的24.7%了,成為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明朝後,隨着江西填湖廣,湖廣填四川,江西人口佔全國比例降至1381年的15.0%、1542年的9.8%、1776年的6.3%、1953年的2.8%,經濟佔全國比例也不斷下降。

唐宋時期,四川是中國最發達的地區之一,唐天寶元年(742年),四川人口佔全國的22%。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四川人口259萬戶,佔南宋的20.4%。但是宋蒙戰爭導致四川人口銳減至1282年的12萬戶,民生凋敝。明朝時期,湖廣(湖南、湖北)填四川,四川人口和經濟恢復性增長,萬曆六年(1578年)人口增至310萬人,佔全國的5.1%。但是明末清初戰亂使得四川人口再次銳減,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仍不足10萬人。清朝第二次湖廣填四川,四川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685年的0.4%增加到1776年的2.9%、1820年的7.8%、1910年的12.8%,經濟佔全國比例也隨之提高。

在地理大發現後,美洲高產作物導致人口爆炸,「炸」得最厲害的是英國(含愛爾蘭)和俄國。英國人口從1500年的474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5309萬人。從英國獨立出來的美國人口更是從1776年獨立時的250萬人增加到1950年的1.52億人。18世紀60年代,英國的人口爆炸引發了工業革命,隨後傳播到歐美地區。英美兩國人口佔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5%上升到1950年的8.1%,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從1.6%上升到34.0%。整個西方國家的經濟佔全球比例從1500年的18%上升到1820年的25%、1950年的57%。

俄國(前蘇聯)人口從1600年的2070萬人增加到1820年的5477萬人、1940年的1.99億人,佔全球比例從1600年的3.7%增加到1940年的8.5%,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從3.4%上升到9.3%,在1931年之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中國人口在鴉片戰爭後卻增長非常緩慢,只是從1820年的3.8億人增加到1950年的5.5億人,佔全球比例從1820年的37%下降到1950年的22%,同期經濟佔全球比例也從33%下降到4.6%。

歐美主導的國際海運貿易給上海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年輕移民蜂擁而至上海,上海的人口從1852年的54萬人增至1949年540萬人,佔全國比例從0.13%上升到0.99%。1894年上海的對外貿易佔全國的53%,1936年達到60%以上;1933年上海的工業產值佔全國的50%;1947年全國主要城市有工廠14076家,上海佔55%。

俄國崛起後對中國東北虎視眈眈,迫使清朝政府於1860年解除對東北已經實行了200多年的「封禁」。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也迅速成為工業化強國。崛起的俄國和日本給鄰近的中國東北帶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東北像吸水機一樣吸引着內地移民。東北人口從1871年的330萬增加到1911年的1800萬、1940年的4000萬;佔全國的比例從1870年的0.9%提高到1940年的7.8%。東北成為中國最發達的地區,1943年東北煤的產量佔全國49%,鋼材產量佔93%,電力佔78%,鐵路線佔42%。

02

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長三角的崛起

1979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國際人口和經濟結構再次衝擊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是中國香港、日本、中國台灣、韓國、歐盟、北美。以現值美元為標準,1980年這些地區佔全球GDP的71%,主導着全球經濟和貿易格局。

1980年美國、歐盟的中位年齡只有30歲、33歲,年富力強,經濟充滿活力。日、港、台、韓1980年的中位年齡為33歲、25歲、23歲、22歲,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60年的3.8%上升到1980年的11.1%、1995年的20.8%。1980年美、日、港的人均收入分別是中國大陸的65倍、48倍、29倍,這些地區的小商人到中國大陸都算是大老闆。

也就是說,當1979年中國打開國門的時候,外貿、外資、技術、管理全來自東部海洋,加上海運的廉價,給中國東南沿海帶來了巨大的發展機遇。中國外貿依存度(進出口總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1978年10%上升到2006年的66%。

而中西部卻因為遠程貿易所帶來的「冰山」成本,經濟落後於東部,年輕勞動力不斷湧入東南沿海,經濟中心也一再東移。廣東、江浙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從1979年的5.3%、11.6%上升到2006年的11.4%、16.1%。

比如廣東、貴州1990年的0歲-19歲人口佔全國的5.84%、3.39%,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佔9.33%、2.25%,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佔9.36%、2.41%;以1990年0歲-19歲人口為基準,2010年、2015年廣東流入了60%、60%,而貴州卻流失了34%、29%。

2000年的0歲-4歲兒童到2010年是10歲-14歲,1990年的45+歲(45歲及以上)人口到2010年是65+歲(65歲及以上)老人,各地佔比變化很小,說明兒童和老人基本都留守原籍。中西部勞動力的外流,導致留守老人「老無所養」、留守兒童「幼無所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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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2006年:中國經濟中心開始往西南轉移

1979年以來,中西部的經濟佔全國比例不斷下滑,然後在2006年開始觸底反彈。比如湘鄂、雲貴桂、川渝、皖贛、陝甘寧的經濟佔比從1979年9.3%、5.5%、7.3%、5.9%、4.5%下降到2006年的6.6%、4.8%、5.4%、4.7%、3.3%,然後回升到2017年的8.3%、5.9%、6.6%、5.6%、3.85%。而東部的滬江浙、京津冀、廣東的經濟佔比則從2006年的20.6%、10.3%、11.4%下降到2017年的19.6%、9.6%、10.5%。東北的經濟佔全國比例更是從1960年的18.0%下滑到1979年的13.3%、2006年的8.5%、2017年的6.5%。也就說,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動,這是唐朝以來最大的轉向。筆者在2005年-2008年,預測了這種轉向:發達國家由於人口老化,導致經濟減速,給中國東南沿海的經貿機遇減少;中國中西部內需市場在崛起。

筆者在《社會科學論壇》2017年第12期的《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論證了2016年中國只有12.8億人而非13.8億人。本文假設中國停止計劃生育後,出台鼓勵生育的政策,將生育率一直穩定在1.2(難度很大)。除中國大陸外的世界其他地區的未來生育率則按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2017》的中、低方案平均。

年輕人越多,創新活力就越強,隨着中位年齡的提高,創新活力不斷減弱。日本、意大利、台灣、韓國隨着中位年齡的提高,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比如日本的中位年齡從1965年的27歲增加到1985年的35歲、2015年的46歲,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63年-1967年的9.5%降至1983年-1987年的4.2%、2013年-2017年的1.1%。

勞動力是驅動經濟的動力,老年化是經濟發展的阻力,20歲-64歲勞動力與65歲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經濟活力。日本、意大利、台灣、韓國隨着勞動力/老人的下降,經濟增長率直線下降。比如韓國的勞動力/老人從1990年的11.3降至2005年的7.4、2015年的5.2,五年平均GDP增長率也從1988年-1992年的9.1%降至2003年-2007年的4.5%、2013年-2017年的3.0%。

日、港、台、韓的中位年齡從1980年的33歲、26歲、23歲、22歲增加到2015年的46歲、43歲、40歲、41歲,人口在快速老化,經濟增長率在快速下降。歐盟、美國的中位年齡也從1980年的33歲、30歲提高到2015年的43歲、38歲,經濟增速也有所下降。加上中國大陸的經濟佔全球比例在提升,日、港、台、韓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95年的20.8%下降到2016年的9.5%;歐盟、美國的經濟佔全球比例也從2003年的60.3%下降到2016年的46.3%。

在2004年之前,與日港台韓、歐盟、美國的貿易一直佔中國大陸總外貿的70%以上。這些地區的經濟減速,使得中國的外貿依存度從2006年的66%不斷下降到2016年的37%,東南沿海的經濟優勢下降。而隨着經濟發展,中國的人均GDP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比例,從1980年的8%,上升到2006年的27%、2016年的80%,經濟從過去的出口驅動轉變為內需驅動。而人口和消費中心仍在中西部,內需給中西部帶來了機遇。並且西部地區的生育率高於東部,人口結構年輕,勞動力相對豐沛。這些因素驅動中國經濟中心在2006年開始西移。

日本、歐盟中位年齡將增加到2030年的52歲、48歲,2050年的55歲、50歲,人口佔全球比例也將下降,GDP總量佔全球比例必將繼續下降,給中國的經貿機遇將繼續減少。

美國的人口結構變化相對平穩,2030年、2050年的中位年齡將只有40歲、44歲,總人口和勞動力還將繼續增長,加上研發優勢,今後經濟佔世界比例將長期波動在21%-25%。但是一方面由於美國正在重振製造業、抬高市場准入門檻,一方面由於印度等國的產品開始佔有美國市場,中國產品在美國市場的份額可能將下降。

而2015年東南亞的中位年齡還不到29歲,正處於迸發經濟活力的階段,加上地緣優勢,對華貿易佔中國外貿的比重從2000年的8.3%上升到2016年的12.3%,很快就要超過歐盟對華貿易了。2015年南亞(包括印度)、中亞、西亞、非洲的中位年齡分別只有26歲、26歲、27歲、19歲,作為整體,經濟佔世界比例從1994年的5.4%上升到2016年的11.4%,對華貿易佔中國外貿比重也從2000年-2002年年均15.7%上升到2014年-2016年年均26.2%,還將快速上升。今後幾十年東南亞、南亞、中亞和西亞將是最有經濟活力的地區,將給中國西部帶來發展機遇,推動經濟中心繼續西移。今後到這些地區的鐵路修通後,中國西部將從開放的「三線」變為「一線」。

04

從勞動力遷徙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20歲-39歲黃金年齡勞動力是最有經濟活力的人口。東北20歲-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從1981年的10.1%下降到2015年的7.6%,同期經濟佔比也從13.1%下降到8.0%。

由於東北年輕勞動力數量在下降,人們就誤以為是人口外流。其實東北的人口流出、流入大致平衡,遼寧略有流入,黑龍江略有流出。比如,2015年黑龍江人口凈流出,但是常住人口中仍然有55萬是外省人。

很多人以為東北人口大量流往海南。但海南2015年常住人口911萬人中,外省人口只佔62.5萬人,包括6.4萬東北人(集中分佈在三亞)。由於三亞常住人口中有20%是外來人口,外來人口中又有22%是東北人(3.7萬人),再加上東北人明顯的體征和語言特色,這就給人一種假象:在海南的東北人很多。

廣西的勞動力流失率遠比黑龍江高,但是由於生育率較高,補充了勞動力,留在本省的20歲-39歲人口佔比仍然穩中有升,經濟佔比也沒有像東北那樣大幅下降。東北經濟衰退的原因當然很多,但是核心原因是他們不再「製造」東北人了,「人口製造業」的衰退,必然導致「物質製造業」的衰退。

川渝常住人口20歲-39歲人口佔比的降幅比東北還大。但川渝是因為勞動力外流,而東北是因為生孩子太少。川渝外出打工的勞動力仍寄錢回家養孩子、養老人,仍在貢獻家鄉的內需和經濟。2010年筆者在西南大學演講曾判斷重慶的勞動力將開始迴流,今後幾年重慶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現在果然如此,比如1990年重慶、四川的0歲-19歲人口佔全國的2.31%、6.64%,而2010年的20歲-39歲人口只佔1.81%、5.37%,說明勞動力嚴重外流;但是2015年的25歲-44歲人口卻佔全國的1.96%、5.43%了,有經驗、有見識、有技術的青壯年勞動力在迴流。而東北既沒有人寄錢回來,也沒有人可以迴流。

為什麼外遷勞動力開始迴流?區域發展不平衡是人口流動的動力,而區域均衡化發展是趨勢。以前倫敦、巴黎、紐約、東京的人均收入遠高於全國,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後面由於各地基礎設施的改善和財稅制度的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斷縮小。比如說,密西西比一直是美國最窮的州,人均收入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從1930年32%上升到1950年的51%、1980年的70%、2015年的72%;而紐約州卻從1930年的168%降至1950年的122%、2015年的122%。1956年東京的人均GDP是全國的1.95倍,吸引着人口流入;1967年降至全國的1.55倍後,東京人口佔全國比例開始下降。日本最窮的沖繩縣的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也從1970年的41%上升到2000年的66%、2014年的71%。

深圳的人均GDP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是全國的5倍了,1991年更是6.5倍,廣州也是全國的3.2倍,吸引着年輕勞動力湧入廣東。上海、北京在1996年、2000年放開人口閘門時,人均GDP分別是全國的3.7倍、3.1倍。

重慶、四川、湖南、貴州、安徽、廣西等勞動力輸出地的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在2005年前後觸底反彈,從2005年的81%、59%、66%、34%、57%、55%上升到2017年的103%、72%、82%、61%、71%、68%。而2017年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人均GDP只是全國的2.1倍、2.0倍、2.5倍、3.0倍了,還將繼續下降,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在下降。

湖南、廣西、安徽、河南、四川是主要的人口流出地,2015年光是向北京、上海、廣東這三地就分別流出了488萬、362萬、348萬、329萬、299萬人口。從25歲-44歲勞動力流失率來看,貴州、河南、安徽、廣西流失率最高,2015年分別流失了29%、21%、20%、20%,留守危機也最嚴重。但是流失率高也意味着今後人口迴流勢能大。

對於人口輸出的中西部省份來說,人均GDP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後發優勢,有經濟上升的強大勢能。現在中西部的基礎設施在改善,國家也出台了扶貧政策,將增強經濟造血能力,拉動內需,區域發展差距將繼續縮小。考慮到路費和骨肉分離的精神成本等,外遷勞動力部分會帶着技術、資金迴流,將迎來一波勞動力紅利,像前些年重慶那樣促進當地經濟發展。而勞動力流入地(珠三角、長三角、北京、天津)的經濟佔全國比例將下降。

東北由於人口老化,經濟活力減弱,人均GDP相當於全國平均水平的比例不斷下降。1960年東北的人均GDP是全國的2.1倍,1980年還是1.5倍,而2015年降至全國平均水平,2017年只是全國的82%了。人口外移的勢能加大。

05

從人口結構看各省的經濟前景

近期的經濟看人口遷徙,長期的經濟看人口生產(生育率)。將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發現,東北、北京、天津、長三角最低,西部地區最高。生育率的差別也導致年齡結構的差異和經濟活力的差異,東北的中位年齡最大,經濟率先衰落。西部地區中位年齡小,經濟潛力大。

北京、上海由於吸引了外來年輕人口,2015年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8歲、40歲,但是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高達44歲、50歲,比東北還要高;如果沒有外來年輕勞動力,經濟比東北還糟。

2015年廣東的外來人口的中位年齡與北京、上海一樣只有33歲左右,由於戶籍人口的中位年齡也只有33歲,因此常住人口的中位年齡只有33.7歲,全國最小。廣東的人口結構最年輕,是因為1980年全國實行一胎化時,習仲勛主政的廣東卻出台了《廣東省計劃生育條例》,允許生二孩,其中農村的二孩政策一直延續到1998年,使得廣東戶籍人口「額外」多出生了數百萬孩子,給經濟注入了「額外」活力,改變了中國幾十年的區域經濟格局。但是由於廣東在1998年取消了二胎政策,生育率快速下降,今後的人口結構也不容樂觀。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深圳的兒童比例低,吸引了大量外來年輕勞動力,有利於近期的經濟;但隨着時間推移,年齡結構將由目前的紡錘形變成極為危險的倒三角形。這些大城市生育環境惡劣,民不聊「生」,生育率長期只有0.7,如果繼續吸引外地年輕人,這些人生不起孩子,而相當部分將在此終老,今後將面臨空前的老齡化危機,威脅社會穩定。並且,過多的年輕人流入這些大城市,也會使得全國的生育率低下,將會導致今後全國宏觀經濟的衰退。

年齡結構最好的是廣西、貴州、西藏、雲南、江西、河南、安徽等省,兒童比例高,後備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今後老年化危機輕。

假設2015年後人口不再跨省遷徙(事實上仍然會有跨省遷徙的,比如現在的流動人口部分將返回原籍)。各省2015年常住人口年齡結構採納2015年1%人口抽樣調查《各地區分性別、年齡的人口》數據,再用《中國大陸當下人口實證研究》中全國各年齡數據推算各省的各年齡人數。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全國生育率為1.22、1.18,平均是1.20,假設各省未來的生育率也穩定在2000年、2010年普查的平均水平,比如吉林為0.80,廣西為1.67。

20歲-39歲人口佔比下降越快,勞動力/老人越小,中位年齡越大,那麼經濟活力就越低。2035年20歲以上人口是2015年之前出生的,因此2035年的20歲-39歲人口佔全國比例、勞動力/老人是已經確定了的,不受今後生育率影響。

老齡化指數又稱老少比,是指100個兒童(0歲-14歲)對應的老年(65歲及以上)人口數,指數越高說明老齡化程度越深。由於老人和兒童基本都留守原籍,因此老齡化指數比中位年齡更能反映真實的老年化程度。

2015年東北的中位年齡已經超過43歲了,相當於日本2006年的水平。日本2004年-2008年GDP年均只增長1.2%,而遼寧、吉林、黑龍江在2014年-2017年GDP還年均增長2.6%、6.3%、6.0%。原因之一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2015年還有6.7,只略低於全國的6.9,而日本在2006年只有3.0了。但是東北的勞動力/老人在快速下降,今後將是全國最低,經濟活力最弱,社保危機最嚴重。沒有人口再生產的一場革命,東北是很難振興的。

從各項人口參數綜合判斷,東北的人口結構最差,其次是華東、華北、華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規模優勢,自然條件也更好,並且在新的國際貿易體系中,擁有最佳的區位優勢,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廣西、雲南、貴州的經濟增速將領先全國。加上廣東的人口結構也較好,因此中國經濟中心是往西南轉移。

三大城市群中,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結構最好,京津冀其次,長三角最差。江蘇的經濟不可能超過廣東,因為戶籍20歲-39歲人口在減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結構也影響社會心態,廣東最開放,上海次之,東北最保守。全國的人口結構不斷老化,社會心態也將不斷「東北化」。

四川、重慶近年經濟增速領先全國。在新的國際貿易格局下,今後的區位優勢也不錯。但是兩地的生育率長期低於全國,經濟後勁並不足。

全國各地的人口結構差距甚大,應該因「人」施政。東北已經進入了「經濟老年」,需要「養生」:優化經濟結構,力求如日本、德國那樣在惡劣的人口結構下仍能維持經濟的低速增長。德國、日本的經濟之所以相對較好,是因為2016年仍然有28%、27%的勞動力從事工業,實體經濟還堅挺;而法國、英國、希臘只有21%、19%、15%的勞動力從事工業。

東北如果「不服老」,繼續追求速度,會導致經濟結構惡化和數據的水分。老人如果「養生」得當,可能長壽百歲;否則,可能只能活到六七十歲。因此,人口結構惡化,決策需要更為科學、精細才行。東北的生育率在1980年就低於更替水平了,比全國早11年,東北的今日就是全國的明日。全國的人口結構都在快速老化,急需出台有效的「休養生息」政策,提升生育率。

很多人認為政府的職責是發展經濟。其實在人口結構改善後,經濟也會隨之而增長,這已經被中外歷史反覆證明。亞當·斯密認為「國家繁榮最關鍵的因素是其居民數量的增長」。那麼對政府來說,還有什麼比發展人口更重要的?

為政一方,如果只注重經濟增長而忽略人口發展,將人財兩空,導致區域的長期衰敗;注重人口發展,將人財兩旺。沒有「人口製造業」的振興,就不可能有「物質製造業」的振興。唐太宗等政治家將婚育和人口增長作為考核官吏升降標準,比現在以GDP為主的考核標準合理的多。各省的經濟前景取決於如何引導年輕人生兒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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