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本文原載於《三聯生活周刊》(2014年第二期)封面報道,《薄瓜瓜在英國》

12月11日,北京市高院裁定罪犯薄谷開來在死刑緩期二年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符合減刑條件,故將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刑罰減為無期徒刑,原判附加刑不變。

這一新聞又將眾人的注意力吸引到這位風光一時的部長夫人身上。從紅二代到名律師再到官太太,最終雙手沾上鮮血進入監獄,薄谷開來的生生軌跡令人唏噓。

《三聯生活周刊》曾以4萬字長文報道了簿谷開來始末。其中,對薄谷開來人生起伏的敘述,給歷史君留下了深刻印象。歷史君特此摘編,或許可以給讀者一些體悟。

從薄瓜瓜說起

薄瓜瓜是1987年12月17日在北京出生的。據說薄一波為這個薄家第三代取的正式的名字是薄曠逸,而姥爺谷景生見這個孩子憨態可掬,就給取了個「瓜瓜」的小名──這大概是谷家的傳統,薄瓜瓜有一次告訴媒體,他的一個表姐叫果果,一個表妹叫桃桃。「瓜瓜」後來便成了他的大名。

一位了解薄家的知情者說,瓜瓜小時候,一直被放在谷家,由外公外婆照料。谷開來大部分時間都與薄熙來住在大連,「只有孩子生病的時候她才回去」。

谷家有五個女兒,谷開來是最小的一個,四女兒谷某一直單身,瓜瓜的生活她也照料頗多。薄瓜瓜後來半開玩笑說,四姨是唯一對他「板臉的人」。有一次因為瓜瓜理髮時嗑瓜子,四姨覺得不禮貌,讓他寫了一份「足足有兩頁」的檢討,他笑稱:「我的文科成績一直很好,大概就和小時候寫檢討有關。」其實他和姥姥、姥爺以及四姨最親。

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回憶的一些細節也讓人頗為憐惜。「爸爸媽媽很少見到我,我一直在北京,他們在大連。我從小就習慣拿一個小本兒,然後就拿那本隨便亂寫。好像跟本兒來對話似的,像一個朋友一樣,我說它聽。有一次爸爸、媽媽來看我,我就不讓他們走,抓着他們。他們就想盡辦法,後來就說那咱們玩捉迷藏吧。然後我在那兒數數,正數着數呢,一睜眼,怎麼人都沒了?然後就看到他們坐車走了,我當時就好像哭得挺厲害的,然後也要追出去……挺難過的。」

一位知情者形容兒時的薄瓜瓜「虎頭虎腦、人見人愛」,「開來特別寵他」。「瓜瓜沒有過過普通孩子的生活。他從小生活在深宅大院里,平時有警衛員照顧,出門坐汽車,不知道外面真實的世界是什麼樣子。」薄瓜瓜稱自己的姥爺谷景生為「黑眉毛爺爺」,爺爺薄一波是「白眉毛爺爺」。「跟我白眉毛爺爺每周見一次」,「都沒有『怕』他們這一說,他們都是非常和藹可親」。也許是因為父母不在身邊,家人也特別寵這個孩子。

瓜瓜9歲時寫過這樣一首小詩:「時晚民子遇,獨院無父存。要知答明歸,作真忘盼兒。」「詩的內容講的就是傍晚放學,家長都來接孩子,而他卻看不到父親,父親在外地。聽說明天要回來,但他工作太認真,竟然忘了期盼着他的兒子。」薄瓜瓜後來說,薄瓜瓜當時的班主任回憶,有一次薄瓜瓜寫了一篇《小雨還在沙沙下》參加景山學校的作文比賽,這篇作文是專門寫他父親的。

不知道這段經歷是否造成了谷開來對兒子的一種補償心理。作為母親,谷開來對瓜瓜的愛更是眾所公認的──暫且拋開怎麼評價她的「愛」和這個「愛」導致的結果。與谷開來早期合作過的C先生說,谷開來心氣頗高,雖然後來她也曾以一名成功的職業女性形象走向世界,與海外打交道,但是畢竟彼時已人到中年,錯過最好的年齡,所以她對瓜瓜寄予很高期望,特別希望身邊有海外生活經歷的人,如C先生,能多影響和指引瓜瓜,讓他成長為西方文明世界裏一名標準的「紳士」。

去哈羅

現在看來,薄瓜瓜2000年得以進入哈羅公學讀書,是他與母親谷開來的一個「階段性勝利」。

去哈羅公學讀書的想法,應該是薄瓜瓜在1998年的第一次英國之旅萌生的想法。據知情者透露,谷開來大姐的女兒當時在英國讀書,而「家裡人分析,英國的英語最標準」,於是英國成了最終目標。一番商議,谷開來決定帶着薄瓜瓜先去英國看一看。1998年初,利用瓜瓜放寒假的時機,C先生與徐明、谷開來帶着薄瓜瓜一行四人去了英國,C先生回憶,此行他們參觀了哈羅公學和牛津大學,當時還聯繫到台灣一位政界名人的兒子為他們做翻譯、介紹。

毫無疑問,為這次英國之旅全程買單的人,是大連實德董事長徐明。「徐明就是付錢的角色,一路走一路付。」

1999年12月底,谷開來帶着薄瓜瓜第二次前往英國,與上一次走馬觀花不一樣,這一次,這對母子做好了長期生活在此的打算。這個決定對當時剛滿12歲的薄瓜瓜來說,也是個頗有壓力的舉動。他後來在接受某電視台採訪時這樣形容自己的心情:「一開始最早到英國那是兩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前途。」一方面他已經離開了景山學校,另一方面在英國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學校,「假如說不能開創出一條光明的道路的話,那等於說兩邊都耽誤了」。

谷開來帶着薄瓜瓜第二次造訪英國時,她並沒有把落腳點選在倫敦,而是英國南部海濱城市伯恩茅斯(Bournemouth)。伯恩茅斯以氣候溫和的旅遊勝地聞名,這裡有順着海岸線一直延伸的白色沙灘。薄瓜瓜後來在接受某電視節目採訪時還提到:「我記得當時看着遼闊的大海就非常感慨,因為不知道前途會是什麼樣子。」

經語言學校幫助,谷開來在伯恩茅斯靠海邊一幢叫作基思頓(Keystone House)的公寓里租房住了下來。由寶馬經銷店改造而成的基思頓是一幢三層樓房,下面兩層是辦公用房,只有三樓用於居住。房東理乍得·史達利(Richard Starley)至今對谷開來有深刻的印象。他回憶說,谷開來平時很有禮貌,行事低調穩重,「是一位端莊的女士」。

在房東史達利印象中,谷開來「是一位好媽媽,處處關心兒子,為兒子着想」。起初,谷開來把時間更多地花在支持兒子的學業上。語言學校的人士回憶,她先是走路把12歲的兒子送到學校,然後會在小城的高檔餐廳享受美食,或者為客人們泡製綠茶,還與當地人練習英文。雖然谷開來在伯恩茅斯生活的時間並不算長,但是一篇英文報道說,「許多和谷開來打過交道的人都為她着迷」,當地一家名為瓦倫蒂諾的餐館老闆形容她「美貌動人」。

市長夫人的創意

不過,谷開來也並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僅僅限定在一個「陪讀媽媽」上面。從基思頓的公寓房間遠眺,能看到一隻固定在半空的熱氣球,叫「伯恩茅斯之眼」。氣球能把遊客帶到約150米的高空,遊客在熱氣球上將海邊小城的美景盡收眼底。

彼得·賈爾斯·霍爾是這一氣球觀光項目的所有者和運營公司──Vistarama BalloonSystems的總經理。有一天,一位中國女性找到他說,她認為自己在中國的家鄉城市也應該有一隻這樣的熱氣球。霍爾後來才知道,這位女士所說的「家鄉城市」,正是與伯恩茅斯有些類似的海濱城市大連;而這位介紹自己叫Horus的女士的丈夫,就是這座城市的市長。

在霍爾眼裡,谷開來「穿着永遠無可挑剔」,但是他也顯然洞察到了這種個人魅力所隱含的另外一些信息。霍爾說,雖然谷開來住在一個普通公寓,但是她精緻的裝束和她對鑽石、翡翠的嗜好展現了她的財力。「她讓人眼前一亮。永遠的細高跟鞋、短裙、絲襪,非常昂貴的珠寶。」霍爾說,「當你看見她走在街上,你看着她,你就會知道她極度富有。」

霍爾回憶,谷開來當時提出「氣球看起來是紅白相間的足球」,說大連一家贊助了一個當地足球俱樂部的化學公司打算買它。「她起初是迷人而禮貌的」,但是雙方漸漸出現了一些不愉快。據霍爾說,氣球絞盤──將氣球拴在地面的部分的價格是10萬英鎊,但是谷開來要求霍爾寫25萬英鎊,其中15萬英鎊是給瓜瓜交學費。「我們不可能這樣做。我們的財務人員無論如何不可能允許這樣。」霍爾說,被他拒絕後,谷開來很生氣。谷開來希望這個氣球能在2000年早些時候,趕在大連的一場重要活動之前交付而未果。霍爾後來稱「谷發出了憤怒的威脅」,「我們想,哦,天吶,她變得非常醜陋了,她的脾氣實在是陰晴難定」。

霍爾還記得,一些氣球支付款的支票上寫着「大連保稅區」,可是他被告知是一家塑料公司支付了費用──後來證明,是徐明付錢買了熱氣球。當時的計劃是,「一隻氣球將被安裝在大連實德足球俱樂部的體育館外」,「另外一隻將被帶往中國各地進行展示,以期能被賣到其他城市」。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耗資不菲的大連熱氣球項目命途多舛──熱氣球還因為一場焰火事故被毀。它「生命」的最後一次「露面」,是以「直升飛球」的正式名稱,出現在對薄熙來的「受賄罪」的指控上。谷開來作證說:「我向薄熙來說了徐明想做這個項目,最後市政府就把這個項目放在了大連的星海灣廣場上。」不過現在很多大連人對這個曇花一現的項目並無多少印象。

雖然那隻「伯恩茅斯之眼」的熱氣球如今已香消玉殞,不過網上至今還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徐明與谷開來一道乘熱氣球「考察」的照片。只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照片的一角還有另一個「乘客」,他就是後來被稱為「德叔」的法國建築師德維爾(Patrick Henri Devillers)。

德叔

德維爾後來在接受法國媒體採訪時,對一切傳聞都予以否認。他說:他與薄家是友誼關係,受邀去薄家做過客,薄熙來之子薄瓜瓜叫他叔叔,他受命陪薄瓜瓜前往英國,但從沒領到過薄家的經濟報酬。不過,後來陸續披露出來的一些新聞,包括德維爾本人後來在法庭上的證詞都表明,他與谷開來母子的關係遠非「友誼」所能涵蓋,他至少曾經是谷開來在英國經濟活動的一名重要參與者。

薄瓜瓜在一次接受採訪時憶及初到英國時的諸多困難:「那時比較苦,吃、住、行樣樣成問題,沒有任何人幫忙,幾天就要換個地方住。」薄瓜瓜說有一次,媽媽領他去一個新住處,又小又暗,條件特別差。「我一進屋就說:『這不是貧民窟嘛!』媽媽一句話也沒說。後來我對自己的態度特別後悔。」

不知道是不是兒子的態度讓她下了決心,谷開來後來在法庭作證時說,她帶瓜瓜去英國時,「當時住房非常困難,所以我就想在英國以外買套房子」。谷開來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德維爾,德維爾建議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房作為投資經營,「還可以把房子出租獲得收益,而且那裡的房子還可以保值增值,還可以度假用」。德維爾的建議深得谷開來之心。

身為建築師的德維爾自然承擔起物色房產的任務。他後來在法國尼斯和戛納之間找到了一棟叫聖喬治的別墅,他後來提供的證詞說:「聖喬治別墅位於戛納的松樹大道7號,一共三層,房屋面積有350平方米,總佔地面積有3950平方米,帶獨立花園、游泳池、車庫等。」他帶着谷開來專門去了趟法國尼斯戛納看了這套別墅。谷開來看後十分滿意,決定購買。谷開來後來在法庭出示證詞時說,她的想法是把這套別墅「將來留給兒子瓜瓜」。「作為經營性物業,對外出租,可以有穩定的收入」,而她的初衷看起來也顯得很「單純」:「因為我希望瓜瓜好好做學問,不為生計奔波,影響了前程。」

谷開來讓德維爾與別墅的房東談好了價格:房款總價是220多萬歐元,大概合200多萬美元,連同裝修一共需要300多萬美元。「選中這座別墅之後,徐明正好來英國看我,我就跟他說了我要在法國尼斯戛納地區買別墅的事,大約需要300多萬美元。徐明當場表示由他出購房款,我同意了。」

曾經的「谷麗」

當年的谷開來,實際上多少也是帶着一腔幽怨去的英國。「把薄瓜瓜帶到英國去上中學完全是她一手操辦的,給我打了個招呼就走了,甚至這個事情是有賭氣的性質,在此之前我有過外遇,而這個事情呢,她表示非常憤怒,她把瓜瓜帶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賭氣就走的。」薄熙來後來在法庭上曾做過這樣一番陳述,雖是寥寥數語,但也是對那一時期他們夫妻關係實質的真實描述。

2013年8月,在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雖然本人沒有現身,但是已在服刑期的谷開來用出具證言的方式,成為指控薄熙來某些罪名的重要證人。夫妻一場近三十載,最終竟以這種方式相遇,又以一場審判而結束,這令了解他們感情經歷的一些親朋好友們不勝唏噓。

曾經,他們的結合被視為「郎才女貌」+「志同道合」這種最佳夫妻模式的最佳樣本。

眾所周知,谷開來也是一名地道的「紅二代」。谷開來的父親谷景生是山西人,早年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51年,朝鮮戰爭爆發後,谷景生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第十五軍政委,與軍長秦基偉一起開赴朝鮮,參加第五次戰役,後來又出任國防部五院政委、黨委書記。

谷景生的夫人范承秀是范仲淹的後代,14歲即參加革命,當過八路軍、游擊隊長,「抗戰時期太行山區著名的才女、婦救會幹部」。1957年,心直口快的范承秀因幫着知識分子說話而被打成「右派」和「反黨集團」,有關方面要谷景生與妻子離婚。「當時,全軍授予將軍軍銜的高級幹部中被打成『右派』的,唯總政文化部部長陳沂同志一人,將軍的妻子被打成『右派』的唯谷景生同志一人。谷景生同志當時正在國防部五院,是受到重用之時。妻子怕連累他,也提出要離婚。然而,谷景生同志卻斷然拒絕……他因此被調離五院降職使用,但他無怨無悔。」這是2004年谷景生去世時,薄一波發表的悼念文章里的一段。由此也可以看出,谷景生是一位有情有義之士。

1958年11月15日出生的谷麗──後改名為谷開來──是谷家五姐妹中最小的一個。1966年,席捲全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谷景生和范承秀都成了首當其衝遭殃的老幹部。當谷家遭受巨大變故時,谷麗只有8歲。父母相繼被關押,四個姐姐又都被趕到農村。一位了解谷家情況的知情者說,谷家的其他四個女兒因為年齡稍大,「文革」前上學的上學、當兵的當兵,相對而言,小女兒谷麗受到的影響更大一些。一篇介紹谷開來早期經歷的文章說,小學還沒有畢業,谷開來就不得不上房當泥瓦匠,還到副食品店操刀賣肉,賣肉時竟還是個叫人目瞪口呆的「一刀准」。「後來,為了更長遠的生計問題,她決定學門手藝,她開始學彈琵琶,聰穎的她一學就會,很快就達到了專業水平,被確定為獨奏演員。在北京電影樂團錄音棚中為電影錄音,《毛主席逝世》那部紀錄影片的琵琶伴奏,就是谷開來演奏的。」──據一位了解谷開來的知情者說,谷開來的琵琶確實彈得非常好。有時出國訪問時,興之所致,她也會為客人們表演一段琵琶。但是對於她為那部紀錄片伴奏,這位知情者則表示懷疑。

谷開來的一份早期簡歷是這樣寫的:1973年參軍,1975~1978年,在北京西城棉織廠當工人。

1978年,谷麗參加了剛剛恢復了第二年的高考。後來有文章說,「因為坎坷的童年使她根本沒學過數學,幾近交白卷,但是她的文學答卷才情過人,竟一下就考上了北大法律系」。

相比於薄家,谷家平反得比較晚。一位知情者還記得,谷開來當年跟他講述如何為父親早日平反、獲得工作機會而奔忙。「他們家在80年代後期才分到比較好的四合院,他們家沒有兒子,女兒們都挺顧家,兩個老人能鎮得住。」這位知情者說,谷景生年輕時一表人才,而谷開來的長相和性格更多遺傳自父親。年輕時的谷開來靈動清秀,面相豐潤。一位熟悉她的知情者說,她對自己長相唯一不滿意的是腮骨過方,「耳後見腮」。某一年,谷開來告訴朋友,自己皮膚上長了東西,需要做手術。再見她時,整個臉型已有非常大的變化。

在與谷開來結婚前,薄熙來與北京市前市委書記李雪峰的女兒李丹宇有過一次婚姻。李丹宇是位軍醫,從當時的社會地位上講應該是「下嫁」到還落魄的薄家。李丹宇後來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說,薄熙來是在1981年兒子4歲生日那天,突然提的分手,之後李丹宇搬出了中南海,但卻不同意離婚。兩人最後對簿公堂,直到1984年,由法院判決離婚。

1984年,中央辦公廳幹部薄熙來到遼寧大連金縣當縣委副書記──一位知情者提醒,「文革」結束後,谷景生曾經帶中央整改小組到東北工作過,薄熙來的選擇應該與此有關。不過這個說法無從核實。

谷開來後來在正式場合都刻意強調是在1985年到了大連偶遇薄熙來,從而開始了一段浪漫的感情經歷,避而不談他們在北大共同求學的一年經歷是否已相識。谷開來的三姐嫁的人,正是李丹宇的哥哥,而谷景生與薄一波都是山西出來的老革命,所以那時候的薄熙來對她來說也不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物。而李丹宇懷疑薄熙來在北京大學念書時,可能已喜歡上谷開來。為此據說她還告了好多年。

不管怎麼樣,谷開來當時是頂着一定壓力嫁給薄熙來的,谷麗這個名字也是在認識薄熙來之後改的。一位知情者說,金州(當時的金縣)著名的風景勝地「金石灘」也是他們一起取的名字,「金石為開,繼往開來……這幾個詞來來回回的,他們覺得很好」。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證實了兩人當時感情的深厚。

一位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就認識谷開來的人士回憶,那時候還是北大法律系學生的谷麗說話柔聲細語,寫一手好字。谷麗也有出國深造的機會,但是她最終還是義無反顧地追隨薄熙來去了東北──薄熙來當時只是一個副縣級幹部,前途未明,這段感情之初也沒有任何功利成分。那時候從北京探望他們的一位友人,至今還對兩人當時的寒酸記憶猶新:「他們家裡有一間屋子,裏面只有一張床,外面用一個布簾擋着,上衛生間、洗澡都得到外面用公共的。」見有舊故來,谷開來還有些尷尬,「她給我切了個香瓜吃,我回去就拉肚子」。這位友人回憶,薄熙來當時「穿一個灰不喇唧的工人裝」,頭髮也亂蓬蓬的。東北小縣城的日子,遠非北京所能相比。日子雖然清苦,但兩人感情甚篤。1987年底,他們收穫了這段愛情的結晶──薄瓜瓜。

光芒四溢的「開來律師」

「我認為薄熙來是她第一個最愛的人,也是第一個傷透她心的人。她自認美貌但是有比她更美貌的,她覺得自己不受重視。」傷心之餘也許還有委屈──當時雖然掛着一個「瀋陽軍區陸軍學院講師」的身份,但谷開來其實為了這段婚姻放棄了工作機會。知情者透露,谷開來一度情緒低落,曾打電話給朋友,流淚傾訴自己的痛苦,也曾有一些舉動來傷害自己。

作為谷開來當時頗為信任的朋友,C先生勸谷開來不要在別人陰影下生活。「我勸她,不要迷戀做官太太,她完全可以利用她在法律方面的專長走出一條自己的路。」谷開來對好友的意見也深以為然。一番醞釀,於是就有了曾經風頭十足的「開來律師事務所」的誕生。據稱,這是第一家以女律師名字命名的律師事務所。

這一時期的谷開來

谷開來很快在律師這一職業上找到了屬於自己的自信和尊嚴,她的氣質、教養、學識和能力通過這一職業得到充分展現。在此期間發生最有名的事情,便是後來被稱為「勝訴在美國」的訴訟案。當時大連一家化工廠因商業糾紛被美國企業告至法庭,「中國方面不出面應訴,被美國法院做了缺席判決,判以1400萬美元的賠償。此事也驚動了當時的經貿部部長吳儀。她說,大連惹的禍,中國銀行不能出錢,你們努力吧;官司打不贏的話,大連市政府就要出這個錢」。參與此事的C先生回憶。當時薄熙來的壓力也很大,「那是90年代,大連政府哪變得出來那麼多錢?」1997年,大連方面決定組成律師團赴美應對,谷開來擔任律師團的主要律師,C先生也以顧問身份加入律師團。

「我們當時確實比較辛苦,一個月內看了六麻袋的檔案,從頭到尾翻出來。最後我們找到了一個理由,成功說服法官召開緊急庭前會議,再給一次機會。」C先生解釋說,「嚴格說來,這場官司不是『勝訴』──實際上最後在重審的時候雙方達成和解,我們支付了對方律師的律師費,起訴方則答應撤訴。這樣也爭取回來了1000多萬美元。」

C先生出生於北京,成長於台北,曾經長期生活在美國。在美國訴訟期間,C先生說,他利用自己家族在政界和法律界的人脈,給谷開來安排了很多活動,包括在華盛頓拜訪了愛德華·肯尼迪的家庭,到國會與范士丹(Dianne Goldman Berman Feinstein)見面。范士丹是舊金山唯一的女市長,資深參議員。C先生希望能用這樣傑出的女性來激勵谷開來,堅持走自己的路。而谷開來的表現也令人稱道。「開來很快就熟悉了外交上的場合、穿着、談吐等等,她的衣服雖然不是很貴,但很得體。」

「她其實挺有個性的,但是她懂得掩飾,分寸拿捏也比較得當。」C先生回憶,中國律師團在洛杉磯的時候,為谷開來舉辦了一個「開來之夜」派對,很多人都為她的風采傾倒。當時與谷開來合作過的美國律師柏恩(Ed Byrne)形容她十分聰慧,美麗迷人,英文十分流利,是「中國的傑奎琳·肯尼迪」。柏恩回憶,當年打贏官司後,谷開來邀請整個法律團隊及家屬到大連旅遊,「那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柏恩說,這是他近20年接觸過的「最奇異的案子」。

谷開來給合作過的另一個人──羅伯特·辛海因也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我認為她很有禮貌,非常善解人意,非常聰明。那些對她過於縱容自己、是一個魔女一樣女人的指控,和我所見的絕對是180度的不同。」辛海因說,他們當時住在豪華的大連金石灘度假村,時任大連市長的薄熙來晚上到酒店逐一與各位會面並握手,辛海因說他也對薄的性格魅力印象深刻,「他表現得更像一個美國政治家在公眾中工作的樣子」。

C先生曾陪同谷開來到日本參加「東京國際法學會」,他真實感覺到她的進步。「她的英語口語起初磕磕巴巴的,後來也講得很溜。到東京演講的時候,她也很下功夫,把15分鐘的英文稿子全部背下來,給下面聽眾的感覺她的能力非常強,這個演講是最得分的。」

這一時期,是谷開來作為獨立的個體生活得最充實的時候。「她能表現自己的獨當一面,她可以體現自己的才能,她講話滔滔不絕,有條有理,周旋在世界各國人士的中間,處理客戶的事情給外商留下的印象也很好。」C先生回憶。現在看當年那些照片,會感覺谷開來臉上的笑容是發自內心的,神情也非常自信。

曾在開來律師事務所工作的一位員工至今還保存着她的一張名片。名片上,谷開來的中文名字下面印着Horus.L.Kai。C先生回憶,有一次,他們一起去埃及等地參加一次文化交流活動,「在搭乘的埃及航空公司的航班上,我看到一本叫《Horus Magazine》的機上讀物,我建議她說Horus這個名字象徵太陽神,男女都適用,不妨就把英文名定為Horus吧,她也接受了,之後她律師事務所的英文名也註冊為這個名字」。

在大連時期,她更多以「開來」的名字出現,而刻意拋掉自己的姓氏。大連一度傳言她是中央另一名谷姓高級幹部的女兒。知情者說,薄熙來當時也支持她走這條道路,他私下揣測,一種心理是「她至少不會總是再為那些事情和他吵」。

不久,一位大連當地的記者化名在海外發表文章,指谷開來利用丈夫身份,在大連招攬生意。考慮到薄熙來對外的形象問題以及未來的政治前途,加之一些風言風語,1999年,大連的「開來律師事務所」關閉。

C先生後來也離開大連,搬到上海。以後,雖然每年仍與谷開來保持通話,偶爾也會在上海或北京見面,但兩人除了寒暄生活上的瑣事外,話題再很少涉及其他。在C先生心目中,那個曾經想努力做自己事業的一個優秀女性,已漸行漸遠。雖然後來法庭出示的一些證詞表明,谷開來當時在全國還有5個律師所,但是她基本上不再拋頭露面。那個意氣風發的「律師開來」也就此成為歷史。

改名「薄谷開來」

「爸爸常常和我議論媽媽,覺得她很偉大,有思想、有創意,做什麼事都做得非常好。當年辦律師事務所很成功,為了避嫌,她在事業的巔峰期毅然選擇了放棄。爸爸說,其實這不是一個人的損失,而是一個事業的損失。他甚至說,如果當時他自己退下來,支持媽媽去做,她會做得更好!她退出以後,就像隱居一樣,不參加任何社會活動,爸爸有活動讓她參加她也不肯。我特別理解,她最不願意被罩在爸爸的影子下,失掉自己。」這是薄瓜瓜後來對媒體講的一番話。對那時的谷開來而言,一方面失去了自己的事業,一方面又不願意生活在丈夫的影子下,於是兒子薄瓜瓜便成了她生活的重心和全部的事業。

谷開來與薄瓜瓜

當薄熙來在2000年離開大連到省里任職後,負氣出走的谷開來正在異國他鄉為孩子、為自己苦心經營着。在那些與她相識的人眼中,她是一位慈愛的母親,為了兒子的學業搬到倫敦。一篇報道說:「她會在簡樸的公寓里為朋友們準備熱度恰好為84攝氏度的綠茶──據說這樣可以避免燙傷茶葉;並且給來客們彈奏琵琶,一種類似於曼陀林的樂器。對一位中國高官而言,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是高官夫人的另一面,又是神秘莫測的。曾經與谷開來有過商業合作關係的一位英國人士透露,谷開來經常入住倫敦的文華東方酒店(Man darin Oriental)。這座酒店位於奢華的騎士橋街區,是全球最昂貴的酒店之一。

2004年,薄熙來離開瀋陽,到北京出任商務部部長,谷開來似乎不再耿耿於懷於曾令她「賭氣」出走的過往,而是更多地留在北京、陪同丈夫。曾經意氣風發的「金牌律師」從公眾視野消失了,代之以公眾面前溫柔、知性、得體而明事理的部長夫人。

與谷開來曾有數面之緣的Z先生,是台灣政商名流,常年行走于海峽兩岸,也是見多識廣之士。談論谷開來,他至今仍持很高的評價。「她是我在大陸見到的僅有幾個有大家風範、誠懇而不傲慢的女性之一。」值得一提的是,這位Z先生特別提及,有一次,他在北京亞運村某高檔酒樓宴請谷開來。在那裡,他們偶遇某高級領導人之子。對方已有些醉意,「手裡拿了一瓶威士忌里的藍瓶,算是檔次很高的」,看到熟人谷開來,他說:「給你們一瓶!北京現在也只有這家的鮑魚還能吃吃,這個酒能喝喝!」谷開來皺着眉頭看着對方搖晃而去的背影,然後又轉過頭來略帶歉意地說:「我們高幹子弟的形象都被這些人給毀了!」不過,隨着後來諸多負面新聞的曝光,他顯得有些困惑:「我覺得現在看到的開來和我當年看到的,好像完全不是一個人。」

此時的谷開來需要對自己的角色和生活重新調整。2004年8月,她在回國後用英語給一個朋友發郵件寫道:「你可能很難想到,我正在扮演家庭主婦的角色。」幾個月之後,她寫下更為傷感的話:「我真的總在懷念伯恩茅斯的生活,那裡很自由,並能讓我獲得進步。」

兇手

谷開來性格上的變化,不知道是不是與她的身體變化有關。據薄瓜瓜後來發的聲明中說,2006年,「她的健康狀況突然惡化,隨後深居簡出,自那以後,她已經克服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難」。

當谷開來涉嫌謀殺的消息傳來時,王某某還不相信。「已經認識了那麼多年,怎麼會呢?」據她說谷開來對海伍德的兩個孩子也很好,西方媒體在形容他們關係時用了「godmother」(教母)這個詞。

谷開來作為高級官員的夫人,她和商人應該保持的距離和界限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在看來,那些原本應該有的界限早已蕩然無存。她在使用徐明的錢時,完全毫無顧忌。而薄瓜瓜是怎麼面對這一切的呢?茨威格在給那位法國斷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寫的傳記中,提到她早年的奢侈生活,無比感慨地評價:「她那時候還太年輕,不知道所有命運贈送的禮物,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不知道如果薄瓜瓜未來有一天讀到此句,內心會不會有所動。

在北京生活後期,谷開來的健康出現了問題。據說在薄一波的追悼會上,她當場昏過去。被送到醫院後,醫生髮現她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神經系統受到不可挽回的損傷」。谷開來認為這是有人蓄意投 毒,而在她心裏,早已對「嫌疑人」身份有了明確認定。

1977年,薄熙來與前妻李丹宇的孩子薄望知出生,李丹宇與薄熙來離婚後,將兒子改為「李望知」。谷開來 對於這個孩子比較介意,是周圍一些朋友心知肚明事。一位知情者說,讀書時,李望知曾經在寒暑假時去大連看父親,「開來知道他來,但避而不見」。薄熙來也知道谷開來比較介意這一點,只是「偷偷對他好」。

據知情者透露,李望知後來結婚生子,妻子是大連一家著名企業老闆的女兒,據說兩人是在美國讀書時認識的。「開來失去工作以後,性格有很大變化。特別是從英國回來以後,一看到某企業做得那麼紅火,她認為薄家偏向大兒子,不依不饒,弄得老薄很為難。最後逼得老薄沒辦法,把那家企業的進出口權給要了回來。可是開來還不甘心,她還找人調查李望知,看他在美國有沒有財產之類的……搞了好多事。」一些朋友後來愈發覺得谷開來「變了」。

一個看起來事業興旺,一個仍然是在學校讀書的學生。這看起來有很大差異,其實也許只是時間問題──李望知比薄瓜瓜整整大10歲。如果薄瓜瓜正常發展的話,假以10年,他的前途也未可知。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但是身邊的朋友感覺,谷開來非常介意這一點,她不希望自己的兒子薄瓜瓜顯得不如李望知。

2010年,薄瓜瓜還註冊了一家「瓜瓜科技公司」。「我當時一聽這個消息就在想,瓜瓜這麼小就開公司,開來也太寵他了!」一位知情人回憶,他也揣測,「開來是不是太着急和李望知比了?」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薄瓜瓜公司註冊的負責人是張曉軍。張曉軍原是谷景生的勤務員,和薄瓜瓜年齡相仿,因而關係密切。「瓜瓜回國都是他陪的。」谷景生去世後,他又到了薄家當勤務員,最後因協助谷開來殺人而被捕。

到了重慶之後的谷開來無論從外形還是心理,都發生了巨大變化。她在重慶有一個身份證,出生年份改成了比實際年齡小5歲的1963,名字則成了「薄谷開來」。沒人知道她為什麼這麼改。對比起若干年前她刻意隱瞞姓氏而用「開來」這個名字,這是一個多麼大的反差。一些過去的朋友去看望她,都覺得她變了,這種變化讓他們擔心,但他們又表達不出那種令人擔憂的成分究竟是什麼。「最頂級的醫生每天都到谷家來,她很少出席正式場合,也停止跟舊識與朋友聯絡,她甚至連手機都沒有。」谷開來一直堅信有人在謀害她,「我去了幾次,她都說她中毒了,薄市長也中毒了,渾身都長了怪東西,她看我在笑,還不高興:『你怎麼不相信我呢?』老薄也只能在旁邊笑。」而後來對她的宣判詞里也提及:「薄谷開來患有精神障礙,對本次作案行為的控制能力削弱。」

2011年下半年,薄瓜瓜用iPad跟母親視頻電話,海伍德威脅他。「當時通話的畫面閃爍,說了幾句就斷了。」谷開來說,「我當時非常擔心瓜瓜在美國的安全,怕瓜瓜在美國被撕票了。」谷開來不能容忍有人對她的兒子做出威脅,她是那麼愛他,他們之間通信互稱「大兔小兔」,根據庭審,於是,這年8月,她開始動了除掉海伍德的念頭。

2011年11月10日,海伍德再次致信薄瓜瓜,稱「如果你言行不一,將會自食其果」。法庭後來作為證據出現的一句話是「I will destroy you」(我會毀了你)。怎麼理解這句話,每個人了有不同解讀。而在谷開來的庭審上,還稱海伍德「將薄瓜瓜 軟禁於其在英國的住處,藉此向谷施壓」的細節。不過這些後來沒有再被提及。

可是谷開來已經顧不上這些了。她決定親自動手──她後來告訴徐明,尼爾是間諜,她是為民除害。

谷開來的父親谷景生2004年去世,母親范承秀今年己九旬高齡,曾經在重慶生活過一段時間,現在由四女兒陪伴住在北京東四附近的一個四合院里。據一位2013年夏天探訪過她的友人介紹,老人家至今無法接受谷開來殺人的現實。「以前門庭若市,現在門可羅雀。」

「眼看他起高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至此,這場交織着權力、金錢、愛情、陰謀的一場人間大戲全部落幕。這樣的故事其實並不陌生,古今中外一直在上演,卻又不斷在重複。

有人曾經問過薄瓜瓜:如果你媽媽掉進海里了,你爸爸也掉進海里,你救誰?薄瓜瓜說:那我也跳進海里,我要和爸爸媽媽在一塊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