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天,台湾艺术家汪晓青的这组母子照在Facebook上被转发了三万多次,也屡次成为新浪微博的热门。

这组照片记录了她从2001年生育至今、不断思索“母亲”二字价值的过程。

怀孕时,汪晓青28岁,刚到英国念艺术博士,是同龄人中的“反骨”,花丛中最锋利的那片叶子。意外怀孕后,她决定留下这个“上帝给的礼物”——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不如去赌一下,看有没有可能,“他成长为他,我还能是我”。

从预产期前一天拍下第一张照片开始,每隔一年左右,汪晓青都会与儿子在上一次的合影前拍下新合影,每张新照片都以旧照片为背景,就像进入了时空隧道,一点点撬动着人们对于“母亲”这个身份的刻板印象。

传统的中国文化推崇“为母则刚”,将一个女性在成为母亲后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的牺牲和奉献,一句“伟大的母亲”就可以轻松带过,汪晓青并不接受这种漠视,她将这组照片命名为“母亲如同创造者”——母亲如同艺术家般充满创造的智慧,不但创造了生命,也在亲子关系上持续地创造出多样化的生活体验。

她没想到这组作品能在社交网络上引发如此大的关注,觉得“受宠若惊”也倍感欣慰,因为,这至少说明她作为艺术家与妈妈的坚持,“开始受到珍视”。

以下,是汪晓青讲述的这组母子合影背后的故事——

文 | 罗芊

编辑 | 金石

摄影 | 汪晓青

1

预产期前一天,2001

2000年10月的一天,我发现我怀孕了。那时候我刚结婚不久,跟老公一起去英国读博士。博士课程刚上了一两节课,突然有了一个小孩,这完全不在预期中。

我记得那天阳光不错,很舒服,但我却看着两条线的验孕棒在厕所里傻掉了,开始流泪,在里面呆了很久。然后出来跟我老公说我怀孕了,他本来是微笑的,但听到后一下就僵住了。那个情况跟电视剧完全不一样,电视剧里,大家很高兴,抱在一起飞起来,但现实中,我们一个哭得要死,一个人脸僵住。

我开始思考,要不要这个小孩,考虑了很久。其实我非常喜欢小孩,可是为什么他来我会打击这么大?我是艺术家,艺术家是一个非常坚持自我的角色,可是世人对于母亲的定义,尤其是华人的世界,在父权文化之下,母亲没有主体性,几乎都是一个牺牲自我、抛弃自我的角色,这实在是太冲突了。

巧的是,当时我们博士班有个同学也怀孕了,她36岁,丹麦人,没有结婚,她讲到自己的宝宝会特别开心。在英国的公园里,我还常常能看到外国妈妈推着婴儿车、带着小孩子在草地上玩。一群妈妈喝着啤酒聊着天,小孩在旁边爬,玩累了很自在地就回家了。她们怎么可以那么开心,还喝啤酒,一边做自己,一边带给孩子快乐。我就想,到底问题出在哪里?我也可以这样吗?

所以,我决定要生下这个孩子,我想看看有没有办法,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改变传统母亲的样貌。我想赌一下有没有可能,他成长为他,我还能是我。

我查了许多关于怀孕的资料和艺术研究,看到大部分都是关于女性怀孕时幸福的样子,没有母亲这个角色的自我投射和表达,都是传统的印象。但现实中,我和我的身体在一个小小的生命入侵后,变得没有力量,无法自主行动与思考,我常常昏眩、恶心、无力、疼痛,很多时候的状态都很糟糕。

后来回台湾待产时,我又强烈地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孕妇的那种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漠视。

去医院做产检,医生给我做超声波,却不让我看屏幕。他给我的孩子做着检查,同时还在跟其他人聊着别的事,我正要问一些问题,医生又打开门向外面喊,汪晓青的丈夫是谁,进来一下。明明我在这里,明明在给我做检查,但是能跟他对话的人,是我先生。

坐公车回去,常常遇到没有人让座,我觉得还好。但有一次,一个女生非常生气地跟所有乘客说,看她肚子那么大,为什么没有人让座?她很努力地跟大家对峙很久,最后,司机只是出来说了一句,不要吵了。

这就是很多女性怀孕时要面对的状况,别人不认为怀孕、做母亲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需要帮忙,你就是要牺牲自己,那个状况让我觉得很糟。

所以在预产期的前一天,我很生气地拍了这张照片。当时是在台北我的工作室里,我在座椅上给自己画了一个中国式的椅子,一个宝座,创造一个“位置”,还刻意在肚皮上写了“my belly,my baby”,就是“我的肚子,我的小孩”——这就像是艺术家创作一个作品后的签名。

在我看来,我做一件作品,花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做完了上去签个名,然后就可以去展览了,和很多人的工作一样,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创造,然而,一个女性用生命去创造、生产一个小孩子时,却被漠视了。所以,我要表达,我想用这种方式告诉大众,母亲并不是天然的牺牲者、奉献者,而是创造者。

2

一起按快门,2002

拍第一张照片时,我并没有想到会用这样的方式一直拍下去。当时,那张照片被放得很大,放在我的书房里。有时候,我会抱着小孩,指着照片跟他讲,你看你看,你以前在我肚子里面是这样,现在你已经长这么大了……

这样讲了几次后,我突然觉得有了一种对话的感觉——在那张照片里,我看到了自己的过去,我很疲惫、我很生气,而现在,状况已经很不同了,我在用自己的方式去做妈妈,是带着一点开心的。所以,我就决定在这张图前面再拍一张照片,就像一个时光隧道,如果每年都拍一张的话会形成什么样子?就好像这个妈妈一直在“生”东西,生下了这个生命,生下了这个作品,生下了她的生活。

当时我还在伦敦大学读艺术创作博士,我和导师沟通,能不能用personal history(个人史)的方式来做一组作品,受到了严厉批评,她说,谁会关心一个亚洲女性当母亲的故事?你应该做更大的议题。

我很惊愕,我不相信这张照片没有意义,又去见了我老公的指导教授,让他给我提一些意见。没想到,他说非常棒,非常好,他看的书多到不得了,但他说,他没有看过一个女性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于母亲身份的思考,他希望我继续创作下去。

就这样,我在第一张照片前拍下了第二张。照片中我的表情也不是很开心,因为那时候真的很累。

这并不是一张随手一拍的照片,我还想在照片中记录我那段时间的生活——你可以看到后面墙上贴着一些纸。里面有一张月历,上面记着育儿重点,他不吃什么、他吐了……像这样的小笔记;月历下面是一张他在镜头前转来转去的证件照四连拍;护照四连拍下面有一个小小的名片一样的东西,是我签的日期。我想把这些当母亲过程中紧张的、可控制的、不可控制的元素凑在一起。

我在拍的时候,小朋友一直动来动去,有一张是他把手伸过来要一起按快门的情形,我选了这一张,为这张照片取名“一起按快门”。

做这组作品,我在讲自我,讲一个母亲的创造,而孩子也有他的创造力,所以我觉得这张很棒,因为,他自主地想要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

3

儿子的脚裹石膏,2003

小朋友在两岁的时候,骨头还没有成长得很好,他在厨房里跑来跑去时跌倒伤到了脚,没有动手术,只是用石膏固定一下让他自然愈合。拍这张照片的当天,他就要去医院拆石膏了,我就决定拍下这一刻,庆祝他终于快要可以再一次自己行走。

照片中,我刻意用了脚架——他受伤了,需要用石膏来支撑,而我也需要帮助。在他受伤之前,我觉得什么都可以自己搞定,但当他受伤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就可以照顾他。但在传统的印象中,妈妈好像就是强者,应该搞定一切,但事实上,妈妈们都需要有一些社会支持跟家庭的支持,所以那个脚架代表了支持系统,所以我一只手牵着我的小孩,一只手在拍照。

其实我老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但你还是会发现,男生在专心照顾小孩子时,他不能做别的事情。而女生就不是,你专心照顾小孩的同时还可以处理家事,做非常多的事情,即便当你卸下了妈妈这个角色去做你自己的事时,你的心还是一直牵在那里。

妈妈这个角色好像已经无法和你剥离了,这也是很多人会漠视妈妈们的创造,将它们默认为“应该”的一个原因。

我在决定做这组作品时做过一个研究,采访了很多老妈妈。有一次我问我姑姑,你当了那么久的妈妈,会不会觉得做妈妈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她说当妈妈没有什么,当妈妈就这样而已。下一句就说,你不要再问我,你要不要问我先生?当妈妈就是这样,我都忘了。

我当时很惊讶,她很爱他的孩子,可是她觉得母亲这个角色不值得一提,没什么贡献,没有什么了不起,甚至是一个可以去抛弃的东西。

这也是我觉得我必须要做记录的原因。我要把这些东西记起来,我不要像她一样,明明做了非常多很重要很棒、甚至对孩子的未来有很大影响的事,却这么忽略你自己,别人也忽略,然后你的生命中,明明当妈妈花了那么多心思、那么多心血,结果对自己的评价却是这样浅薄甚至是有一点厌恶的状态。

但现实中,很多妈妈大概都是这样的,这几乎成为了一个模式,然后等小孩长大后她们还会被厌弃。所以,我要用我的方式做妈妈,用我的方式记录和创造。这也是在考验自己,我可以老,但我要用一些方式让自己的创造力不要消失。

4

庆祝圣诞节,2004

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还在英国生活。我们不过圣诞节,但我儿子读的英国幼稚园过圣诞节的,他回来后就说好好玩,整天跟我讲圣诞节怎样怎样,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们就来一起过圣诞节好了。

我们去弄了一棵圣诞树,圣诞树上的装饰品全部都是用我们亲手做出来的。那上面的星星是我们的手印——妈妈的手很重要,要去照顾小孩,还要去做自己的事;小朋友也很想要用他自己的手去创造这个世界,我还在那些手上面写下了日期。

我坐在后面拿着的那个盒子,是我的另外一个作品,叫“Mother Box”,母亲的盒子,里面放着很多我用来检视自己、记录小孩成长的物品。我觉得,这些重要的经验和努力的过程都是无法被“伟大的母亲”这类简单的话来代替或遗忘的。

box有很多个意义,有一个是礼物,另外一个boxing,就是拳击。那个boxing的意思是我还在战斗中,当时,生活中有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还是在奋斗的状态中。

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妈就会跟我讲,你长大后,一定要有自己的工作,不要完全依赖男生怎样怎样。但在给我灌输这些现代女性观点的同时,她也被困在传统中。

小时候我妈妈带着我出门,每次别人见到我,都对我妈妈讲,你的小孩好像你,真可爱,但当我妈妈告诉他们,这是她的第三个女儿时,他们就会说,好可惜,如果这个是儿子就好了。接着还问妈妈,你为什么不再生一个?连亲戚都常常对我说,如果你是男生就好了。亲戚们谈到那个话题(没有生男孩)的时候,我会看到妈妈和她们一起流泪。

而我从小就感觉到,当女生有一种被捆住的感觉——女生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脚不能张开,男生却没有关系,男生乱跑、调皮,大人会说,跑吧跑吧这样以后会更勇敢。

国中的时候,我念女中。开学第一天,校长说了一句话让我差点昏倒。他说,各位同学,大家都是女孩子,我们应该要好好学习,知道我们校训是什么吗?是温良恭俭让。我想说,温良恭俭很好,但为什么要让?让有那么重要吗?你不是叫我们很努力地向前走,为什么又要说女生的美德就是要让人。

这样的困惑一直到上大学还未解开。当时我在一所师范学校念艺术教育,身边的女生都是乖乖的,但我的第一个摄影作品就是“陷入黑色低潮的女人”,拍摄了很多女性黑暗的、沉闷的、不知所措的模样,学校里有男生谈到我说,“谁敢追她,太恐怖了。”后来我选择嫁给我老公,有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他对女性的尊重。

因为我的一些作品,很多人会称呼我为女性主义者。但我想表达的是,你可以是女性主义、也可以是男性主义,但我们都是为了让这个社会中的人舒服,绝对不是用一个性别去压倒别的性别。

这张照片中,我没有牵着小孩,而是用两只手来面对我的作品、打开我的作品,当然,我的脚还是跟他连在一起的。

5

布展,2005

四岁时,我儿子非常迷恋一个英国的卡通人物,叫Bob the Builder,是一个很像修理工的人,到处帮助别人。那时候,我博士班刚好有个展览,他就一直说,我要帮你弄,一直讲,很啰嗦,后来我就想说,对呀,为什么不让他来来试试看?我买了一个很像工具的玩具给他,他很兴奋,说自己是Bob the Builder。我就在博士班的研究教室拍下了这个画面。

我们跟小孩之间的关系还蛮紧密的。之前我妈妈一直说,你们两个不是要自由轻松愉快吗,那就把小孩留在台湾就好了。但我就打死也不要,因为我是教育工作者,我非常清楚,既然我已经生了他,就要好好地一起生活。这对于孩子的心灵很重要,否则孩子会有被抛弃感,阴影很大。所以,那时就算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我还是会自己照顾他,如果你剥夺小孩子跟你在一起的权利,你也了剥夺你自己生命的丰富度。

正好,他是男孩,我也没有经历过男生的童年,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一起成长,再活一次童年。

我曾经是一个蛮悍的女生,很硬,但和孩子在一起,他微笑,你会觉得全世界的温暖都跑过来了,这种相处是一点一滴的互动,一起改变一起成长,一起收获细微的情感,这让我变得柔软。

他从很小的时候就说我是最温柔的妈妈,他说我温柔,我吓一跳,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嗯……有个性的人,被小孩说温柔,还蛮有趣的。

6

用功,2006

拍这张照片时,我正在写博士论文,而小孩突然开始喜欢画画,然后边画边讲故事,你不听都不行。我在这边写写写,他就一直讲讲讲,如果你没注意,他就会一直拉你。

我很痛苦,甚至觉得有点火大,但后来一想,过去的妈妈也是这样,这边织衣服、修改衣服,小朋友也在旁边读书或怎样,所以我们就一起用功吧,所以这张照片就叫“用功“。

照片中,他好像是在画我们的宠物天竺鼠。画笔盒下面压着的那张,是他所有的画里我印象最深的一张,因为那一张画的内容是生与死。

当时我们谈起他的阿公(爷爷),他问我阿公在哪里?我说他在天堂,他说那我去天堂找他看看,他不愿意接受死亡就是消失,所以画了一个很高的楼梯,然后要爬上去见他的阿公,他从来没有见过他,但他画出的是怎么面对死亡这件事。

这就是他带给我的东西,我原本担心他会成为我创作的阻碍,但后来,他变成了创作源泉。

7

迁移与不安,2010

这张照片的名字叫“迁移与不安”,记录了一段我们比较漂泊的生活。

那时,我先生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回台湾任教,所以,我是在台湾写的博士论文。但我还是需要在台湾和英国两地之间跑,来来回回。小孩子在台湾读一年级,对他来说,英国已经是一个很遥远的地方,但他很想念它,所以晚上做梦都是在天空中飞,然后每天都折很多飞机给我,每一只都不一样。

我身上穿的是博士服,我原本想象是毕业后前途会一片光明,但我从英国回到台湾时,并没有回台北,而是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花莲,去做原住民文化的研究。

我们一直在搬家,从英国搬到台湾,然后回台湾又要搬家,随时都在打包。照片的右后方是一幅台湾地图,那是我小时候玩的拼图,代表着我过去认识的台湾,左后方则是一堆我们日常的行李箱,那时,我们需要带着旅行箱去重新认识台湾。旅行箱旁边还有一个桶,那里都是他折的飞机。

我们一直迁移,很不安,小孩子也不适应,有一百种不想写功课的姿势,他说,英国都没有功课,为什么回台湾要一直写?我最后选的照片中,他的表情有点生气,我也是想用这种方式表现他的不适应。

我确保每张照片里的每个物件、甚至每个表情都有意义、都成为一种提醒。现在,距离第一张照片拍摄已经过了十几年,有些东西我会忘记,可一看到照片就记起来了。这些提醒,就是摄影的魅力所在。它会告诉你那些事情曾经存在过,第一张照片越来越远,已经模糊到不清楚,就像人的记忆,模糊了,可它曾真实存在过。

8

筑梦,2011

拍下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们还是处在一个很不安、不稳定的状况中,小朋友还是不太适应台湾的教育体系,我需要花很多时间去陪伴他,而我自己也面临着很多选择,有一种风风雨雨的感觉。

所以,照片的背景中,我就用贴纸贴了一些云和风雨。我手里还拿着气球,这就是我们当时面对的状况,很脆弱,一碰就破,很怕掉下来,然后它只能随风飞,飞得很慢,也不知道方向是什么。可是我有个信念,就是世事再怎么变化,我们就是要一起走。

我们是站在地上拍的这张照片,然后将它竖起来,就变成了你们看到的样子,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很重要,人生充满了变化,看起来很不可控,但换个角度就不一样了,这张照片里,换个角度,我们好像就真的在飞。

这个时候,小朋友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大概从7岁开始,我给他拍照时,他都会做出各种怪表情,不想让你拍他。我会跟他沟通,告诉他你的这些照片,如果我要拿去展览,我都会问过你,我不会随便用你的东西,然后他就会愿意让我拍,因为他知道他是安全的。

我觉得,做父母需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平等性,这是英国的育儿文化带给我的成长。英国人教育孩子很有趣,很多家庭五点多就让小朋友吃饱晚餐,让他们七点就睡觉,然后大人们开始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他们一直在传递一种思想是:我会很认真照顾你,但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英国人会说,父母是上帝的代理人, 照顾到孩子到成年,成年后孩子就是上帝的小孩。他们这样的想法很有趣,跟中国人养儿防老、一生都粘腻的状态很不一样。

所以,我会尊重孩子的个人样貌,他是一只老鼠,就要养成老鼠的样子,他是一只恐龙,我就要让他成为恐龙的样子。

9

一样高,2014

在拍这张照片之前,我很早就开始拍摄了一组叫《我和儿子一样高》的作品。

那是一组很生活、很随意的作品。最初是我扶着他在英国家门口的矮墙上走,我发现我们居然一样高,这种互动带给我无比的喜悦,就拍照记录下了这一刻。之后,我开始寻找自己和孩子一样高的场景来拍照——这是一种视觉上的平等,我也希望他能做一个有平等之心的人。

汪晓青拍摄的《我和儿子一样高》系列作品。

我是在那组作品的启发下拍出这张照片的。拍照的那个阶段,他的个子长得很快,几乎是拍完的第二天,他就已经比我高了。

照片中的他穿着一件“I love photo”的T恤,这是当时我跟我老公一起做的一个请愿活动,希望政府能够成立一个摄影博物馆,去修复和保存一些老照片,不能因为这些老照片是私人的就不去正视它。我们做了这个活动后,政府很快就成立了一个摄影文化中心,博物馆也在筹备中了。

当时拍照的时候,我就跟我儿子说,你穿这件T恤帮我们宣传一下,然后他说好,我帮你穿——其实那个时候他已经很难得对我的要求说“好”了,同意拍照也是因为放在他身旁的、堆得很高的漫画和影片,这是他的收藏,我跟他说这样可以分享给大家,他才说了我愿意。

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我们的拍摄就暂停了。但随着这组作品在台湾、英国曼彻斯特、俄罗斯、韩国蔚山等地巡回展出,它开始产生了一些影响。

我拍出第一张照片的时候,母亲反应很大,她觉得我不该这样暴露自己的身体,但现在,很多亲戚、同辈也在慢慢改变自己,他们会跟我说,你的观念是对的。我在台湾的个展上,还常常遇到女生跑来跟我说,本来不打算生小孩,看了作品很感动,想要试试看,然后就真的去生了。

这组照片也让许多男性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在英国,非常多看完展览的父亲跑来跟我讲,我好嫉妒你,可以和你的孩子拥有这么好的时光,你们如此紧密,又充满创意,我也要赶快回去跟我的小孩呆在一起。但在以前,他们会认为这种陪伴是母亲的事,是理所当然且毫无价值的。

这就是我用十几年的时间去拍这些照片的意义——母亲不是一个单一、刻板的牺牲者形象,而是创造者,不但创造了生命,也在亲子关系上持续地创造着多样化的生活体验。

这也是女性力量的独特之处,她不一定要跟男生一样,拿着大炮大枪去战斗,她可以对最坚硬的东西慢慢潜移默化,那个力量才是真的强。

10

为自由而争辩,2018

在拍这张照片之前的三年里,他都不愿意再出现在镜头里,但在去年,他又突然愿意拍了,因为他说他也有一些东西想要去展现。

这次我希望探讨的议题是“青春与自由”。孩子进入青春期,就意味着我要跟我的青春说拜拜了。我手上拿的不是鲜花是干花,这表达着我有一种对青春枯萎的害怕,甚至说,你即将要面对的不是像过去一样向前走,而是开始另外一个陌生的阶段。这个阶段,我们母子间的状态,也形成了一个gap,不像以前那么亲密。

很多人都以为这张照片上的一些元素是我用photoshop弄上去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手工制作好贴上去,包括背景中的线条和对话窗中的文字。对话窗这个想法是他的提议,来自于他喜欢的动漫,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探讨各自理解中的自由。

在前一张照片中,放在他身旁的都是他很喜欢的书和影片,但这一张,他的桌子上全部都是他不喜欢的课本——现在他读高三,他想要考大学,认为上大学后就自由了,那就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要去看这些让他很痛苦的书。

而我的旁边放了一个“青田”,那是我这几年花了很多力气去经营的一个绘画机构。对于我做这件事,他并不理解,他会觉得你不是要自由吗,为什么还要用机构把自己绑住?但我想要教书,想要把这样美好的艺术传递出去,我也必须付出一些代价。

这张照片,我最开心的是他参与了创作的核心部分。妈妈如同创造者,而她创造出来的小孩也可以继续创造。

这些年,从母亲的角色来讲,我觉得我成功的地方是,他长成了一个独立的、能够接纳平等和多元的个体。他是跟我姓的,他会觉得,男女平等是正常的、自然的,男生不一定要短头发,因为他爸爸就是长头发,他们班同学对他说你爸好怪,他会开玩笑说,艺术家就是这德行。

今年,他即将18岁,而我也终于能再次穿下我20岁时的衣服了。自从生产之后我一直都无法再穿回20岁时的衣服,现在可以把这些衣服拉上去,我觉得真的好清爽,也很感动。虽然无法回到二十几岁的状态,但做母亲的这18年——他终于成长为他,而我依然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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