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近提供2万多平方米住房,每平方米1600元至1900元。若买两居室少说也要6万多元。一名大学生从参加工作起就日日节衣缩食,每月存储50元已是极限,100年才能买上两居室。”

 

这一段文字来自1989年2月20日《人民日报》第二版的新闻评论。

 

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要想拥有个人的私房不仅要有“财”,还要有“才”,由当时的总理周恩来审核。

 

1949年12月12日,著名作家老舍从美国回到北京。因为“迟到”,老舍被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的一个单间。没有写字台,他只能在梳妆台上写作。妻子胡絜青和四个孩子都还滞留在重庆。

 

此时政府对国家干部实行供给制,分配住房,不允许以单位名义购买私人房产。参照先期到达北京的作家们的待遇,他多半会被安排到公有的大宅院,给一两间屋安身。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人口激增,一是各类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纷纷建立,从全国各地大量调入干部,二是因城市工业、市政建设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招收农民进城当工人。据北京地方志和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48年为200.6万,到1949年年底就变成了420.1万,翻了一倍多。与其他大城市一样,北京住宅本来就不多——战争等原因造成房屋损毁严重,军队、机关又占用了大量房屋,于是出现房荒。

虽然一些私房被公家机关“没收”、“征收”,但这时北京私人拥有的房地产仍在城市房地产中占很大比重。据内务部1954年8月14日提交的《城市私人房屋情况及今后意见》,在北京,私人房地产占全部房地产的54%,私人房产主当中不少人拥有大量房产,64%的房主拥有房屋百间以上。

 

老舍曾经拥有自己的住房,又旅居欧美多年,便想自己买私房。于是,他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报告转给了当时的总理周恩来。

 

老舍与周恩来在1938年3月27日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即已熟识,当时周恩来是名誉理事,老舍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周恩来批准了老舍的申请。老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购买私房的作家。

1950年春,老舍买下东城区王府井迺兹府街丰盛胡同10号(后来更名为灯市西街丰富胡同19号)。此房占地300多平方米,分内、外两层的套院,内院为正院,北面为正屋,东西两侧为厢房。虽然邻近东安市场、王府井商业街,却闹中取静。

 

1949年11月到1950年2月期间,国内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一倍半以上,1950年3月才遏止住。由于旧人民币不断贬值,房主开出100匹白布的价钱。老舍请他在美国的出版代理人寄回500美元。

 

根据1950年3月13日的汇率,1美元可兑换4.2万元旧人民币,500美元等于2100万旧人民币。

 

老舍乔迁后,和妻子在内院的空地上栽植了两棵柿子树。每年秋季,挂满果实,火红、漂亮。于是,他们将新家称为“丹柿小院”。

 

文艺圈的朋友们到老舍家做客后,都为他有自己的小院而羡慕不已。其后,丁玲、臧克家、艾青、吴祖光等也都先后向上级申请买私房,并得到周恩来的批准。

作家们当时属于新贵阶层,不同于一般的党政干部。他们除了文艺级别工资比较高之外,都有高额的稿费收入。

 

1952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当于445元(此为折算为新币价值。1955年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新人民币1元折合1万元旧人民币,以下均为新币),每人每月的平均生活费为八九元。西安教师王佳从1952年刚到灞桥区李家堡一所小学任教时月工资48元。开始上班后,他在妻子单位附近的农村租房子,一间房子月租金4元。工资刚够养活一家三口,每周只能吃上一回肉。

 

著名作家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稿费就有2000元,加上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中篇小说《夏天》、短篇《瓜棚记》,5本不厚的书,稿费合计为18500元。

 

刘绍棠“半本小说买房”的故事在外界传得最响。1956年春,因为妻子生了孩子,21岁的刘绍棠花2000元,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光明胡同买了套“三合院”: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两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刘绍棠的一篇11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的稿酬就可以买4个这样的三合院。后来卖家提出还须卖出一幅古画,作价500元,刘绍棠接受了。

 

著名剧作家、导演吴祖光买的房最贵,花了两万块,其中一万多块是吴祖光在1947年至1949年流亡香港期间挣的。那期间,他任香港大中华影片公司编导、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导演,编导了《国魂》、《莫负青春》、《山河泪》、《春风秋雨》和《风雪夜归人》等电影。不足部分是他跟朋友借的。

 

当时,两万块鲜有人拿得出来。新凤霞捐给国家的两大箱行头戏衣、金银翠钻头面首饰,折合价值3000多块,这是她多年演戏赚来的。吴祖光和新凤霞夫妇在演艺界的地位,以现在为参照,至少一个相当于冯小刚,一个相当于王菲。

 

除作家外,归国华侨也可以买房,不过不是私房,而是新建房。

 

1954年7月,广州华侨代表向第一届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广州筹建华侨新村”的方案,并获得通过。这一年,中央发出《关于便利华侨建筑房屋与兴办公益事业的指示》,为安置好当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归侨、侨眷,满足归侨、侨眷购房和居住的需要。

随后,广州市政府在白云山南麓划地25万平方米,作为华侨新村第一期建设用地,并制定了一些惠侨政策,如住宅地皮免收土地费、免收房地产税5年,另拨给私人花园空间地等。这一带原是偏僻荒凉之地,只有一些农田和杂草丛生的乱坟岗,唯一的建筑物是一栋旧电报大楼,曾被日军占领,日军在战败撤退时纵火焚烧。1955年5月15日,由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主持了新村工地的奠基礼,3000多名华侨目睹中国第一个华侨住宅区——华侨新村动工。独栋房平均造价95元/平方米,集体公寓67元/平方米。材料成本不是调拨价而是市场价,因部分用进口材料较贵,如铁窗、铁窗花和柚木。

 

其后,上海、福建亦跟随兴建“华侨新村”。

 

其他纳入国家体制,也就是领国家工资的人,全部按职务级别分配住房。以上海为例,1956年工资改革时就按照行政级别将各级干部住房划分成了十几种待遇标准,明文规定:特甲级可享受200平方米以上的“大花园精致住宅”;特乙级可享受190—195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一级可享受180—185平方米的“大花园精美住宅”;二级可享受170—175平方米的“独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三级可享受160—165平方米的“上等住宅公寓”;四级可分得“半独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五级分得“120—135平方米的新式里弄住宅”;六级可分得100—115平方米的“有卫生设备的普通里弄住宅”;七级可分得80—95平方米的“无卫生设备的石库门房屋”;八级可分得“老式立柱房屋”;九级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简屋”等。

 

不过,除极少数高干外,绝大多数人得共用上述从各种有产者手中罚没的、刨除“大花园精致住宅”和“大花园精美住宅”的房子。其中,多数人住在“石库门房屋”。

“石库门房屋”结构上相当于现在的联排别墅,融合了江南传统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的形式。底层有前、后门,一般有一个4—6平方米的小天井,两侧是左右厢房,一间20—28平方米的“客堂间”、一个6—8平方米的厨房、一个小卫生间。上一道楼梯,有一间6—10平方米的“亭子间”,北向。再上一道楼梯,到二楼“房间”,跟“客堂间”面积同大。二楼上一道楼梯,有一个挑出的小阳台。再上一道楼梯,是三角斜顶的“阁楼”,有一扇“老虎窗”,约12平方米的地方可容人站直。

 

但这种满足一户小家庭安居的房子在1949年后面目全非。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学勤说:“比如永安公司的一户人家,在1949年以前有完整的石库门房子,1949年以后塞进来几家,塞到1976年的时候,一个石库门房子住进30多家,而且大家共用一个人家过去用的厨房。”

北京的四合院,在1958年开始“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时,开始“公有化”,那些作家们刚买不久、拥有私人产权的房子概莫能外。当时北京全市约有房屋120万间,其中92万间属于私人产权。四合院里按人口多少平均分配,一般都分到一间房,少数人分到两间房。一个四合院,往往住进七八户人家,有的面积更大的甚至住进了十几户人家。

 

私宅不够供给,政府亦兴建住宅区。一些新建住宅仿效清康熙年间八旗子弟兵和他们的家属们的临时居所,坐南朝北,成行、成排而建,排与排的间距约三四米,被称为“排子房”或“兵营式住房”。这种房每间14—16平方米,没有厨房和厕所,一排房或几排房才设一个公用自来水龙头,每排房起头处有个公共厕所,人们戏称“闻着味儿回家”。有的单位把中间一间前后隔断,分给左右相邻住户,每户得到两个一间半的房。住户多在自家向阳的前窗盖起小厨房,“用阳光换生活”,结果家里终日黑暗、油腻。

 

大量新建住宅参照苏联模式,为四层的住宅楼。这种户型无厅,只有狭长的过道,居室大间套小间,层高达3米或3.5米。

 

新建的住宅小区被命名为“新村”,住户是普通职工。但这“普通”字面外另有含金量。上海在西郊曹杨路一带兴建的我国第一个工人新村“曹杨新村”于1952年竣工,全部分配给沪西各厂1002名先进工人。20世纪50年代兴建的公房数量相对庞大的工人数量无疑杯水车薪,因此劳动模范和由工人提拔的干部才有份,普通工人只有继续住棚户区。

 

在棚户区,仍然可以像解放前,用几根木棍、几卷油毛毡加泥巴和稻草搭建一间小房。但这种房子没有一点“自主权”,雨常常是家里的不速之客,风不时来盗走屋顶。人们穷极思路来改善自己的蜗居。钢铁厂的工人每天带一包钢渣回家,打实、晒干成砖块,攒够量后,将家中的泥墙改为砖墙;在屋子里搭上阁楼;屋顶的油毛毡混稻草变为黑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棚户区的泥墙、稻草屋顶才消失殆尽。

20世纪50年代后期,棚户区弃用井水,有了自来水。不过,一个棚户小区仅一个“给水站”,专人管理着一两个水龙头。各户还得继续用水缸。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全国大兴建设福利住房前,国家建设基本停顿,人口自然增长,而住宅却无供应,国人的居住情况异常拮据。

 

一家三代人住在12平方米的一间房内,这样的情况在上海并不罕见,人均面积5平方米以下更是比比皆是。铁路新村某户人家因房子太小,以致晚上4个孩子得轮流睡觉,老大、老二睡上半夜,老三、老四先到外面去玩。下半夜老三、老四回家睡觉,老大、老二下床出去乱逛。父母和孩子同床的更不在话下。住石库门的人家,能在楼梯下的空当或者壁橱里摆一张孩子的床铺,就能引人羡慕。更多的孩子在阁楼长大。

知青们念兹在兹的家,待返回时却不知手脚怎么安放。适婚年龄,房子与亲密不兼容。为全国所乐道的上海人压马路谈恋爱的浪漫,委实是一部住房辛酸曲。房子令一些恋人劳燕分飞,不少人父母的那一间房先当婚房,后兼育婴室。此种情况下,家庭矛盾迭出,兄弟姐妹失和、父子反目,斯文人也演武戏。

 

单位的办公室或单身职工宿舍这样的“筒子楼”便被当作住宅分配。筒子楼里的住户,在自家门前的走廊垒煤灶、堆煤球,支上一张小木桌,权当厨房。

 

1979—1993年,全国开始偿还遗留的住房欠债。在此期间,共投资5799.75亿元建住宅,相当于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总额的95.4%,建房20.3亿平方米,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新建住宅总量的82.12%,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年的3.6平方米,提高到1993年的7.5平方米。

不过,福利分房原则依然是按资排辈,根据工龄、干部级别、职务、职称、学历和家庭人口等打分,分数排前者住房面积可能大一些,还能优先选择楼层、户型。此种规则的人为弹性相当大,解释权在单位领导,“地下关系”往往硬过客观评分。另外,单位的能量又决定了其提供住房的能力。机关、事业、全民、集体,单位行政级别的差异全反映到单位住房上。行政级别高的单位,住房位置往往位于城市中心,邻近重点学校,更有其他社区设施。

要想住舒坦,绝大多数人得仰仗单位和单位领导。于是,“激励”之下,个人的能力更多地走向承欢、取悦之路。商品房出现后,更多的人才能够挣脱人事的羁绊,有了自由追求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