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創造了中國的「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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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他們感到,中國需要外國人的幫助。這是因為,當他們閱讀中國學校的教科書時,他們感到其中缺乏四種東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學,二是缺乏真正的歷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經濟學,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中國溫州,一座以經商、移民、江南皮革廠聞名的城市,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座城市還有一個稱號,那便是「中國的耶路撒冷」。

1949年之前,溫州有基督信徒7萬餘,占當時中國的十分之一。儘管後來西方傳教士都被遣送回國,但直到今天,溫州信徒的人數依然佔到總人口的15%,達到數百萬人之多。十字架、教堂、聖經,在溫州的市區和鄉鎮隨處可見。

中國人向來以自己的傳統文化為世界中心,西方傳教士來華受到的敵意要遠遠大於歡迎。令溫州成為中國「耶路撒冷」,很大的功勞要屬於一個人,他就是英國傳教士蘇慧廉。

1881年,年僅20歲的蘇慧廉被教會派到了中國,在接到這個任務之前,他曾經說:「我願意去任何地方傳教,除了中國」。當時在他看來,中國是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居然到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面前出售一個純粹的理論,這個理論不能給他們帶來現世的利益」。

然而,1881年接到教會的任務之後,他還是毅然踏上了前往中國的道路,去那個「世界上最現實的民族」之間,出售他的「上帝福音」。

和其他傳教士相比,他的最大優勢就是語言天賦。他知道,想要在溫州傳播福音,首先要能懂得當地的語言。他只花了半年時間,就學會了溫州話。當地人驚奇地發現,這個來溫州不久的「洋毛子」,竟然可以用溫州話來勸導他們「皈依主的懷抱」。

不僅如此,他還用溫州方言翻譯了《新約聖經》,當地的鄉村婦孺連漢字都不認識,他就根據溫州方言的發音規律,創編了一套拼音文字,文盲只需要通過一兩個月的學習,就能看懂《聖經》,還可以用溫州方言寫信。

正是這個辦法,一下子就把「溫州市場」給打開了。在溫州傳教26年,蘇慧廉共發展教徒萬餘人,創建了9個聯區,270處分堂。

但是在數百年後,蘇慧廉和當時許多來中國傳教的「洋毛子」一樣,消失在了中國人的記憶之中。只有在一些塵封的檔案或者斑駁的字碑上,鐫刻着他們在中國的故事。

2

他們還帶來了文明的火種

有人卻慘遭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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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歲來中國,到66歲離開,蘇慧廉把一生中最青春寶貴的時光留在了中國。從一開始認為中國是「最現實的民族」,到逐漸愛上了這裡的土地和人民。

他後來曾在一本書的序言上這樣寫道:「不管我如何評述中國,我都是帶着一種對中國和中國勞苦大眾的真摯情感。我曾服務於他們,並在他們中間度過了我的半生。中國的未來需要耐心,也需要持續的同情。」

蘇慧廉所說的服務,並不僅僅是傳教,蘇慧廉還在溫州興辦學校、醫院,開創了溫州現代醫療的前身,如今的溫州第二人民醫院,最早就是蘇慧廉所創辦。

儘管他做這些事的目的,都是為了招徠信徒,但這些事情確實對溫州民眾有了實際的幫助。

更重要的是,蘇慧廉還向當時愚昧落後的中國,帶來的西方文明的火種。包括科學、民主、人權等思想,並將大量西方書籍介紹到中國,他直接或間接影響了一批中國的知識分子,比如胡適、陳寅恪、林徽因。

當時的中國,沉浸在「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儘管兩次被列強將首都佔領,依然認為自己只是在武器技術上不如西方,自己的制度、文化依然是領先世界。

蘇慧廉來到中國的時候,甚至找不到一張世界地圖。在蘇慧廉這樣的傳教士來到中國之前,中國老百姓看病只能看中醫,是傳教士們將西方現代醫學帶到了中國。

當中國民眾看到西醫「開膛破肚」為人治療,一開始無不大驚失色,只有那些實在沒錢看病的中國人,才會讓去看西醫,只要稍有辦法的,都不願把自己的身體送到「屠宰場」一般的手術台上。

是傳教士們一點一點讓民眾改變了對西醫的恐懼,蘇慧廉也是從幫人戒除鴉片煙癮開始,從一個簡陋的診所到後來系統性地引進現代醫學,使得他在溫州贏得了醫術高明的好名聲,許多人就是從被他治療康復開始,成為了忠實的信徒。

中國人,直到甲午戰爭之後,才徹底看清了自己制度和文化的落後,知識分子們要麼要求改良,要麼要求革命。

清朝統治者們眼看政權不保,只好縱容無知民眾起來「扶清滅洋」,義和團之亂由此誕生,他們衝進教堂,殺死傳教士和信徒,甚至連身上帶了「洋火」的學生都亂刀砍死,到最後包圍了北京的各國領事館,釀出一場大禍。

對付野蠻,八國聯軍用了更為野蠻的方式,直接攻佔了首都北京,帝國的統治者們倉皇而逃,留下滿目瘡痍的中國,屈辱地走進了20世紀。

而之前傳教士們帶來的文明火種,也在這場災亂之中奄奄一息。

蘇慧廉因為回英國度假,躲過了一劫,等他回來的時候,聽他的好友同時也是傳教士的李提摩太講述了「山西教案」的慘烈:一位叫法爾定的牧師全家被殺,包括三個不足十歲的孩子。暴民在母親面前殺了孩子,砍下孩子的腦袋,最後再殺了母親……整個山西教案共殺死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

這些來中國傳教、行醫、辦學的傳教士們,這些為中國帶來現代教育、現代醫療、現代觀念的人,將性命也搭在了中國。

3

他們

被中國人遺忘了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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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慧廉在中國整整待了46年,像他這樣的傳教士還有很多。

比如說他的好友李提摩太,在傳教的同時,也是中國現代傳媒的先驅者。他1891年創辦的《萬國公報》,經常向中國介紹西方文明和各國發展情況。是他,第一次將「馬克思」介紹給了中國人。

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傳教士100多年前在報紙上介紹的一位人物和他的思想,竟能在日後的中國引發出前所未有的巨變。

可以說,西方傳教士的湧入,為近代中國走向現代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拋開宗教信仰層面,我們只從傳教士們開辦的學校來看,就功不可沒。一開始教會學校偏向於宗教傳播,但到後來,宗教功能減弱,教育功能加強,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才,比如:詹天佑、唐紹儀、冼星海、林語堂、聞一多、竺可楨、茅以升、屠呦呦……

由西方教會創辦的燕京大學

但這些傳教士的故事和功績,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被刻意抹去和遺忘。

在溫州,關於蘇慧廉的記錄曾一度只有300字和一張模糊的照片,若不是一位溫州學者在全球各地的尋訪,恐怕今天我們也早已將他遺忘,他是溫州近代史上繞不過去的一個人物,都是如此,更何況其他傳教士?

今天的中國,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宗教,但西方先進的文明、思想、科學、制度,依然是我們繞不過去的需要學習的東西。

100多年前那位傳教士的話不時在我耳邊迴響:「多年以前,他們感到,中國需要外國人的幫助。這是因為,當他們閱讀中國學校的教科書時,他們感到其中缺乏四種東西:一是缺乏真正的科學,二是缺乏真正的歷史,三是缺乏真正的經濟學,四是缺乏真正的宗教。」

這四樣東西,今天的中國真的補齊了么?

蘇慧廉等傳教士告訴我們,不是任何西方人士來到中國都是不懷好意,不是任何西方思想都是洪水猛獸。對於這些在100多年前為中國現代化做出不可磨滅貢獻的西方人,我們至今欠他們一聲感謝。